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中有詩 詩中有畫——葛拉斯的水彩詩
文∕劉惠安(輔仁大學德文系專任副教授)
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Günter Grass )今年歡慶八十歲生日,記得幾年前第一次看到他,他在舞台上朗讀唱詩兩個多小時,結束後毫無倦意地回到後台和我們打招呼,當時我還讚佩他精力充沛,他也打趣地回說,在舞台上就是能生龍活虎、精力百倍。的確,他以滾滾不絕的創意,源源不盡地創作,帶給世人橫跨世紀的歷史見證與文學藝術印記……
八十歲的葛拉斯,前半生顛沛流離:1927年10月16日生於但澤(Danzig),即今日波蘭北部的海港城市格但斯克(Gda?sk),因地處海洋政商樞紐,自古以來即為德意志、波蘭和許多民族必爭之地。葛拉斯自幼便感受到周遭環境的緊張氛圍。他於二次大戰間加入希特勒少年團,大戰結束的前一年(1944),正值十七歲歲青少年期的他,接受徵召入納粹裝甲部隊,親身經歷了戰爭流離的苦難以及為求生存餬口的人生百態。
1946年希特勒少年團的領導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 1907-1974)於紐倫堡大審中,承認納粹統治集團計畫式運送猶太民眾至集中營屠殺。葛拉斯這時才因「自己人」認罪而承認德國人所犯的罪行,他本來所相信的世界至此徹底瓦解崩潰,他從納粹帝國的幻想甦醒過來,成為他日後不斷進行實際觀察、思考反省、提示世人不應重蹈歷史覆轍的肇因。
戰後冬天葛拉斯由美軍俘虜營釋放出來,他雖看盡凍僵的餓蜉流民,但卻天真無慮地寫下自己的第一個願望:成為雕塑家,時年十九。他想進入當地的杜塞爾道夫藝術學院學習雕塑,卻因學校關閉,只好先到附近的雕刻工廠作石匠學徒,還做過門房,同時也為年長男士繪製人像圖,以換得一室十人共睡的棲身地。
1948年杜塞爾道夫藝術學院復課,葛拉斯開始學習雕塑與繪圖,直到1952年完成了許多雕塑、素描、銅版與水彩作品,主題大半為雞或飛禽類。1951-52年間身無一文以沿途打工方式遊遍法國和義大利。1953-56年間在柏林造型藝術學院拜雕塑家哈爾桐(Karl Hartung)為師,繼續學習雕塑。1954年與瑞士芭蕾舞者安娜?史懷茲(Anna Schwarz)結褵(但於1978年離婚,1979年與鄔特?辜訥特Ute Grunert結婚至今);1955年安娜與葛拉斯的妹妹娃德嬈(Waltraut)合將葛拉斯的一首短詩寄至南德電台參與詩作競賽,獲得第三名,之後開始受邀至柏林的四七會社朗讀作品,同時亦在司圖加特開了生平第一次雕塑和繪圖的作品展。自此注定了葛拉斯畢生文學與藝術的雙軌創作。
葛拉斯不只努力創作,同時也時刻關懷德國社會的發展,因認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路線而曾多次為社會民主黨(SPD)的競選站台,例如1960至1970年代的社民黨黨魁布蘭德(Willy Brandt, 1913-1992)以及1998年的施若德,兩人均贏得選舉。葛拉斯自述:「政治事務對他來說有點無聊,雖常為社民黨的競選活動站台,但在沒有選舉時,他就批判社民黨,期待該黨能關注弱勢民眾的需求,這是因為到處都充滿了不平不義,當舊的不義消失時,總會出現新的,他雖不全然贊同社民黨的政策,但社民黨似乎總在蛻變,也因該黨沒有最終目標好讓眾人可永遠追隨歌詠頌讚,這就是他始終對社民黨持肯定態度的理由。」
葛拉斯自1950年代起不僅創作出許多藝術作品、詩集與短篇作品,且在1959年完成了長篇小說《錫鼓》(Die Blechtrommel),並在1960年代出陸續出版了《貓與鼠》(Katz und Maus)和《狗年月》(Hundejahre)。這三部作品以在但澤發生的歷史事件為故事開始的背景,亦稱「但澤三部曲」(Danziger Trilogie),讓德人驚訝其細緻描述德國社會變遷中市井小民的隱晦,遭到許多衛道人士的排斥,但卻獲得德國青年的喜愛與國際文壇的驚豔,曾於1994至2002年任德國憲法法庭主席的林芭赫女士(Jutta Limbach, 1934-)曾說:「葛拉斯的作品是我們那個時代青少年異常喜愛看的,因為它們填補了我們所需要知道的漏洞,讓我們感受到真實的人生價值。」
這本《給不讀詩的人》水彩詩集是葛拉斯繼1995年秋發表長篇小說《遼闊的原野》(Ein weites Feld)之後,於1997年出版。《遼闊的原野》係借已逝德國文豪馮塔那(Theodor Fontane)之名,由書中主角Fonty之口,表達出對德國統一太過快速倉促,忽略民眾實際需求的看法,因而引起德國政界與媒體的撻伐,德國《明鏡週刊》(Spiegel)甚至在1995年第34期的封面刊登出德國的文評教父雷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作勢地呼喊「我親愛的葛拉斯……」、卻撕毀《遼闊的原野》的圖片,讓葛拉斯認識到自己的作品彷彿是向那些沈浸在慶祝統一的歷史贏家與他們追隨者的湯裡吐了口痰似的,這樣的回應讓葛拉斯非常難過。
