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棄民世代今後將何去何從
棄民世代無法期望老後的收入(年金)
第一章快速回顧了冰河期世代所處的情況,接下來我們將說明不得不將這個世代稱為「棄民世代」的理由。棄民世代意即來不及拯救的世代,連政府也實際上放棄的世代。
理由雖有千百種,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支撐這個世代老後生活的年金,比前一個世代少到難望其項背,而且這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二○一九年六月因為一份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市場工作小組」彙整的報告書內容,引爆了所謂的「老後兩千萬日圓的問題」。
審議會的成員在這份報告書中,以「家中只有六十五歲以上男性和六十歲以上女性的無薪家庭」為例,來模擬老後的生活,夫妻的主要收入為公共年金約二十一萬日圓(參見七十頁),與之對比,支出約為二十六萬日圓,所以推算出每月約有五萬日圓的赤字。因此,若這對夫妻從年金給付日開始活了二十年,就約有一千三百萬日圓的缺口,若活了三十年,則約有兩千萬日圓的缺口,所以預估這對夫妻必須挪用預備儲金等金融資產。媒體對此的批判聲浪不斷:「一邊高唱年金制度可以讓人安心百年,事到如今卻建議『只靠年金不足以生活,所以請自己想想辦法。』」
正巧一個月後是參議院的選舉,事情甚至發展到負責財務與金融的大臣麻生太郎拒絕聽取報告書,這樣的局面可謂前所未聞。自民黨政權在二○○八年也曾經放大檢視過「年金消失」的問題,但因為曾遭當時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奪去過政權,自民黨也得防範一旦年金問題浮現,就算平時對政府施政毫無怨言的國民,也可能觸動到他們敏感的神經。
更大的原因是,高齡化的腳步比當時加快許多,高齡人口持續增加,對所謂的年金生活深感窘困的人也不斷增加。
但是冰河期世代面臨的狀況是,不足的年金額度可不只「兩千萬日圓」。
日本年金制度的營運方式是以在職世代(二十至六十四歲)的稅收給付高齡者(現年六十五歲以上)年金。也就是說,現在高齡者請領的年金,籌措自每月向在職世代徵收的年金保險費,其中當然也包含冰河期世代。因此,冰河期世代請領的年金,將籌措自現在的年輕世代、或之後出生的世代每月賺取的薪資。
在課稅上,越是高齡者多、在職世代少的少子高齡化社會,財政稅收越是吃緊。日本以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腳步邁向少子高齡化,因此財政稅收更顯窘迫。
在一九六○年的社會架構中,一位高齡者的生活是由十一.二位的在職世代支撐,這個比例到了二○一七年變成二.二位在職世代支撐一位高齡者。接著當來到二○三五年,冰河期世代開始請領年金的年齡,這個比例變為一.七人支撐一人,二○四五年為一.四人支撐一人,這幾乎已是可預見的未來。
當然,也不是只有在職世代在支撐高齡者,高齡者中也還有持續工作的人,並且移工也急速增加,同樣成為支撐社會的一份子。社會環境的變化相當明顯。雖然如此,高齡者持續增加、小孩持續減少的情況再繼續下去,一定會對社會結構帶來影響。
現在冰河期世代為了扛起包含嬰兒潮世代高齡者的年金,每月都必須負擔不小的金額。但是在現在的比例結構已處於近乎一比一的狀態,社會結構卻依然不變,並且連在職世代的生活都出現裂痕,所以不得不減少給高齡者的給付額度。
由於這些因素,日本厚生勞動省為了定期檢驗年金制度長期的健全性,基於《厚生年金保險法》和《國民年金法》的規定,最少每五年要編制〈國民年金及厚生年金相關財政現況與預測〉,進行財政檢驗。
