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國人如何搞砸曆法（節錄）
露絲‧伊萬（Ruth Ewan）有個既寬敞又明亮的房間俯臨倫敦的芬奇里路（Finchley Road）。馬勃蕈、核桃、鱒魚、螫蝦、紅花、水獺、金籃花、松露、糖槭、酒榨機、犁、橙、起絨草、矢車菊、鯇魚。2015年1月底，她在這個大房間擺放了她360個物件的最後一件，試圖倒轉時間。伊萬於1980年出生於亞伯丁（Aberdeen），是名藝術家，對於時間以及時間的極端野心無比熱衷。這項新計畫稱為「回歸田野」（Back to the Fields），它是種逆轉歷史的行為，充滿勇往直前和令人惴惴不安的氣氛。看在旁人眼裡，難免會懷疑是祭天作法的瘋癲行徑。
它確實很像巫術。這些物品主要是放在鑲嵌地板上，包括印度南瓜、歐亞澤芹、棉花糖、黑皮波羅門參、麵包籃和灑水壺，其中有些生鮮物品在室內條件下很容易腐壞，所以她的陳列偶爾會有不連續的地方。例如葡萄很快就會腐爛，因此她自己或是卡姆登藝術中心（Camden Arts Centre）的助理得到附近的超市買來替換。這些物品很像是大型的教堂豐年祭，但是最大的不同在於沒有任何宗教目的。
這些物品可不是順手拈來而且隨意擺放的，以冬大麥來說，它刻意用鮭魚及夜來香與六稜麥隔開，洋菇和青蔥之間則是隔了60項物品。
這些物品被分為三十組，代表一個月的天數；每個月再分為三週，每周十天。然而，一年的天數仍維持365或366天。這種新算法造成的五到六天的缺口，是以節慶日補足，包括美德、天賦、勞動、定罪、幽默，在閏年則還有革命。這一整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大革命，想當然耳它不僅是別出心裁和發人深省的藝術而已。它以鮮明的方式呈現了一個觀念：當現代性在大自然的領域裡自由奔放地發展，時間可以重新開始。
露絲‧伊萬正在重建法國共和曆（French Republican calendar），這是在政治上以及學術上拒絕舊制度，認為傳統的基督教公曆（Christian Gregorian calendar）應該和法國的巴士底（Bastille）監獄及杜樂麗（Tuileries）王宮一樣，被徹底攻破。露絲‧伊萬的行動就是這個邏輯理論的實際結論。
令人驚訝的是，這款新曆法風行過一段期間（連斷頭台都依然能在秋陽之下閃閃發光，這款曆法的流行或許也不算是太令人驚訝吧）。雖然新曆法問世可以追溯到1792年的9月22日（霞月葡萄日），也就是共和元年的起點，它正式啟用則是在1793年的10月24日（霧月梨日）。這個激烈的作法持續了超過十二年，直到1806年1月1日為止，那時候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想必是認為它已經可以功成身退了。
這間房舍位於倫敦西北部，僅供農用及季節性用途。房舍外頭有露絲‧伊萬的第二項重建傑作：一具高掛在牆面上的鐘，它只有十個小時。其依據是法國大革命時想要重新規劃時間的另一項實驗，當時曾以10進位的鐘面徹底重新配置一天的時間，但是終告失敗。
四年前，伊萬曾嘗試以她不正確的時鐘混淆整個城鎮。2011年的「福克斯通三年展」（Folkestone Triennial）是完全仰賴時間能規律進行而且能被掌握的展覽，那一屆特別展十具她的十小時鐘，並且很有心機地分散在整座城鎮，包括一具放在奢華百貨公司德本罕斯（Debenhams）、一具在市政廳、一具在古書店裡，還有一具是裝在當地的計程車。
這具十小時鐘有幾分鐘看起來是正常的，或者至少可以說跟十二小時鐘一樣正常。它將一天的時間縮減為十小時、每一小時劃分為一百分鐘、每分鐘再細分為一百秒。它的午夜10點是在正上方，正午的5點是在底部。習慣於一般十二小時鐘面的人，看到革命鐘的時候，通常會需要四到八分鐘來推測時間。法國人（至少是1790年代那些認為精確的時間非常重要，而且負擔得起新計時工具的法國公民）吃力地配合這套由國家頒佈的新時鐘，持續過了十七個月才終於可擺脫它，就像擺脫一場噩夢。它在歷史上依然被當作不合時宜的事，雖然偶爾會有死心眼的人再次採用它，如同也有些人想要把澳洲放在地球儀的北半球。
