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二○○八年一月，三箱總共一百二十七卷底片和西班牙內戰的照片出現在墨西哥。那是羅伯．卡帕、潔妲．塔羅，以及大衛．西蒙，也就是秦的作品。總共三千多張從未發表過的照片。導演崔夏．吉芙（Trisha Ziff）透過墨西哥將軍佛朗西斯科．阿奇拉．貢薩雷茲（Francisco Aguilar Gonzalez）的後代找到了箱子，三○年代末期，他在法國馬賽當外交人員，協助反法西斯主義的難民脫逃。目前，這些資料保存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等待研究。幾乎所有報紙都稱這個發現是新聞攝影史上的一大要事。
這部小說的靈感來自《紐約時報》刊出的一張照片，也就是在墨西哥找到的其中一張照片（見本書封底）。我指的是潔妲．塔羅躺在旅館房間的一張小床上，極為年輕，身上穿著卡帕的睡衣。如果她的眉毛不是修得那麼細緻，或許看起來就像個小男孩。她側躺著，一隻手壓在胸前，一頭凌亂的頭髮，左腳曲起，睡褲褲腳掀到膝蓋，一副翻來覆去許久才終於入睡的模樣。
我從以前就一直欣賞羅伯．卡帕。他的攝影集向來放在我書房裡尊榮的位置，跟柯多船長（Corto Maltes）、尤里西斯（Ulysses）、史考特隊長（Captain Scott）、邦蒂號（Bounty）上暴動的水手、希斯克里夫（Heatchcliff）、凱瑟琳．恩嘯（Catalina Earnshaw）、艾馬殊伯爵（Almasy）、凱瑟琳．克利夫頓（Katharine Clifton）、約翰．里德（John Reed）、露意絲．布萊恩特（Louise Bryant），以及所有奮戰不休的英雄，擺在一起。我不只一次想寫寫關於他的人生。我覺得我的國家虧欠他，至少欠一本小說吧！虧欠他和潔妲兩人。我真的覺得這是尚未償付的一筆債。而償還的時間當然還沒到。事情不用選擇，該發生的時候就會發生。
除了照片資料，有些書對於動筆前的資料收集階段助益頗大。第一本是理查．維蘭（Richard Whelan）撰寫，有關羅伯．卡帕的傳記，還有艾力克斯．凱爾蕭（Alex Kershaw）扣人心弦的傳記《鮮血與香檳》。為了營造馬德里、瓦倫西亞和巴塞隆納的氛圍，以及當時的政治陰謀、愛情陷阱，我參考了保羅．普雷斯頓（Paul Preston）的《烽火中的理想家》，其內容忠實反映並描述當時人們前去觀看事件卻遭到逮捕的過程，某方面來說，他們著迷於最後一場的浪漫戰役，或者說這是最後一場至少還能選擇黨派傾向的戰爭。此外，記者費南多．歐爾梅塔（Fernando Olmeda）由「辯論出版社」出版的有關潔妲．塔羅的研究也幫了大忙。礙於我的德文程度有限，幫我省了部分力氣，不需鑽研那些直接用德文撰寫的史料。費南多．歐爾梅塔的書蒐集了德國女作家伊梅．夏柏（Irme Schaber）大量的資料和證詞，後者關於潔妲．塔羅的傳記是當今發行過最具權威且最詳盡的，可惜沒翻譯成其他語文版本。她挖掘出二十世紀最有趣且最勇敢的一個女性角色，賦予她應有的價值，讓她免於遭世人遺忘。
這部小說也多虧幾位記者朋友的相助，他們是戰地通訊記者，從他們的新聞報導和著作，我學到原來有些旅程是一條不歸路；而戰爭，能讓一個人再也回不到過去。他們知道自己是誰，甚至也出現在這本小說裡。透過小說，我也向所有的通訊記者獻上敬意，他們有男有女，不論過去或今日，每天奉獻專業，讓我們能在每天清晨平靜地吃早餐時，知道世界是怎麼開始它的一天。
至於我，試著忠實呈現一些活在極限的人生，但也沒放過最黑暗或最具爭議的章節，像是那張聞名天下的照片「倒下的士兵」。所有關於內戰的故事都是經過查證的真實史料，同樣的，所有提及的作家、攝影記者、士兵、軍人的名字也都確有其人。其他部分，像是住址、家人回憶、讀物等等，則是小說家的自由發揮。