這份財政檢驗結果通常於六月發表。只有在二○一九年不知何故於八月發表,或許是因為對政府來說,這個結果顯示出來的狀況遠比金融廳的報告書還糟。
這份財政檢驗結果公開之後,代表年金將來給付水準的「所得替代率」,遠比有識者預估的還要糟,這點被大幅地渲染報導。
「所得替代率」是指,四十年來都參加厚生年金的人,在年金開始請領時的年金金額(二○二○年是從六十五歲開始請領)與在職時期稅後實際收入的比較,是代表兩者差異比例的指標。目前二○二○年的所得替代率為六一.七%,這表示現在高齡者請領的年金為在職時期稅後實際收入的六一.七%。
但是厚生勞動省從財政檢驗的結果中預測,這項所得替代率未來一定會下滑。預測明顯指出,即便在最好到最差的六種預估情境中,位於中段、相對穩健的情境下,二○二四年的所得替代率都將來到六○.二%,到了二○四○年會更下降為五○.八%。多家媒體接到這項資訊後,隨即發出「年金將下降兩成」的報導。
之前就有專家指出這點,但重新看到數值更令人深感衝擊。原本我們就沒有被正確告知實情,如果自己還不關心,那麼即使身處在資訊化的社會中,也沒有機會知道實情。
在這個報導之後,主要是年輕族群,開始熱烈討論股票投資與小額金融投資,帶動了購買金融商品的熱潮。看來年輕族群之間即使懷疑年金制度,也不想探究原因,但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覺悟般的悲壯,認為若不再好好為自己老後打算,一定會後悔莫及。
上班族年資到達退休後給付的厚生年金,現在一個人的平均給付金額大約為十四萬日圓至十五萬日圓。而未來年金減少兩成則意味著,二十至三十年後金額將降為十一萬日圓至十萬日圓左右。
不過與「減少兩成」相關的始終只是所得替代率下降,絕對不等於未來年金給付的額度。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即使高齡者的年金給付金額變成兩倍,但若在職時的薪資提升到三倍,所得替代率也會大幅下降,所以這就是不能等同視之的原因。
但是在討論冰河期世代的老後時最重要的是,厚生勞動省舉的範例都是四十年之間都有參加厚生年金的案例。對此我只能說不愧是「厚生勞動省的官員」,才會未汲取教訓地以此為範例提出報告。大家都不斷議論,這些人不但不了解冰河期世代的艱難,還將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都持續參加厚生年金視為理所當然。
長達四十年都可持續加入厚生年金的人,這樣的人在冰河期世代中,實際上有多少人呢?
顯然身為冰河期世代的我,早已不可能四十年都參加厚生年金。我在學的期間和打工期間都很長,只加入國民年金的時間也很長。雖然出版了拙作《下流老人》(朝日新聞出版,二○一五年),但也是因為想積極面對自身的問題。像我這樣的同世代有很多,同學會好友相聚,總談論著薪資的議題還有對未來不安的話題,一邊喝酒一邊自我安慰地度過每一天。
(中略)
四十歲年齡層每四人有一人為零儲蓄
如果老後可獲得的收入(年金),比現今的高齡者世代明顯要少,支出相反地變多,那我們仍然在職時,要不盡可能存錢,要不只能到老後仍持續工作。但是如同我在第一章曾經敘述過的,冰河期世代的收入比起上一個世代簡直少到望塵莫及。在這樣的狀況下,存錢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根據日本總務省二○一八年五月發表的〈家計調查報告(儲蓄與負債篇)〉結果
指出,四十歲年齡層的雙人家庭,每一個家庭現有儲蓄金額(除了儲蓄金還包括保險或有價證券等金融資產)的平均值為一千零七十四萬日圓,但另一方面,每一個家庭現有負債金額的平均值為一千零五十五萬日圓。
冰河期世代與其他世代相比,原本就是勝利組與失敗組兩極化的世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取儲蓄額平均值就已失去意義。