他再度浸沈至藝術創作工作,重拾起畫筆,這一次是水彩畫筆,距離他上次拿起水彩筆的1960年代已過了三十多年。葛拉斯與鄔特這次仍是到他們常去的丹麥小島莫恩(M?n),在度假小屋裡安靜放鬆、觀察描繪自己身邊的事物。心中起初仍對德國媒體與文評的批判難以釋懷,所以在開始繪製丹麥森林的幾幅水彩畫中,總是帶有陰鬱的灰褐與深藍綠色調。葛拉斯在2004年出版的《五十年的工坊報告》(F?nf Jahrzehnte-Ein Werkstattbericht)中自述了1995年秋天開始以水彩作畫的情景:
幾年前我還在此畫出那些傾倒的樹木而完成了《朽木》(Totes Holz)畫集,而今,這片森林卻讓自己感受到倖存的大自然,當我以水彩繪出那些平滑的山毛櫸樹時,全然沒考慮到現今的藝術品味,只察覺到當每棵樹木在面對我時,那種近似幸福的感受,至少已讓我暫時逃離了那些在文學界的獵人頭爭競。
在丹麥小島上的生活,讓他開始注意自己周遭的事物,他提起畫筆,發現……
水彩畫的工作,時而需等待畫漬透乾,時而需即時快速補上畫底色彩,潤濕中的潤濕,或在半乾間滿溢著明亮空曠的背景,沒有一個是我這個畫者所熟悉的輪廓,時而瞄下大自然,發現到愈來愈多的形狀與色彩,不是我們的腦袋可預測出來的。
1996年春葛拉斯陪三個女兒去義大利的翁布里亞(Umbria)度假,幾人途中的對話讓他突發靈感地想在水彩畫中題詞,在畫中隨興地寫詩,起初的詩只有四、五、七行,用水彩筆寫上,葛拉斯為這樣的創作形式取名「水彩詩」(Aquadichte)。
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就此展開……
畫中描繪的主題多半是些日常生活小物,像是在森林裡採集到的野菇、撿拾到的羽毛、沙灘上的貝殼、在丹麥小島或住家四處可見的蝸牛、壓扁的蟾蜍,或偶爾收集到的口吹玻璃杯。身邊的物品也都入畫,如他的菸斗和火柴、平日隨手可及的綠色鉛筆、鑰匙、自己常用的工具、葛拉斯太太鄔特在院子裡使用的工具,以及一直和他一起四處旅行工作的奧利維帝牌打字機,野外寫生時必備的水瓶,作畫用的海綿,還有工作台旁的陶土範本,出外常穿的鞋子、外套、常提的袋子、當年的房車等。
另外,葛拉斯也記錄了不同時令的景色:每年5月住家四周盛開的油菜花與那年在油菜花田裡含飴弄孫的歡愉,每年秋天在住家旁的那棵高大的核桃樹下採集核桃堅果,每年10月自己生日時可撿拾到的栗子,每年秋天院子裡茂盛的葫蘆,秋末的蘋果樹,還有常在春天或秋末與鄔特去葡萄牙度假時種植的龍舌蘭。
這些看似瑣碎的尋常景物,卻處處映照出葛拉斯的心境,像是突然憶起少年時期的第一份工作:在石材場雕刻兒童墓碑;對自己出生地但澤的記憶和關懷;以及始終縈繞心中的對於時政的擔憂和不滿,如對政府將公營的德國郵政民營化的不以為然(「色彩學」),或由自己平日常用的工具聯想到柏林圍牆雖然倒塌,但那道牆似乎仍在德國民心揮之不去,尤其是以一片飯糊來比喻德國統一後的社會現象。
曾經與葛拉斯有過相當接觸的人也都入了詩:那些曾經同屬左派的朋友們(1968年葛拉斯並不贊同他們的革命前衛態度,而另助社民黨執政,但這些朋友之後卻往右靠攏,投靠保守陣營);以羽毛吹起飄浮來暗喻自己並不會如布蘭德被眾人遺忘;還有對那些不友善文評者的嘲諷。
在完成本書時,葛拉斯時年七十,或許感受到自己終將歸於塵土,彷彿一位長者訴說將死,但卻又突然難以抑制的樂觀起來(葛拉斯鮮少用驚嘆號,但此詩以驚嘆號作結尾):
平日來敲門了∕花園越過了籬笆大喊∕櫻桃已經熟了!
這些完成於1995-1997年初間的水彩詩,勾勒出葛拉斯個人的生活與思想,就如葛拉斯的編輯Helmut Frielinghaus所說:也許正因這些個人的感受與輕嘆,讓許多原本的憂傷轉化成了詼諧,這正是這些水彩詩成為藝術鉅作的道理。葛拉斯為非讀者輕輕地抬起又放下,但又饒富深意,若不是畫中時而乍現的輕盈愉悅與青綠無憂,或許就可視為是——年長的智慧吧。
正如葛拉斯的秘書Hilke Ohsoling曾為我引用本書內的一首詩來比喻葛拉斯:
我想和一袋堅果∕還有全新的牙齒∕一起被埋葬下地。∕在我躺下的地方∕發出了喀喇一聲∕有人就會猜想∕那就是他∕依舊還是他。
的確,這就是永不倦怠、永不止息、不甘寂寞地進行創作、思考、寫作、反省、秉著良知批判時政、繼續作德國人的麻煩人物——葛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