我想以羅伯．卡帕、潔妲．塔羅，以及大衛．西蒙，透過他們照片所傳達的精湛技術和熱情，呈現那個混亂年代的緊迫節奏和曲折複雜。但我沒攝影天分。所以只能以我的方式跟利器，試著拉近影像和文字間的距離。讓每個人都盡其所能。
最後我想說的是，從下筆到小說結束，作者也不再是原本的自己。就某方面來說，寫這本小說就像經歷了一場戰爭，代表了我的小說家生涯──一個沒有回頭路的所在。我的一部分永遠地停在砲聲隆隆的那幾年，天亮時，潔妲．塔羅穿著睡衣，甜美地從夢中醒來。
導讀
卡帕，喀嚓！
“ 死亡往往是一樁悲劇，尤其當時間已經倒數。”張照堂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一群西班牙武裝民兵在科巴多前線近郊作戰演練，做攻擊陣式給二十三歲的記者羅伯．卡帕拍照。其中一名叫玻里．葛西亞的民兵從壕溝躍起往下坡跑，突然雙手一舉，仰身倒地，卡帕在近距離的壕溝裡瞥見，還以為他模擬中彈，無意識地高舉起相機急速地按了張快門。一開始他不記得有聽到槍聲，只奇怪怎麼有人突然中槍倒地。接著有人去撿槍枝，又在同一個地方被射倒，槍聲大作。卡帕在驚慌中連拍了這段過程。不久，「倒下的士兵」登上法國VU雜誌、美國《生活》雜誌，傳遍世界，當時並沒有人知道這個士兵是誰，但卻都記住羅伯．卡帕──這個年輕的戰地攝影家。「倒下的士兵」後來成為西班牙內戰最有名的代表圖像，它連結了奮戰、犧牲、理想、悲壯等象徵情結，也被公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張戰爭照片。躲在壕溝裡，卡帕當時這一聲「喀嚓」，造成了他一生最大的內咎、聲名與傳奇。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D-Day，卡帕隨同美軍從法國諾曼第歐馬哈海灘登陸突襲，他帶了兩台Contax II雙眼相機，50 mm標準鏡頭，在猛烈的德軍炮火與洶湧的浪潮下與士兵們搶灘前進 。他時而攀著登陸小板、時而半爬半泳地高舉相機急促按下快門。在那佈滿地雷六公里長的沙灘上，兩千多名士兵陣亡了。喀嚓、喀嚓、喀嚓，卡帕在驚濤駭浪的第一時間內拍了四卷底片。返回倫敦後，他急速將這些珍貴的膠卷寄到《生活》雜誌倫敦分部沖洗。暗房助理將濕淋淋的底片放進烘乾器裡，用地板上的熱流圈烘乾。不知是大意還是焦急地想看到結果，助理竟將烘乾器的門密閉，因缺少空氣對流，結果過熱而導致底片的感光乳劑整個熔蝕，前三卷膠片全毀了，只救回第四卷中十一張底片。兩週後(1944.6.19) 《生活》雜誌刊登了其中十張，標題是：「有點失焦」（slightly out of focus），這是二次大戰決勝之役最經典而有代表性的第一手現場目擊，充滿動感與能量。照片登出後，轟動全世界。但標題「有點失焦」似乎暗示卡帕拍照當時因緊張、害怕而手抖的結果，卡帕事後否認了。他說，只有在炮火、浪濤中換底片導致手忙腳亂而已，照片失焦是當時動亂中使然。在槍林彈雨中拍照，固然需要無比的勇氣，但性命交關，誰能更鎮定去框景找角度呢？有位記者在搶灘現場弄丟了他的底片跟鞋子。卡帕說誰不害怕？但你別無選擇，只有勉力向前。他說：「恐懼不是壞伴侶，它有時能救你一命。」
一九四七年，卡帕出了一本戰地回憶錄，就以《有點失焦》為名，似乎藉此反諷生命、戰爭與歷史的虛實與荒謬。