其實這反而更能反映現實,會這麼想是來自一份SMBC Consumer FINANCE二○一九年的網路調查。
該公司在同年一月七日至九日三天針對三十至四十九歲的男女,以網路搜尋方式進行「三十年齡層與四十年齡層對金錢感的意識調查」,得到一千名的有效回答。其中所有回答者對於「現時點能存多少錢」這項問題,回答「零萬日圓(無法儲蓄)」的人有二三.一%,其他回答「一至五十萬日圓以下」的人也有二四.六%,一百萬日圓以下合計有六○.五%。
零工經濟讓僱用不穩定加速
收入減少,就只有支出一味增加,就職期間如果無法存錢,除了老後仍持續工作之外也別無選擇。但是冰河期世代即使想要老後工作,也應該會感受到現在高齡者所沒有的艱難。因為往後的十年、二十年,「僱用」結構有極大的可能性逐漸邁向崩解。
企業在委託貨物配送或拜訪照護這類勞力密集型工作時,現在一般多僱用兼職等方式的非正式勞動者,在這個關係中資方與勞動者(員工)的僱用關係變相扭曲。
在現在世界中,一種稱為「零工經濟(一次性承攬型經濟)」的勞動型態正快速擴張,企業利用網路將工作外包給個人業者,不再締結僱用關係,取而代之的是簽訂業務委託契約或加盟連鎖契約。
二○一九年底上映了一部英國電影《抱歉我們錯過你了》(導演肯·洛區),並在日本長期放映。電影中既完整又真實地刻劃出,勞動者一家人受零工經濟擺布的樣貌。
劇中故事開始於主角決定從建築工人轉業為宅配送貨員,他與送貨公司之間沒有僱用契約,而是加入以貨物送達件數計酬的加盟連鎖(業務委託契約),之後開始了這份工作。
因為是加盟連鎖,主角在名義上成了自營業者,必須自己準備送貨車輛,可是只要他一開始工作,送貨路線就透過手機受到嚴格掌控,每件配送可花費的時間極短,工作期間甚至無法抽空上廁所,只能隨身帶著寶特瓶(代替尿壺)。
不只如此,如果收件者不在家,還要再次配送,所以即使一天工作十四小時也難以消化龐大的目標件數(上面所提電影的英文原名即為「Sorry We Missed You」,是英國宅配業者投遞招領單時的定型化文字,意思類似「可惜未能遇見你」)。
主角一週六天被工作苦苦追趕,同期間妻子也為到宅照護的工作疲於奔命,因此夫妻倆總是彼此錯身,終於這種變相的工作型態,也開始影響到他們正值敏感期的孩子──這就是電影的劇情。
我個人是決不贊同這樣的僱用方式,也覺得應盡可能不要存在。雖然如此,但這股潮流早已是無法抑止的全球走向,甚至波及到日本,我也認為這是一股無法阻擋的趨勢。
日本各行各業其實也已經有了邁向零工經濟的潮流。登記成「合作外送夥伴」的人,可以代理承接地區內各家餐飲店的宅配,「Uber Eats」就是其中的代表。但UberEats 的外送員在外送過程中發生意外不但不算勞災,甚至會被公司處以罰金、不能分配到工作(註2)。
照護服務或家務勞動等的工作,一次性的委託也早就都是普遍型態,「支付數千日圓只在這天這段時間工作」,外送產業同樣早已走向如電影《抱歉我們錯過你了》真實呈現的勞動樣貌。
另外,以Uber Eats進軍日本的Uber,本來是歐美普遍的叫車服務,是一家急速成長的企業。Uber與擁有自用車的一般民眾沒有簽訂僱用契約,而是以業務委託契約讓他們登記為Uber的司機,透過app 載送叫車的民眾到目的地,再收取該趟車費的一定比例當作報酬。
在日本沒有取得營業許可的司機,用自用車(白牌車)從事計程車的工作是違反法律(經營所謂的「白牌計程車」)的行為,因此Uber無法插足計程車業界,但是日本現今已經有各種行業走向零工經濟,如果認為這個領域的管制不會鬆綁,這種想法過於樂觀。
零工經濟的腳步不會停止
零工經濟從勞方的角度來看,不過是一種無法取得社會保障的不穩定僱用,從資方的角度來看,是一種極好壓榨的結構。如果真的想停止零工經濟,必須以置身這樣工作形式的當事人為主,集結成一個工會,為確立自身的權利共同抗爭。不對,其實這類行動早就已經一點一滴地展開了,只是抗爭所需的力量依舊過於薄弱。
