歐元區是否為最適貨幣區？
何謂最適貨幣區？
在測度歐元身為國際貨幣的實力之際， 首先浮現的問題便是對「最適貨幣區」（Optimum Currency Area）的議論，所謂的最適貨幣區，指的是「貨幣整合的優點大於貨幣整合之成本的地區」。那麼話說回來，跨越國界的貨幣整合，對各個國家與國民經濟而言，究竟代表著什麼意義？基本上，主權國家都會擁有象徵該國家統一的自有貨幣，像是英國的英鎊紙幣上，就印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肖像。
當蘇聯解體、分裂為許多獨立國家之際，各個獨立國也都紛紛發行自己的貨幣。由於舊蘇聯時代，組成聯邦的各共和國都分別實施了計畫性的「企業聯合」（Kombinat）分業體制，使得蘇聯解體後，舊蘇聯區變成「同一個經濟共同體區域內存在著多種貨幣」的狀況，助長了經濟的混亂狀態，然而，發行自己的貨幣具有象徵民族獨立之意義，故即使明知會造成經濟交易之不便，各國還是發行了自有貨幣。由此可見，貨幣與國家主權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一個貨幣的存廢，甚至該說是政治上的問題。
另一方面，過去的歷史常呈現出「原本封建時代，國內存在著多種貨幣；後來隨著中央集權國家的形成而使國內貨幣統一，國民經濟因此成立」的發展模式。貨幣區與經濟圈的成立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而大多數情況下所謂的「經濟圈」，便是由主權國家的國境所劃出來的範圍。然而，若跨越國境的經濟交易非常活躍，那麼在這「跨國交易極端活躍地區」採行共同的貨幣，其經濟上的優點不無可能超越缺點，這個概念，便是「最適貨幣區」的概念。最適貨幣區概念最初是由加拿大經濟學者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lexander Mundell）於一九六○年代將其理論化的，後來並成為歐洲貨幣整合的理論支柱（譯注：蒙代爾也因此被稱為「歐元之父」）。
我們在這裡提到的「經濟交易」，除了交易「商品」的貿易活動之外，也包括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力或資本的移動。商品、人力（人才）、金錢呈現出熱絡交易的地區，將形成一個經濟共同體，也就可能轉變為最適貨幣區。不過話說回來，貨幣整合在經濟上將造成的缺點，究竟是什麼？若以一言蔽之，那就是「加入貨幣整合的國家，便無法採行自己獨立的金融政策」。那麼，金融政策與充分就業或是物價穩定等總體經濟政策的目標之間，究竟有著什麼關係？事實上，匯率的調整與金融政策是維持經濟均衡的重要工具。調降幣值能增加出口、減少進口，經常帳因此得以改善，國內的生產與就業狀況便會好轉，而中央銀行若調降政策利率，市場利率便會隨之降低，從而對利率敏感的消費支出與投資支出產生刺激作用。
在這裡，國際資本移動與匯率和金融政策這三者間的關係，就成為一個問題。在國際總體經濟學裡，存在著(1)資金的自由移動、(2)匯率的穩定（固定匯率制度）、(3)獨立自主的金融政策，這三個條件無法同時滿足的所謂「三難困局」。因為當匯率由於資本的自由移動而受到影響時，只靠金融政策這單一的總體經濟政策工具，要同時達成穩定匯率和穩定國內物價的目標，相當困難。而所謂的貨幣整合，便是在共同貨幣區內選擇前述(1)和(2)之優點，但犧牲(3)的一種選擇。貨幣整合，是將參加國間的貨幣交換比率固定為整合貨幣之際的匯率，變成同一種貨幣，故可說是最終極的固定匯率制度。
因此，在共同貨幣區內，若參加國彼此之間總體經濟狀況相異，便會發生無法以調整匯率或採行各國獨立金融政策的方式，來加以矯正之情形。以下，舉兩個例子讓各位讀者試著思考：
〈例一〉假設西班牙房市出現榮景，大量資本自其他歐洲各國流入，使得景氣過熱物價開始上漲。若西班牙未參加貨幣整合，中央銀行便能調升政策利率，讓匯率也隨之上揚，如此一來，過熱的景氣便能受到抑制，物價也能恢復穩定。
〈例二〉假設德國與法國在貨幣整合之前，發生了對德國的產品需求提高，對法國的產品需求降低的這種需求面衝擊。若對這情形坐視不管，將使德國發生對就業之需求超過充分就業水準，致使物價開始上揚的情況，反之，法國的失業率則會上升，貿易收支呈現赤字。遇到這種情況，只要調升德國馬克對法國法郎的匯率，兩國就能同時達成國內充分就業與物價穩定之目標，而貿易失衡的問題也能同時獲得解決。
但在貨幣整合之後，當參加國之間發生如前述失衡的經濟面衝擊時，便無法以調整匯率或採行獨立金融政策方式，針對個別國家的經濟狀況進行對應，這即是一項非常重大的劣勢。為了克服這個缺點，就必須能夠在區域內進行勞動力的移動，或是在政治整合的情況下進行財政資源重分配。