正像西班牙「倒下的士兵」的意外喀嚓，歐馬哈海灘上另一次的失焦喀嚓，成就了卡帕為人傳頌的第二則傳奇。這兩次失焦、搖晃的剎那，儘管只是卡帕數萬張重要且聚焦的時代影像一二，卻最最為世人所廣知。它們除了紀錄下重要戰役的經典剎那，因為晃動、失焦的情緒投射，強化了現場參與感，緊迫、悸動之情躍於紙上。雖是凝止的一格，在戰役的情節與歷史變遷的歷程中，卻延伸了無限的動能與想像。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卡帕在距河內五十哩南的紅河三角洲田野中隨法屬聯軍輾轉行進，四周有防不勝防的越共伏擊槍火。卡帕與《時代/生活》雜誌的同行記者約翰．麥克林（John Mecklin）沿途攔上一部吉普車跟進，不久又跳下車，告訴伙伴說他必須趕到前面為弟兄們拍幾張照片，就往路旁的蔓草田野中急速行去，喀嚓、喀嚓、喀嚓，炎熱、詭靜的空氣中傳來微弱的快門聲，幾分鐘後突然轟聲大響，一個地雷炸開了，卡帕被高高彈起，俯身倒在爆炸的穴洞旁。約翰趕過去，扶著頭大叫他名字，卡帕兩、三次輕微地動了動嘴唇，就像睡夢中被打擾似的。時間：下午三點十分，四十歲的卡帕過世時左手仍緊抓著相機，這是他見證死亡的第三個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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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卡帕的故事不只這些，他與潔妲．塔羅（Gerta Taro）的烽火情史也是大家津津樂道的攝影傳奇。一九三四年，二十一歲的卡帕與二十四歲的塔羅在巴黎相遇，這兩個年少時在家鄉都因牽扯反政府運動而入獄的猶太子民，逃至巴黎後因個性與理念的接近相引，巧遇後結成一體，在攝影的道路上相扶摸索行進。兩年後，他們組成「影銷二口組」，改名換姓 (他們原名叫 Endre Friedmanm 與Gerta Pohorylle) 。
「卡帕」是他小時候的綽號，匈牙利語「鯊魚」的意思。「卡帕與塔羅」就好像「邦尼與克萊德」這對西部大盜一樣，名號響亮，適於闖蕩江湖。他們打扮、治裝，以便在西方世界推銷自己。「優雅不僅能救你一命，也能幫你糊口。」塔羅與卡帕深知求生三昧。提高身分與籌碼的曝光，令大家很快地記住他們，通訊社與報紙也因為他們提供的戰地照片稀有、即時與真實，也不想打破這個騙局而默認了。因忙於各地區的戰亂與採訪，他們聚少離多，但都在不同的戰事現場上留下許多令人難忘的時代印記。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塔羅隨著共和軍在離馬德里以西十五哩處的布魯內特採訪，在法西斯政府軍瘋狂炮火攻擊下，狼狽地撤退。塔羅與一堆傷兵擠在一輛敞篷已凹陷的黑色座車，她站在車子兩側的腳踏板上。車子經過一個崎嶇不平的丘陵，猛然方向盤轉動，一輛坦克的砲管朝她打了過來。車鍊掉到身上，十噸的重量壓住倒地的塔羅，她無法動彈，嚴重內傷。第二天凌晨五點，塔羅在醫院中去世，時年二十七歲。消息傳回，震驚文化圈。五天後，她所屬的法國共產黨部在巴黎幫她舉辦了盛大的葬禮，雕塑家傑克梅蒂在她的墳上，塑下一塊紀念碑。
塔羅出事那天，她在筆記上寫著：「當我想著菁英份子在這場戰爭中犧牲的人數，我覺得無論如何，我還活著實在不公平。」上天終於回應了她和卡帕心中的預兆。但除了死亡，上天對正義、公理的提問，可曾公平過？
「沒有景色比人類的歷史還悽涼。」二十七歲與四十歲結合的生命體，短暫地相聚三年，最後在戰火中豎起一面旗子，在槍火、喀嚓的詭譎風聲中，不屈的飛揚。這就是歷史的景色，這就是傳奇的悽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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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一生參與過五次戰爭，從西班牙內戰、中日戰爭、二次大戰、以阿戰爭到中南半島越戰。他堅稱永遠和軍人走在第一線，甚至：「永遠跑在軍隊前面。」卡帕帶著相機不停穿梭於亞、非、歐、美洲各戰區，除了與塔羅那甜美、心碎的即逝戀情外，旅館、酒館與戰場的時光磨耗幾乎就這樣形構了他的一生。