伊萬告訴我，她製造這些時鐘的用意，是想知道它們會是什麼樣子；她只有在瑞士的博物館見過一具還能運轉的實例，在法國也見過一些。不過，她去接洽鐘錶公司談她的構想時，「只是引來一陣訕笑」。打電話找過六、七家鐘錶公司後，才找到一家名為坎布里亞（Cumbria Clock Company）的熱心鐘錶公司〔該公司的網站宣稱他們具有「公共時鐘製造術」的專長，就算是到最迷你的教堂為齒輪上油，他們的員工也會興致盎然，把它當成是在解決大問題，包括像是最近在薩里士大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和大笨鐘的任務〕。
伊萬在福克斯通的干擾性展覽有一個耀眼的標題：「我們隨心所欲，而且心想事成」。這個標題來自電影《龍蛇小霸王》（Bugsy Malone）的配樂歌曲。伊萬特別喜愛歌詞的第二行：「改變永不嫌晚。」時鐘是「古老的玩意兒，卻也談論著未來，」伊萬說著，並且確切指出時間的本質：「我在影射一個事實：我們拒絕過這個時鐘一次，但是它還會捲土重來。」
這些時鐘安裝在公共場合之後，讓人們感到難懂到極點。「許多人看它一眼，說道：『好吧，我知道了』，實際上他們也知道根本沒有完全看懂：他們把它看成二十小時鐘，而非真的當作十小時鐘。在一天之中，時針僅轉了一圈，並不是兩圈。」
我們交談時，露絲‧伊萬對於時間的執迷，完全沒有露出一丁點熱情消減的跡象。她剛開始擔任劍橋大學的駐校藝術家，在那裡跟植物科學家一起工作，分析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在1751年創造出來的偉大的花卉時鐘。林奈是瑞典的植物學家，曾經提出一種錯綜複雜的植物陳列方式。它設計成圓形的刻度盤，植物每天會在大自然所安排的時間開放，供人精確（至少約略）計時。植物會受到日照、溫度、降雨和濕度影響，林奈在瑞典的烏普薩拉市（北緯60度）所列出來的對應植物清單，並不屬於同一季節的花卉。19世紀時曾有過多次嘗試想要實際展示這樣的時鐘，卻證明了它終歸只是理論一場。然而，時間被重新想像及再次創造了，它的細膩命名方式呈現出一種優雅流暢的氛圍，類似四十年後在法國所見到的：像是草地婆羅門參（上午3點開放）、蒲公英（上午4點前開放）、野生菊苣（上午4至5點）、貓耳菊（上午6點）、苦苣（上午7點前），以及金盞菊（下午3點）。
身為藝術家卻從事重新發明時間，會面臨現代版畫家或陶藝家不會遭遇到的兩難困境。伊萬的「回歸田野」曆法展最古怪之處在於取得沒沒無聞的植物和實物，這些物品在過去200年來早已過氣。「我一開始是想，什麼東西你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伊萬承認：「但現在我知道並不是這樣。」加入這次展覽的最後一件物品是畚箕，那是一種籃子。「不久以前你還到處都看得到它，如今卻只能在一位牛津的教授那裡找到，它是私人收藏。你在米勒的畫作中就可以看到畚箕，它的功用是名符其實的去蕪存菁，也就是分離麥子與麥糠。」
第四章 節奏，永不停息（節錄）
二、一張CD 究竟該多長？
1979年8月27日，飛利浦和索尼兩大公司的執行長及首席工程師在荷蘭的恩荷芬市（Eindhoven）齊聚一堂，就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目的：改變人們聽音樂的習慣。早在CD這個字眼發明的幾十年之前，他們就在計劃大規模的破壞性技術。刻槽式的黑膠唱片已歷時三十年卻幾乎沒有絲毫長進，污垢、灰塵、刮痕及彎曲都能對它造成影響；另外還有一項真的是單調至極的限制：即便你正在聆賞的是最簡短的交響樂，你得在中途舉起唱針、清除細絨毛、唱片翻面，然後重新開始。在這種情況下，試問你如何可能沉醉其中？（唱片當然還是能帶給你聲音的美妙、觸感及溫度，而且能有移情轉化的作用，但我們就事論事，現在談的是進步。）
