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寫在已丑三百年
吳樹
前推五個已丑，正好距今三百年，文韜武略的康熙大帝結束了鞍馬生涯，下旨於北京西北郊修建一座皇家園林，以供自己避喧聽政、修心養性，賜名圓明園，以示天子「圓而入神、明而普照」的厚德明智之志。此後，雍正、乾隆兩帝以此自勉身心、治國安邦，並相繼於園內添山注水、修樓建閣，一為感念先帝恩德，二為昭示國泰民安。
世事無常、造化有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明君打造的大清帝國，未能逃脫自然法則和政治宿命。乾隆鼎盛之後，朝綱沉淪、繁華漸盡，清朝三代明君共同經營的圓明園不幸成為最後一道中華帝國的替罪風景——咸豐十年，英法蠻夷強佔北京，縱火三晝夜，將圓明園化為灰燼。宮中近三百名太監、宮女、工匠葬身火海。園內無數金銀珠寶、古董舊藏被入侵西人搶掠一空，從此宿命天涯、了無音訊，日後即便在異國他鄉偶與國人洋場邂逅，也只能相對無言、幾許惆悵。
已丑三百年間，歷史不只是簡單演繹了大清王朝的興衰沒落，而是對一個在自傲自大的「天朝」中封閉了數千年的民族，從精神倫理、生存經驗到社會架構都進行了一場洗心革面的顛覆性文化大清洗。在這個看似突發，實際上卻是必然的清洗過程中，一個自秦漢以來稱雄二千餘年的東方帝國無可避免地被歷史淘汰了，連同它所有的思想和智庫，都被西洋人的槍炮和東洋人的屠刀打進了十八層地獄。儘管如此，列強們對曾經揚長世界的泱泱大國的嫉恨，並沒有得到徹底宣洩，在火燒圓明園以後的百餘年中，他們群狼圍獵、恃強淩弱，不斷擠迫著中華難民的生存空間。與此同時，對圓明園無數珍寶的破壞和掠奪，也沒能填滿強盜們惡欲的溝壑，相反，被搶中國文物在西方賣場上的日漸火爆，更引發了強盜們對中華瑰寶的覬覦與渴求。於是，在中國宮廷文物被掃蕩一空後，新一代的西方惡商又將貪婪的目光深入至古國積澱深厚的文化地層。特別是到了上個世紀八○年代後，一場針對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財富的商業陰謀，在西方古董商們的精心策劃下得以順利實施。他們一面明修棧道，將西方人在戰爭中搶掠的清宮舊藏炒作成他們的天價專利品，煽動明清古董回歸潮，用中國人自己的家什騙取中國人的錢財；另一面暗渡陳倉，鼓勵、誘惑一些華族敗類掘墳盜墓、走私偷渡，策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中國古代文物出境潮，導致中國的地下文物資源日流萬千、喪失殆盡。由此，剛剛經過幾十年艱苦奮鬥，在物質上為自己開拓出一片生存空間的中國人，又不得不面臨一場積累性的文化危機！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如何對待歷史文化遺產，是觀察一個民族生存態度和生存智慧的視窗。過去，貧窮曾經是我們解釋一切墮落和不作為的藉口，現在，為什麼富裕又成為了我們弱智的象徵？究竟誰在拍賣中國？我們還能不能守得住已是存量稀薄的國家文化資源？為了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記者以中國歷史文物的流失狀況為切入口，歷經數年、考察中外，得出的結論讓人痛苦不堪。
結論一：中國文物規模性流失共分四個階段，最嚴重的是近廿年。
第一階段是一八六○—一九○○年。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兩次火燒圓明園，搶掠和毀壞了園中全部宮廷舊藏和當朝大量珍寶器具。數量說法不一，難以取信，唯一可以從當事者的自述中概念性地瞭解一點。有一位法軍軍官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描述：「火燒圓明園以後，我們足足運走了三百多車戰利品。砸碎的瓷器、象牙製品不計其數……」一位英軍將領則在日記中寫道：「那些法國兵沒有紀律可言，單個活動，見東西就亂搶，拿不動或不好拿的就砸。我們英國軍官指揮兵士們將戰利品集中擺放，整整堆滿了三處皇宮大院……」圓明園的宮廷舊藏給侵略者和他們的後代帶去了巨大的財富，直至今天，東西方拍場上出現的清宮拍品，絕大多數都是圓明園兩次遭受浩劫時被搶掠的文物。