在塔羅的形容中，卡帕一方面是個天真、霸氣、不修邊幅、獨來獨往、狡猾、無畏又自負的鮑伯（Robert），一方面又是正直、浪漫、敏銳、可靠、有理想與愛心的安德烈（Endre）。卡帕無法忍受專制、獨裁與不公，就像他無法忍受安逸與靜寂。他張著獵犬式的眼睛，在動亂與不安中沒命追逐。戰爭與苦難的殘暴與痛楚，迫使卡帕在烈酒中對抗虛無，在炮火中尋求救贖。
戰爭的本質是甚麼？卡帕說：「戰爭中，你必須選擇憎恨一些人，愛憐一些人。你必須選擇一個位置，否則你無法忍受發生的事。」卡帕選擇的位置是見證：「在戰場上，除了拍照，你什麼事也不能做，要忍受這一點很不容易。」
為什麼卡帕非投向戰場不可？他說別無選擇，只能孤注一擲。他是天生的賭徒，不說大道理，察言觀色後就將人生的骰子拋出去。作家薩洛揚形容他就像個橋牌賭手，副業是拍照的。卡帕喜歡將戰爭比喻為賭局與女人，他說 ：「戰地記者的生命就像他手中握的賭注一般，他可以押這這隻馬或那隻馬，但他也可以在最後關頭將它收回自己口袋中。」 戰爭像一塊磁鐵，他說：「對一個戰地記者來說，當你錯過一場戰事，就好像你拒絕了拉納．透納的約會。」但無止境地在戰爭中翻滾進出，卡帕最後在越戰採訪中似乎也有點力不從心了。他說：「這場戰爭就像一個年老色衰的女演員，愈來愈危險，也愈來愈沒東西拍。」卡帕預言的沒錯，他最後落入這危險、致命的陷阱中，但也是他的宿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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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立茲文學獎作家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曾經於一九四八年和卡帕在蘇聯採訪過一段長時間，他說卡帕是用「心血」拍照。他說，攝影機對他而言，不是冰冷的機件，而是心靈與思想的延伸。他以寬宏的胸懷、全然的熱情、高超的技術和無以匹敵的勇氣和冒險心，來對抗槍彈。他的影像揭示了戰爭的醜陋，更彰顯了人的質素與情懷。「卡帕的照片初看之下，看似偶然或無意中拍到的，其實不然。卡帕的攝影作品蘊含了寬宏的胸襟和無限的同情，他的照片絕不是意外，裡面的百姓與戰士的情感也不是偶然。他拍到心痛與愉悅的剎那，他拍出思維。他創造了一個世界，那是卡帕的世界，無人可以取代。」
史坦貝克說，卡帕的偉大貢獻是雙面的，一方面是他捨身建構起豐碩而活生生的時代檔案和國際圖片網路－－馬格南通訊社（Magnum），更重要的一面是他對年輕攝影家的指導、鼓勵與提攜。他以身佐證了一個人可以靠他的相機過活，又能真誠地面對自己。許多年輕人受了他的感召，投向報導寫實路上，終其一生。
卡帕與秦（David ”Chim” Seymour）、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及喬治．羅傑（ George Rodger）四位攝影家在一九四七年成立的「馬格南通訊社」，是世界上第一家由會員共同擁有與經營的攝影團體，當初設立的目的是想藉由各地不同的優秀攝影家，將世界發生的當下狀況傳播出去。「馬格南」是一種大瓶裝的香檳酒名，當時戰地記者常在生還之後, 喝這種酒與朋友慶祝。「馬格南」象徵了刺激、興奮與成功歸來，酒鬼卡帕以此為名，大家欣然同意。
六十四年前由卡帕發起的「馬格南通訊社」，竟然活存到現在，甚且由當初的四人小組擴展到今天的一○三個會員，幾乎網羅了全世界最優秀而負盛名的攝影家，累積了近二十萬張精采原作，他們動向瞻觀，被冠以當今最大的攝影家族與龍頭名銜。豎立馬格南的偉業基石與典範指標人物，應該非卡帕莫屬罷。