法國在二○一七年五月艾曼紐·馬克宏就任總統後,持續削減、限縮公共服務,引起中產階級的不滿,總統馬克宏甚至在二○一八年十一月發布燃料稅調漲的決策,直接衝擊了民眾生活,進而引爆市民每週六穿上螢光色背心加入抗爭行動的「黃背心運動」。
抗爭運動的情勢一度升高,罷工隊伍破壞巴黎香榭麗舍大道的店家,並出現燃燒汽車等類似暴動的行為,以致於警察動用催淚彈或橡膠子彈鎮壓衝突。總統馬克宏為了挽回情勢,發表放棄預定於二○一九年執行的燃料稅調漲決策。但是黃背心運動這項抗爭在之後仍舊持續,成為二戰後法國為期最久的一場罷工活動,據說截至目前法國全國共有三十萬以上的民眾參加。
這個事件就像個象徵,展現了歐洲市民運動或工會擁有的傳統力量執行力之堅強,日本完全無法與之比擬。然而即便是這樣的歐洲,現實上仍舊無法阻擋零工經濟的潮流。
從Uber或英國美食外送服務戶戶送(Deliveroo)興起的零工經濟,也在法國引發了促成了「勞動貧困層」的批評,其他還經常發生計程車司機為抗議Uber進行罷工、戶戶送(Deliveroo)外送員的罷工等。但是總統馬克宏在當選總統之前就一直不斷宣稱,零工經濟正好為多是居住在都市近郊地區(郊區,Banlieue)的失業者,創造僱用的機會,可以降低法國長期居高不下的失業率。
根據《新聞周刊日本版》(網路版)(News Week)二○一七年四月十三日的報導,調查(波士頓顧問公司)顯示在二○一六年前半,光是Uber等叫車服務業,即所謂的「專用司機租車服務」,就創造了巴黎地區新僱用總數的二五%,該行業甚至也占了法國整體新僱用總數的一五%。
另外,根據美國信用卡公司萬事達卡的調查,零工經濟會持續每年成長,在美國的經濟規模二○一八年時達到了兩千零四十億美元(以二○二○年的匯率換算約為二十二兆日圓),並預測在二○二三年將達到四千五百五十二億美元(約四十九.五兆日圓)。
零工經濟的浪潮如暴風般持續增強,將它與反抗勢力的成長速度放在天秤的兩端,前者明顯處於優勢。日本最終不得不走向零工經濟的道路,結果就是資方在勞資角力戰中握有壓倒性的優勢,將來或許會產生遠比歐美更為殘酷的局面。
隨著零工經濟的正式到來,會產生哪些變化呢?這對於我們來說,並非難以想像。畢竟日本經過勞動者非正式僱用與派遣中止的洗禮(參見三十二至三十六頁),而這些都源自在經濟學者竹中平藏(現為保聖那會長)的主導下,小泉純一郎政府於二○○一年起推動的「結構改革」。
沒錯!簡而言之,零工經濟就是讓日本社會處處產生大批的日僱勞動者,而且讓全日本發展成如東京山谷、大阪釜崎般的「寄場」(註3)。
我曾在大學和研究所時期透過支援新宿區與西城區的活動,與聚集在這些「寄場」的勞動者與高齡者共同生活,詳細觀察過他們的生活模式。這些日僱勞動者天天穿梭於各個建築工地,晚上喝酒賭博發洩壓力,藉以維持身心平衡繼續生活。他們不知道明天在哪裡有甚麼工作。近身觀察之後我覺得,這或許就是他們感到極大壓力的原因。
當然他們沒能組織家庭就已年老,也沒有能夠依賴的家人,現實中也有很多人像他們一樣,住在宿民街周邊的狹小屋內,請領生活保護費維生。日本社會不論在哪一個時代,在現場工作支撐社會的勞動者處境都很惡劣。但如果沒有他們,日本也不可能有高度的經濟成長,不要說榮景了,應該也無法享受富足的生活,可是日本未來的盡頭正展現一幅令人不忍直視的殘酷景象。
這些或許就是冰河期世代成為高齡者時,更為普遍、常見的景象。要我說冰河期世代老後可設想到最典型的模式,基本上就是現今宿民街高齡者身上發生的事,以更多面、更險惡的樣貌展現。
很多人都同樣描繪出了這幅可輕易預測的未來圖像,也認為必須要反抗使得狀態惡化的社會結構、政策和僱用型態。現在這股力量或許還很微小,但是我們必須要有危機意識,即便力量微薄,也必須讓這股力量更為強大。
(註2)此為日本二○二○年四月當時的規定。
(註3)日本日僱勞工聚集的地方,是著名的貧民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