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共時與時差
陳允元
雖然這本書、以及這個展覽是以「共時的星叢」為名,但在這篇序文,我更想花一些篇幅來談時差,或是做為時差之具現的脈絡差異。一九七○年代末風車詩社史料出土所帶給我們的衝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來談。首先,在戒嚴體制逐漸鬆動、但「台灣學」尚未興起的八○年代,風車的出土,讓我們得到一個發生於日治時期─或者說,國民政府來台之前─台灣自身的現代主義文學案例,能夠藉以重新檢視過往將台灣的文學視為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下、中國文學支流的文學史敘事。透過風車詩社(及其他也在一九七○年代末一同出土、翻譯的日治時期新文學史料),我們知道台灣在日治時期就有了自己的新文學傳統、甚至有了超現實主義接觸─儘管那並不直接取徑法國,更多是經由日本中介轉化的版本。且台灣到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時間,並不晚於中國,也要比紀弦(1913-2013)戰後在台灣發起「現代派」運動(1956)及創世紀詩社的超現實主義轉向(1959)早了二十餘年。
到了解嚴後台灣後殖民論述興起、作為學科以及準國家文學的台灣文學也逐步建置的九○年代~二十一世紀初,風車詩社及其他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台灣文學家作品,則提供我們一個新的觀察維度,在以寫實主義及抵抗精神為主流、強調啟蒙與反殖民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的建構中,得以另闢新章去談現代性、談美學與純粹、談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頹廢意識及精神創傷。
而到了人的移動與美學傳播等「跨境」成為顯學的當代,風車詩社又成為一個連結東亞乃至世界的重要案例,讓我們得以擺脫過往戒嚴時期對台灣閉鎖而孤立的想像,將台灣重新置回一張連結世界的高速度流動網絡,成為「共時的星叢」之一員,並稍稍緩解了長期以來我們對於「遲到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的焦慮。這樣曾一度「與世界共時」、但如今大部分的人已不復記憶、甚至不曾認識的戰前台灣,也許正是我們透過亞歷的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看到的新穎而遼闊的世界吧。風車詩社宛若一面鏡子,在不同的時代不斷給予我們新的刺激與觀看角度。但是下一步呢?除了作為台灣文學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案例、並滿足我們與世界共時的想像之外,在風車的轉動中,我們還能更深刻地看見什麼?
這便是這本書想進一步探問的。
當我們從「時間」的面向來討論美學的傳播,往往將世界置於一個以西方為原點的線性時間軸上,測定「非西方」與原點的距離。但事實上,許多脈絡的差異,都被時間軸化約為扁平的時差。一個簡單的算術:布列東(André Breton,1896-1966)在法國發表〈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時是1924 年,日本有了日版的超現實主義宣言〈A NOTE DECEMBER 1927〉是在1927 年,而台灣第一次有了超現實主義詩風的實踐者,是風車詩社成立的1933 年。放在時間軸上,日本與歐洲的時差是三年,台灣與法國的時差是九年,與日本則是六年。但這樣的計算能夠成立嗎?幾年的時差,究竟是長到難以忽視、或是短到可以逕稱「與世界共時」?我們如何測定時差的意義?從時間軸看,台灣的超現實主義是一種遲到的追求,那麼對當時的台灣而言又如何呢?在台灣,像風車詩社這樣的存在有沒有可能更早出現?還是,其實已經太早了?
以上問題,用簡單的算術是無解的,也是意義不大的。也許我們可以換個方式探問:布列東在法國發表〈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的1924 年,台灣文學界在做什麼?而北園克衛(1902-1978)等在日本發表〈A NOTE DECEMBER 1927〉並寄到巴黎的1927 年,台灣文學界又有什麼樣的發展?當我們把抽象的數字代之以具體事件,我們會知道:
所謂時差,其實是脈絡問題。
1924 年與1927 年,台灣分別發生了「新舊文學論戰」、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的左右分裂。在文學史上,前者正式點燃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生,後者則加速台灣文壇的左傾。從超現實主義的傳播來看,風車詩社在1933 年結成,距離布列東發表〈第一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九年;但若從台灣新文學的發展來看,風車的結成距離作為台灣新文學運動之象徵性起點的「新舊文學論戰」也是九年─或者說,僅只九年。孕育包含超現實主義在內的歐洲的前衛運動的生產條件,是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西歐文明理性的批判與不信任,以及對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等既有文學傳統的反叛。在日本,儘管並未全盤質疑文明理性而將現代主義諸流派狹義地理解為一種歐化主義、言語形式實驗來接受,但現代主義的發生,仍是對明治以降日本近代文學發展的一種革新。但在台灣,風車詩社結成的1933 年,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還很短,僅僅只有九年。