一九五四年，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設立「羅伯．卡帕獎」，獎勵每年最傑出的戰地/人道攝影家。W. Eugene Smith、Larry Burrows、Josef Koudelka、David Douglas Duncan、David Burnett、 Raymond Depardon、Eddie Adams、Susan Meiselas、Steve McCurry、James Nachtwey等名攝影家都名列在座。後卡帕世代的攝影家，面對層出不窮的動亂與苦難，以更詭譎、多變的視野，緊跟在卡帕身後。
受到羅伯．卡帕影響很大的還有他的弟弟──康乃爾．卡帕。康乃爾（Kornel）是一九三六年到巴黎投靠他的哥哥，他原本想去學醫，為了維生在一家商業攝影店打工，閒暇時當起卡帕的助手。他在寄宿的旅店浴室中整晚沖洗膠片，並幫卡帕、秦、布列松這「巴黎三劍客」放大照片。為了省電，他常在早上用報紙包著濕淋淋的相片去上班，午餐時間再利用公司暗房的烘乾器烘照片，後來因使用太多電量而被開除了。
當然，康乃爾接觸了這些照片也開始蠢蠢欲動起來，卡帕教了他很多。康乃爾說，家族中出了一個戰地攝影家就夠了，他留在陣線後。康乃爾在政治、社會議題與生活、人群的影像捕捉頗有乃兄之風。後來他移民美國，成為《生活》雜誌一員，也加入「馬格南」通訊社，跨足世界。卡帕在越南陣亡後，為了不讓其兄的作品跟他一起消失，康乃爾於一九七四年成立「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總部設在紐約。卡帕生前七萬張以上的底片，最後在這裡找到一個永遠的家 。ICP廣納世界各地傑出攝影家的作品，照片收集超過十萬張以上，在保存、展覽、研究、教學、出版、交流上的貢獻，獨一無二。
卡帕與康乃爾這對兄弟檔，聯手撐起見証與延續的攝影江山，他們在投入與獻身的步履中，相扶前行，其所建構的宏巨風景，又是一則佳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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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末，三個包括一百二十七卷底片、原作與書信的手工舊箱子在墨西哥被發現，它們是卡帕、塔羅與秦在西班牙內戰（1936-39）的心血之作，也是納粹在入侵巴黎時，卡帕匆匆撤離時所遺失的。二○○七年底，這批失而復得的珍貴史料被送回ICP，半世紀前的封塵影像逐一出土，「倒下的士兵」那一長條底片就在裡頭，許多謎在裡頭。「失而復得」這個攝影史上的意外盛事，令卡帕的傳奇再添一樁。喀嚓、喀嚓、喀嚓，這三個箱子裡還有甚麼驚奇？到底卡帕又要告訴我們甚麼歷史的失焦，誰也無法預料。
《等待卡帕》，到底誰在等待？塔羅在等待，我們也都仍在等待。這本傳記體的模擬小說，雖說近乎史實描述，但是很多場景真偽莫辨，就像所有的自傳一樣。卡帕製造了傳奇，他相信傳奇嗎？如果他看完這本書，他會有甚麼反應呢？我想應該就像蘿絲．奧肯（Ruth Orkin） 一九五一年在巴黎酒館拍的一張照片：卡帕右手支著臉，露出嘲諷的微笑斜瞪著鏡頭。喀嚓，這一張倒沒有失焦。
張照堂
攝影家、影像作家及紀錄片工作者。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榮譽教授，獲國家文藝獎及行政院文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