以〈例二〉的狀況而言，若勞工能輕易地由法國移動到德國，就能解決失業與物價上漲等問題，或者，即使勞動力不進行移動，只要能夠藉由政治面的整合，將財政往上整合到比德國和法國更高一級的政府，那也可以，只要建立「將在德國地區徵收的稅賦轉移至法國地區，於法國地區從事公共事業等用途」的財政資源重分配機制與裁量性的財政政策，便可同樣地解決總體經濟失衡的問題。十九世紀德國推進國民國家的統一之際，便在各個「邦」之間形成貨幣同盟；而該貨幣同盟之所以能夠成功，便因為其與政治同盟係互為一體之緣故。
歐洲貨幣整合的歷史背景
由於德國與法國間不斷發生的戰事，導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西歐已呈現一片毀損的狀態，兩國之所以對立的原因之一，便在於欲爭奪埋藏於國境地區的煤炭與鐵礦石等礦物資源，此外，能否取得魯爾區與洛林區的鋼鐵業，將直接影響國家的軍事實力，故像普法戰爭之後法國被迫割讓阿爾薩斯－洛林區給德國一事，便種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因凡爾賽條約而背負了苛刻的賠償責任，法國則以德國延遲繳款為理由占領魯爾區，招致了德國人民的仇恨，再加上由於世界經濟大恐慌所造成的全球集團經濟化，使得納粹因此抬頭，歐洲在經歷過這些教訓之後，為了再也不重複同樣的錯誤，決定將紛爭的火種（煤炭鋼鐵業）置於共同管理之下，因此開啟了歐洲的經濟整合。
在那之後，歐洲又陸續建立關稅同盟、創設共同市場等等，繼續推進更深度的經濟整合，而這些動作，其實都包含在為了實現一個強烈政治目標（誓言「不再發生戰爭」）下的長期計畫內。
貿易自由化對擁有競爭力的出口產業有利，但對缺乏競爭力、將受到進口商品衝擊的產業，或是服務於該種產業的勞工而言，則將造成損失。若資本與勞動力能迅速在國內產業間移轉，就不會有問題；但一般而言，勞動市場與產業間的調整都是伴隨著痛苦、也需耗費漫長的時間。以歐洲而言，歐洲由於經歷過前述那些歷史的糾葛、存在著歐洲整合的理念，再加上擁有切實將這個目標付諸實行的「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與其他為此目的而設之常設官方機構，故能成為推進經濟整合，達成貨幣統一的原動力。
因此，我們可說歐洲的貨幣整合並非是純粹基於經濟面之結果，而是背後蘊含著超越經濟便利性，而與安全保障相關的更高層次政治目的之努力。說得極端點，無論歐洲是否為最適貨幣區，在歐洲整合的終點線上，勢必會寫著「貨幣整合」這四個字。雖然許多經濟學者都認為歐洲並非最適貨幣區，而對歐洲的貨幣整合投以疑問的眼光（實際上，在整合貨幣的過程中也的確發生了許多困難與危機），但因為有前述這些背景存在，歐元還是問世了。
一九九二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為了創設共同市場，必須穩定各加盟國間的貨幣匯率，讓貿易交易與資本交易能夠順利進行，因此，歐洲在「歐洲貨幣體系」（譯注：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簡稱EMS，自一九七九年起維持至一九九九年）架構下，開始展開穩定匯率的工作。所謂的歐洲貨幣體系，是將各參加國之間的匯率，鎖定於某個中心匯率上下、一定範圍內的區域型半固定匯率制度。中心匯率並非依一籃子參加國貨幣決定，而是採用依每個任意貨幣組合分別訂定之方式。最後結果，各參加國貨幣都分別對德國馬克定出中心匯率，將匯率固定在該中心匯率上下一定範圍內（由於德國馬克是當時區域內最強的貨幣），故藉由這樣的機制，馬克便成為歐洲貨幣體系的核心。
戰前便曾經經歷過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的德國，為了維持物價的穩定，有著強烈堅守財政紀律、執行慎重的金融政策之傾向，因此德國物價與所得水準都極為穩定，再加上高度的技術能力為德國帶來強大的出口競爭力，使馬克成為歐洲最強的貨幣。而要將匯率釘住像這樣的馬克，自己國家也變得必須抑制物價與所得、維持財政紀律、並採行慎重的金融政策。
然而，法國與義大利等國家對物價的抑制並不足夠，使得法國法郎與義大利里拉數次對德國馬克呈現出貶值壓力。若發生此等失衡狀況擴大的情形，調降中心匯率是被允許之事；但調降幣值將導致進口物價上漲及實質所得下降，會使民眾認為政府無能，故常出現遲於進行必要的調整動作，導致失衡狀況擴大之情形。