我無意、也沒有篇幅在這裡細談台灣文學史。但當張我軍(1902-1955)以〈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灣文學界〉等向古典文人宣戰,為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攻下第一座灘頭堡之後,事實上,對新文學形式體裁的理解、該用什麼語言書寫、台灣如何到達言文一致等諸多問題,仍在摸索之中。換言之,此時「台灣新文學」仍是一個有待建構的空白概念。且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生,是作為日本殖民支配底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之一環而展開的。肩負著社會使命的新知識分子,以文學作為媒介,在台灣進行文化啟蒙、推動民族主義、批判日本的殖民地支配,並在1927 年之後進一步與國際的左翼運動聯繫,以台灣的勞苦大眾為對象去書寫,謀求階級及殖民地的解放。即便到了左翼組織遭強勢肅清、政治社會運動空間盡失的1931 年以降,儘管不得不從運動中退卻、投向文學文化活動,但文學家的社會使命,仍未曾從他們的肩膀卸下。
其實,無論是左翼、或是現代主義,都能在當時台灣的報刊找到輸入的蹤跡。它們同時抵達了台灣。只是,在實踐上與世界同步率高的,是指向階級革命與殖民地解放的左翼文學,而非經由日本而成為一種純粹的言語實驗的現代主義。我想,這不能不說是殖民地支配底下台灣知識分子一種有意的選擇。
而當我們以具體的事件取代抽象的時差,我們似乎就不難理解,何以在同樣時空下的殖民地台灣,只有風車詩社同人伸手去捕捉超現實主義的系譜,甘願承受被同鄉人非難為「異邦人」的寂寥,也要試圖觸發閃爍著知性之光的暝想的火災。從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進程與須解決的課題來看,短短九年雖仍不夠成熟,但其實已經是過於壓縮且早熟了。風車詩社獨特的詩風,無疑受到舶來思潮的影響,卻同時也是台灣獨自歷史脈絡中的產物。思潮在極短時間內傳播,看似具有共時性,卻並不共享同樣的或類似的社會脈絡。那是一種重層的翻譯,並在翻譯之中創造自己的在地意義。此外,從殖民地支配下台灣知識分子的問題意識來看,與其說社會寫實派作家素樸保守落後,或是面對世界紛沓湧至的現代主義新思潮仍無動於衷,不如說,他們追求的是以文藝作為武器,去引發更大的社會能量、有別於美學革命的「另一種前衛」。他們把社會改造與殖民地現實批判放在文學的第一位,追求文藝的大眾化;正如風車詩人一心追求文學的純粹性與表現的革新。風車詩人與新文學運動的社會派作家,並不享有同樣的問題意識,甚至不在同一個對話平台上。既然如此,忽略脈絡的差異討論共時或時差,是意義不大的。
於是,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必須回到台灣的在地脈絡中重新檢視所謂的「共時」,以及這些藝術「星叢」之間的連結與對話關係。如果說我與亞歷合編的上一本書《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2016)的任務,是向台灣讀者介紹尚不被學院之外廣泛認識的風車詩社的文學、以及當時他們所能接收的「來自世界的電波」─同時代日本與歐洲的前衛藝術;那麼這一次《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的編輯設定,風車詩社除了是對象、是起點,更毋寧是透鏡、或是媒介,讓我們一方面看見與風車詩社同時代、跨國境、跨民族、跨藝術領域的藝文交流狀況,同時也反身辨識台灣在殖民地的條件下,在文藝路線的辯論、也在與東亞乃至與世界文藝思潮的接觸中,如何逐步發展出台灣文藝的自主意識,形塑台灣獨有的新文藝表情。雖然「現代」的概念來自西方、並經由殖民母國日本引入,但台灣的新文藝發展,無疑是一種經由我們重新理解、組裝、詮釋而誕生的「台製現代」新品種。這個部分的思考,呈現在本書輯I「台製現代:風車轉動中的多稜折射」的全新邀稿。撰稿的學者們,分別從東亞的現代主義及左翼系譜的這「兩種前衛」回探殖民地台灣的文學實踐,並思考各種藝術新浪潮紛沓湧至之際,台灣在音樂、美術、攝影、劇場、舞蹈、建築等領域的世界共振及在地實踐。此外,本書並不停留在前衛藝術大爆發的一九二○、三○年代,而是進一步向後延展至戰爭期的一九四○年代,透過戰時台人、在台日人藝文圈及國策電影的案例,討論國家機器對於戰時藝文場域的影響,以及終戰之後因政權交替、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等因素一度隱沒的台灣文學風景及其復權。於是,在星叢輝映之處,在時間的流動中,一條蜿蜒曲折、然而愈來愈清晰的台灣藝文大河,也在歷史的迷霧中逐漸顯影。
除了上述內容,本書也收錄國立台灣美術館「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域藝術時代」特展(2019 年6 月29 日~ 9 月15 日)的展覽圖錄、圖說於輯II;並特別規劃「跨媒介映射:歷史的回望與對話」於輯III,內有黃亞歷、孫松榮、巖谷國士三位策展人論述,以及部分展品的深度解說特稿。作為一個發生於2019年的展覽,它既是百年來台灣新文藝胎動萌生、發展、一度隱沒而終於復返的「結果」,同時也是許多台灣讀者(或美術館觀眾)藉以認識風車詩社及跨界域藝術時代的「起點」。由於兼具「結果」與「起點」的雙重性格,我們請設計師何佳興將之安排在左翻(=百年台灣藝文史)的末尾,同時也是右翻(=「共時的星叢」特展)的入口。如果你從展覽的入口進入,這本書的閱讀,就會成為一個由當代回溯歷史的過程。
在序的最後,我仍想不厭其煩地再說一次:在當代台灣,我們也許已不再總是需要透過風車詩社消弭或克服時差,而應該要更往前走一步,帶著足夠的自信重新思考時差的存在與意義。因為時差並非總意味著落後,而是不斷提醒我們正視脈絡的差異:即便置身連結世界的高速度傳播網絡,但我們無須成為日本,也不必趕上西方,也知道自己已與中國不同,而是在這之間懷著獨自的課題與問題意識,孕育現代的胎動,並在喜悅與陣痛之間,持續思索台灣文藝的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