第二個階段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新中國成立，文物流向主要還是西方列強以及日、俄等國。現藏於上述國家各大博物館的中國出土文物，大多數都是這一時期從中國本土搶、盜、騙買過去的。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有關國家博物館刊物零星透露的資料推斷，這類文物的總數大約在百萬件以上。
第三階段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前後），紅衛兵「破四舊」運動幾乎毀滅了博物館館藏以外的所有地面文物和私人收藏。有人估算，文革時期遭難文物的數量大約在二百萬件左右。
第四階段大約起始於上世紀八○年代末，至今尚未結束。中國文物市場開放後，外國拍賣行製造的「藝術品暴利效應」和隨之而來的國內「全民淘寶」運動，使得中國古玩市場上的古董供不應求，直接孵化了一條由「三盜」人員（盜墓、盜撈、盜竊）和走私者、銷贓者、制假者組成的黑色文物產業鏈，從業者近百萬人之多。這一時段流失的文物大多數來源於古墓、窖藏和水底，歷史價值最高，至於數量究竟有多少，很難有準確的答案。我們不妨用兩種不同的方法進行估算：
一．按照一般說法，我國現有文物收藏者的人數已有八千萬之多。據我在國內南北有關省份的抽樣調查，大概人均藏有真品八件左右，總數就是六．四億。國內藏家所藏的真品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出土或出水文物，有些要超過一半以上。我甚至在一家私人博物館裡就親眼看到了幾千件出土文物，而且它們的真實性已經得到國內頂級專家的認定。這就是說，按照這種方法保守一點統計，國內藏家收藏的出土文物大約有一．六億件以上。
二．記者作過一次調查統計，從二○○一—二○○七年這一時間段，選取四家海關文物查扣量最大的一天做加法，結果發現按照五%的比例抽檢出關物品，一共查扣非法「溜關」的文物多達一五五一二件，每一個海關平攤三八七八件。我們暫且只把這個日平均的資料作為年平均數計算：目前，中國共有國家批准的海、陸、空一類口岸二五三個，此外還有各省級人民政府原來批准的二類口岸近二百個。我們撇開二類海關不算，只按照二五三個一類海關乘以上述四個海關的日均數，然後再乘以廿（年），最後得出的積數是一五五○萬（件）。按照正常的邏輯推理，海關的查扣數往往遠遠低於實際出逃數，有人說是「掛一漏十」，有人說是「掛一漏百」。假如真是如此，這個乘法算下來，走私出境的文物最少也在數千萬之上，國內「文物私生子」的數量只怕也要上九位數了，與第一種計算方法相差無幾。至於國內這部分依照法律應屬於「非法收藏」的文物算不算流失，那就要看站在哪個角度去說了。
結論二：中國文物流失的最大禍主是中國人自己。
李蘭博士替我在國外做抽樣調查時發現：除開兩次火燒圓明園和日本侵華戰爭中被搶掠的文物，以及少量被外國人以科學考察等藉口盜走的文物之外，其他流失海外的出土文物，大部分都是由一些利慾薰心的中國文物犯罪分子走私賣給外國人，後者所占比例大約在三分之二以上。這種骯髒交易，從民國時期就已經開始，一些外國博物館和收藏家那裡，至今還保留了當時最大的中國古董商盧芹齋、嶽彬等人所開具的交易票據和國民黨海關方面的出關證件。
結論三：中國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不再是貧困所至，而是國人精神上的缺失。
自打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不僅用他們的洋槍洋炮徹底摧毀了一個強盛兩千年的東方帝國，更用他們的科學萬花筒和炫富大機器踐踏了後帝國子民原本自傲的心。在圓明園第二次被毀半個世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的身子「從此站起來了」，但被西方列強打趴下了的心卻未能及時復甦。新中國前卅年，我們一面將西方的民主、科學、財富視為洪水猛獸和「酸葡萄」，全盤排斥在國門之外，以虛弱的自閉維繫不自信的自尊。一面將落後的現狀和自卑的心理遷怒於祖上的遺傳基因，一而再、再而三地「破四舊」、打祖宗，最後發展到搞一場「文化大革命」，向所謂的「封資修」發動全面進攻。這場持續十年之久的影子「聖戰」，最終沒能真正打倒任何一類「革命對象」，卻摧毀了除博物館之外的全部中國地面古代文化遺存，並且自我堵塞了中國人享受現代科技、財富文明的所有通道。由此，我們的內心失去了根據地，既沒有了過去，更看不見未來，狂熱掩飾空虛，口號充當食糧，無知讓我們失去了強壯精神的所有資本，貧困使得深植於內心的強烈物欲長期與我們如影隨形，只要機會來臨，便貪得無厭地背叛我們原本的良知。