接下來是雷射唱片問世，至少是被孕育出來。它的構想是將卡帶這項現代產品的乾淨俐落，結合影碟之聲音持久性以及可以隨機切入的特色，試圖以這種作法說服音樂愛好者轉而愛上這項新玩意。CD是小型物品，以光學方式讀取它的數位錄音。它缺乏的是聲音的溫度，而它用活力、精準、隨機切入和乾淨平滑的表面作為補償。〔它同時也是很酷的新產品，雖然乖乖掏錢買險峻海峽（Dire Straits）合唱團《手足情深》（Brothers in Arms）專輯的少數人可能會預期擁有CD，它同樣也是一條公開的匝道，引導社會大眾進入初生的數位宇宙。〕
……
然而一張光碟究竟該壓縮到何種程度？它應該塞進多少資訊？在恩荷芬市和東京舉行的執行長與工程師會議持續了好幾天，獲致的結論是一本名為《紅皮書》（Red Book）的產業標準手冊。多年以後，飛利浦的音響團隊有一名叫作漢斯‧B‧皮克（Hans B.Peek）的長期成員在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的期刊《IEEE通訊》（IEEE Communications）摘要發表該協議，對於這項推動了文化的產品，他對自己的貢獻感到非常自豪。皮克認為唱片已經過氣了，它在微型化時代毫無用武之地，各種唱片堆積如山，笨重的唱機則深藏在櫥櫃裡。
皮克寫到了CD凹槽的細小「坑洞與平地」以及音響信號的數位登錄，這些缺陷是如何被駕馭的。CD不像唱片，CD是從內部往外部邊緣讀取資料的，像是遺漏、雜訊、中斷，這些都是光學讀取時的錯誤，它們可能只是由於光碟表面有指紋這樣簡單的因素所造成的，這些都必須加以克服才行；而且關於資訊密度也必須獲得共識。在索尼公司投入之前，協定的光碟直徑為11.5公分，跟卡帶的對角線長度一樣。CD一開始的播放時間則定為一小時，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個整數，對唱片來說也是一大進步。
接著飛利浦派人飛到日本洽談合夥製造事宜，他們的代表與JVC、先鋒（Pioneer）、日立（Hitachi）及松下（Matsushita）都談過，只有索尼簽下合約。索尼的副總裁大賀典雄於1979年8月抵達恩荷芬市，開始就產業標準敲定細節。但是，直到1980年6月於東京再度會商，雙方才獲得共識，並且提出最終專利申請。到了那個時候，原本由飛利浦提議的格式已經變更。J.P.辛友（J.P. Sinjou）在飛利浦的CD實驗室率領由35名人員組成的團隊從事研究，據他所述，11.5公分直徑的光碟改成12公分，純屬大賀典雄的個人願望。大賀本身是訓練有素的男中音，熱愛古典音樂。光碟新增的寬度可讓光碟播放的時間大幅延長，「有了12公分的光碟，」漢斯‧B‧皮克寫道：「大賀特別偏愛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74分鐘版就能錄得進去。」其他問題則是更加簡潔明快地獲得解決：「辛友拿出一枚荷蘭的一角硬幣放在桌上，在場人士遂一致同意（CD中央的）孔洞的精確尺寸就是這麼大。比起其他冗長的討論，這只算是小意思。」
CD一開始的長度是否受到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的漫長錄音啟發（如1951年富特文格勒在拜羅特依音樂節所作的詮釋）？那不是很奇妙的故事嗎？這段故事只不過是一名工程師引用的「軼事」，是真是假不禁令人生疑。另一個版本裡的貝多芬粉絲不是大賀先生，而是他的夫人。或許貝多芬的故事是出於事後杜撰，好個充滿巧思的行銷妙招。這故事還有個轉折：富特文格勒的74分鐘版固然可以放進一張CD，卻是無法播放的。最早期的CD播放器僅能應付72分鐘的CD，命中註定這位指揮家得和美國搖滾電吉他手吉米‧罕醉克斯（Jimi Hendrix）的《電力淑女國度》（Electric Ladyland）同在一張CD。時至今日這兩部優秀的音樂作品均能分別錄進一張CD，當年卻是都必須分成兩張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