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是一個出身倫敦東南部的勞工階級子弟,湊巧得到世界上最棒工作的故事。
過去近二十年裡,我協助調查了某些英國最受矚目的刑案,包括莎拉.佩恩(Sarah Payne)與碧莉喬.詹金斯(Billie-Jo Jenkins)的謀殺案,到倫敦的七七、七二一公共運輸爆炸案,還有亞歷山大.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毒殺案。
更棒的是,多數案件我都幫忙抓到了兇手。
我並非警探,我是一位鑑識科學家,一九九○年代中期,湊巧發現自己佔了天時地利之便。過去向來是警察主導調查,而我這樣的科研人員負責核實證據。我們是無菌實驗室裡沒有臉孔的科學宅,唯一的功能就是確認或排除證物。
然而一九九一年鑑識科學服務中心(Forensic Science Service,簡稱FSS)成立後,一切都改變了。該中心啟用像我這樣的人,希望能讓鑑識科學成為重大刑案的調查核心。
一九九六年,我成為該中心的重大犯罪專家顧問。我的轄區是南倫敦與東南英格蘭區;職責是從頭參與外界矚目的重案調查,協助辨識並發掘有助於破案的鑑識證據。
鑑識學就此「鹹魚翻身」,成為調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身為專家顧問,我熟知每起案件的重大決定、不斷演變的推論以及所有嫌疑犯,了解團隊所承受的壓力、過程中遭遇的誤導與突破,也跟調查團隊共度每個高低起伏。
但專家顧問這個角色確實管用!在這些調查中,鑑識學變成先發制人的力量,開發並驅動警方的關鍵調查路線。在鑑識科學領域裡,我們首開先例,大膽踏出犯罪專業之外,探索學術界、考古學與工業界的科學突破,然後把這些發現應用於現場調查。我們把像是DNA、化學跟纖維辨識這類已知科學,大膽應用於新領域中。
少了那些與我共事的卓越科學家們,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他們的獨創性、勤勉與堅持不懈——通常還承受著無邊壓力——應該廣為人知並得到認可。身為折磨他們的頭號大魔王,我早該給他們這份遲來的肯定才對。
這趟旅途並非一帆風順,我們也犯過一些該由我負起責任的錯誤;我也曾在最意想不到之處遭遇過勢利眼與抗拒改變的守舊力量。
不過多謝那些願意一起努力的同伴,我們成功讓鑑識科學協助破解了某些英國有史以來最具代表性、最令人困惑不安的案子。我藉由本書重新回顧這些案件,詳述鑑識學在破案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