改革開放後三○年，「中國人民從此富起來了！」中國人飽受創傷的心也漸漸「挺」起來。但是，財富的增長並不代表我們精神上的強盛，「貪財炫富」正在成為國人最廉價的時尚和最淺薄的資本。為了滿足自己無盡的金錢欲望，一些人在衣食無憂之後，仍舊不惜盜墳掘墓，將祖宗的遺物走私出境賣給外國人；為了賺得更多的錢，一些富豪不辭勞苦、遠渡重洋，去西方拍場賭狠較勁，按照洋人的價值理念爭珍奪寶，即便全是被人家搶去的祖宗遺物，也照例自相殘殺、天價哄搶。他們買回那些替人受過、背負著華族奇恥大辱的可憐尤物，並非要讓它們認祖歸宗、重見天日，而是視之為可以繼續擠奶下蛋的肥牛金雞，重新囚禁於自家的深宅大院，待價而沽。自尊喪盡、顏面全無。由於這些非法拍品在國際市場上得到中國人的變相承認，使得我們國家對戰爭中流失文物的追索變得更加艱難，同時也大大增加了一些愛國人士為國家回購、捐贈文物所付出的成本。圓明園生肖獸首從最初的一二○○美元炒作到二八○○萬歐元，就是最典型的實例。
以上調查結論，是記者寫作《中國文物黑皮書》之《誰在拍賣中國》的主要動因。與前一部《誰在收藏中國》不同的是，這本書的主訴點比較集中，基本上圍繞「誰在拍賣」、「怎麼拍賣」、「為什麼會被拍賣」三方面展開；在敘事方式上，本書充分利用調查者不同的文化優勢，在不同的國度、站在不同的角度、用不同風格的語言講述受訪者的故事；在邏輯結構上，本書跟蹤佳士得與蘇富比近二○年的幾次戰略轉移——從倫敦-日本-美國-中國，並以此為線索，將中國文物市場的現狀納入全球藝術品市場的大格局進行分析；在思想方法上，本書儘量站在歷史、文化和經濟的高度，著重對中國文物市場出現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群，客觀地進行民族化的人格主義分析。
同時，為了增加本書的信息量，記者通過對歐美國家文物市場和收藏家、古董商、拍賣行、以及有關媒體的調查採訪，對西方拍賣行的商業戰術進行了歸納、分析和判斷，包括他們在不同階段的拍品選擇標準、價格炒作規律和後階段的拍賣走勢，在本書的有關章節中也都有所體現，希望這些內容對於部分文物收藏者多少起到一些參考作用。此外，為了避免讀者在閱讀時產生枯燥感，本書省略了一些思想性、資料性過強的內容，儘量做到寓主題於案例故事之中，期望讀者朋友能夠在閱讀時多做一些補充性思考，以增加本書的思想厚度。
雖然這部書的寫作時間只用了一年多，但素材的搜集工作卻幾乎與《誰在收藏中國》同時起步。這五年時間，對作者本人來講是一生中最艱難、最充實、最有收穫的一段光陰。在此期間，我經歷了一場重病、兩次手術、數百次的劇烈疼痛，無法正常生活和工作。但是，也正是這一段痛苦的賦閑歲月讓我遠離本職雜務，偶然進入了一個原本陌生的領域——文物市場，結識了方方面面的朋友，賞析了他們各自色彩豐富的人生。這些朋友當中，有國家級文物鑒定大師、有對國家文物事業貢獻卓著的文物理論家、有實力雄厚的收藏大佬、有深藏不露的藏界大隱、有「開張吃三年」的古董商、有撿漏兒打眼樂在其中的收藏大眾；更為難得的是，我還認識了一些「另類」朋友，他們有的是盜墓裡手，有的是製假大師，還有的是文物走私客。雖然這些人因為各種原因走上了犯罪道路，大部分都已經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但我相信，任何一樣被誠實紀錄下來的人生，對歷史、對社會來說，都會是一種有用的養料。基於這種原故，我向以上所有的朋友都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你們幫助我度過了這一段生命中最為黑暗、但卻未成蹉跎的歲月。感謝你們敞開胸懷，誠實地向我袒露了許多人生的成功與失意、鮮亮與疥屙……這一切，都已成為我畢生的珍藏。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記者特別向幾位朋友表示敬意。