此外，這樣的體系也還存在一個調整上的非對稱性問題，那就是為了維持匯率不變，主要負擔反而是由經常帳赤字之國家所背負，比方說，當法郎對馬克呈現弱勢時，法國就必須干預市場，以免法郎對馬克匯率跌破設定區間的下限。法國為了在市場上買進法郎，手中必須要有馬克；但德國對融資供給干預市場所需要的馬克給法國這件事，採取的是慎重的立場。像這樣的「調整的非對稱性」背景裡，隱含著的是「維持本國貨幣的幣值，是該國家自己的責任」這種想法。
在這樣的概念下，一旦經常帳黑字國採取通貨緊縮政策，提高價格競爭力增加出口，便會造成經常帳赤字國失業增加，而在這同時，經常帳赤字國為了維持貨幣匯率，也不得不跟著採行通貨緊縮政策。如此一來，經常帳赤字國勢必對經常帳黑字國誘導通貨緊縮的政策操作產生不滿。
以戲劇性方式將這個矛盾檯面化的，是發生於一九九二年的歐洲貨幣危機，當時，判斷英鎊對馬克存在著高度貶值壓力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以下簡稱「索羅斯」），於市場上全面放空英鎊（詳見本書圖表）。雖然英格蘭銀行全力捍衛，但最後英鎊仍不得不退出歐洲貨幣體系，此役，讓索羅斯被稱為「擊敗英格蘭銀行的男人」。而這段插曲，也寫實地將固定匯率制度那容易招致貨幣投機客狙擊的問題點，呈現在我們眼前。
存在著調整彈性的固定匯率制度，容易遭受投機客狙擊—因為在這樣的制度裡，存在著一種叫做「單向押注」的問題。一旦某個國家的貨幣由於經濟失衡而使調降幣值的預期心理升高，就會有瘋狂的市場賣壓拚命對這個可能貶值的貨幣進行放空，若該貨幣正如預期幣值崩跌，投機客便能大賺一筆匯兌收益；若該國的貨幣當局成功地捍衛了幣值，匯率未有任何調降，對投機客而言，也只不過是揮了一次空棒而已，並不會有任何損失。換句話說，相對於那相當可觀的期望報酬，損失的風險則幾乎趨近於零，所以被稱為是單向押注。
英國的選擇
在那之後，英國轉變為自行獨立的浮動匯率制度，亦未加入歐元。與歐洲大陸諸國不同的是，英國與隔著大西洋的美國有著更強力的連結。也因此，英國很晚才加入歐洲共同體。歐洲大陸諸國導入歐元之際，英國國民也發生是否應該加入歐元的議論；支持應積極加入歐元者擔心，「不參加歐元，將會在歐洲裡變得愈來愈孤立」，而在英國設廠的數家日系企業也表明了：「若加入歐元的方向性不明確，我們將不得不慎重考慮在英國進行的直接投資。」
的確，只要加入歐元，在與歐洲國家間進行商業往來時，就不再存在匯率風險問題，將更容易評估長期的收益計算，也更容易進行長期投資計畫。以這方面觀之，這對吸引以歐洲大陸為目標市場的製造業到英國一事，將會有良性影響。
但另一方面，亦有相當多意見站在總體經濟政策之角度，認為不加入歐元較有利—因為一旦加入歐元，就必須與德國採行同樣的貨幣金融政策。但英國與德國的經濟結構大不相同：德國的製造業占有相當大比重，且金融業係以銀行扮演較大的角色—尤其是產業金融的色彩相當濃厚。
相對而言，英國則是以金融業占較大比重，而金融領域又以股市等資本市場相關服務較為重要，並在倫敦市內擁有著匯集了國際型投資銀行的國際金融中心區「City」（以下稱「倫敦金融區」）。如此的產業特色，也造成英國的景氣循環實際上是與美國等國家的連動性較高。但景氣循環時點的一致，在導入共同貨幣金融政策時，是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因為，若某一方國家景氣過熱時、另一方國家的景氣卻陷入低迷，那麼共同的金融政策將陷入究竟是應該緊縮金融、或是該寬鬆金融的這種兩難局面。
基於前述理由，英國到現在仍主張，一直到與歐洲大陸各國呈現出同樣之經濟狀況、景氣循環達到一致之前，將維持自己獨立的浮動匯率制度，然而，由於英國的經濟結構與國際經濟關係，本身就和歐洲大陸各國不同，故經濟狀況能否變得一致，目前仍屬不明，而「未加入歐元，將導致倫敦金融區的競爭力下滑」這種意見，基本上並不存在。倫敦金融區的真正競爭力，並非是針對英國國內提供的金融仲介服務，更是在於其國際金融仲介能力與資訊產出功能；英語便利的都市機能、足以對金融業提供強力後援的會計，以及法律與法規之傳統等等，都為倫敦創造出一個有利於發展金融業的環境。英國究竟是否導入歐元，基本上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而英國本身便是EU會員國之一，在與EU諸國的經濟交易上，並不會發生什麼障礙。
「只要未有加入歐元的明確經濟優點，就沒有積極理由放棄獨立的貨幣金融政策…」那對EU的官僚制度抱持懷疑態度、不願輕易放棄主權的國民性，也造成英國至今都未有加盟歐元的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