第一位是原國家文物局資深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謝辰生先生。說起來，我與謝老的相識，還真是有些緣分。去年，《誰在收藏中國》一書出版後，新華社和《新民晚報》的兩位記者分別向我轉達了謝老對那本書所持觀點的明確支持和對我的關心。此後，我兩次登門拜訪，有幸與謝老在其寓所的斗室裡暢談，受益匪淺。頗為有趣的是：我們非但在文物保護等問題上的觀點基本相近，而且還同病相憐、不安於命，都在與死神抗爭。也不知道是否因為身體虛弱的緣故，在談話中，對於中國文物資源保護的前景，特別是對於文物市場亂象的治理，我們有著共同的擔憂與不樂觀。當然，在某些具體問題上，我與謝老的觀點也不盡完全一致，但是儘管如此，卻並不妨礙我對這位前輩人格的敬重與仰慕。
在我的眼裡，謝老是一位清高孤傲的學者，窮其半生為中國的文物保護事業嘔心瀝血，有時甚至不惜單打獨鬥、孤軍奮戰。他曾經力排眾議，極力阻止不利於文物保護的重要文牘頒佈，並且兩度主持起草、修改國家《文物保護法》。至今雖年近九旬，惡疾纏身，老人仍終年四處奔波呼號，為羈留文物於國土而鞠躬盡瘁。就在國慶之前，有人提議拆除幾條老北京胡同以為盛典開道，附近百姓聞知後，紛紛籲請謝老為民請命，力保現已餘數不多的歷史胡同。謝老不負眾托，提筆上書党和國家領導人，促成那幾條胡同最終免遭拆遷。我即是在閱讀信稿時，發現謝老書法了得，便冒昧約請他為本書題寫書名，老人欣然應允。
第二位朋友是我的一位外國同行——日本記者南森先生。我認識南森君純系偶然，他的表哥松本先生是我的手術大夫之一，雖然頭幾年我們陸陸續續在醫院裡見過幾次面，但卻沒時間長談。去年春天我的病況好轉以後，終於有機會與這位日本同行在北京清茶暢語。在那次談話中，南森君向我講述了上個世紀八○—九○年代日本藝術品投資從泡沫初起到崩盤破滅的真實場景，訴說了他們家庭在那一場經濟危機中受到的滅頂之災——父親不堪承受因搶購西方名畫而欠下的巨額銀行債務，於公司破產一周後跳海自殺，不久母親又慘死於病榻……南森君還說，這幾年他親眼看到中國人在世界各地瘋狂奪寶，許多場景與當年日本所發生的現象如出一轍。南森君的坦誠與友善讓我感動，與他的那次談話，也是促使我寫作這本書的動因之一。
第三位朋友是法籍美學教授李蘭博士。她是一位七○後出生的國際公民，屬於標準的「地球村」一族，主要從事東西方美學比較方面的研究，兼任美、英、法三國多所學校客座教授，頗多學術成就。這兩年我因治病無法出國，便委託她利用在歐美講學之便，代我對那些國家的中國文物收藏和交易狀況做些抽樣調查。這種調查對於李蘭博士來說幾乎是一種痛苦，這種痛苦不只是因為時間上的浪費，還在於她要被迫進入我的角色去尋找我所需要的素材。也許是由於年齡和文化背景上的差異，我和李蘭在學術觀點和思維方法上時常會發生一些分歧。尤其在對於文物的地域和文化屬性、文物的原生價值和衍生價值等方面，她有著極為開放的觀點，站在一種絕對後現代主義的審美立場上，主張打破地域性文化壟斷權和解釋權，極力宣導世界文化資源無障礙交流與共用。而在這個問題上，我顯然是扮演了一個「保守派」和「民族主義者」的角色。所以，讓她拿著我發給她的提綱去做訪問，無疑是一種折磨。但是儘管如此，李蘭博士毫無怨言，從她自己非常緊湊的日程安排裡擠佔出大量寶貴時間，為我完成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調查訪問，提供了大量寫作素材。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國外部分的採訪人雖然是李蘭，但文字整理和故事加工仍由我完成。所以，有關章節裡的觀點不能代表她的真實思想，而只是我個人的說法和想法。
最後我還要特別鳴謝中國著名畫家——大慈大悲的畫僧史國良先生，感謝他佛心仁厚，多次接受我的採訪，並慷慨賜予本書（編按：簡體版）以封面題字……
據說，有遠見卓識的歷史學家不會自不量力地去干預歷史進程，哪怕是自己早已對某一歷史事件的惡性結局胸有成竹。不幸的是，筆者沒能成為歷史學家；另有一種哲人式的說法，叫「客觀事物的發展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僥倖的是，筆者也不是哲學家。我只是一介草民，不懂得韜光養晦，好歹掙扎到花甲之年，總算看明白了一個道理：國強民弱為強弩，國強民強則長盛……
吳樹
二○○九年十二月廿八日於京南新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