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台灣版序：訪談《誰在收藏中國》作者 吳樹
問：您開始採訪調查中國文物市場，大約是何時動念，起因是什麼？
吳：我介入收藏緣於一次意外事情。我很喜歡文物，但在此以前一直認為收藏是有錢階級的事。五年前，我回江西九江，一個偶然的機會，在陶淵明的老家附近，看到一個農民挖地挖出來一堆高古瓷器，為了賣個好價，他用稻草拼命洗乾淨，結果把瓷器上面的釉洗去大半。我當時打電話給一個杭州搞收藏的朋友，把最大的一件器物的形狀告訴他，並詢問他價格行情，朋友告訴我那可能是西晉的雞頭罐，我當時連文物買賣的概念都沒有，在朋友的指導下，花了兩千元錢從那位農民手裡買下了那十件西晉越窯青瓷器，回北京請古玩城的行家們給看看，說都是真品，我挺樂呵的。恰巧因為年齡和身體原因，我離開了新聞崗位，為了打發治病期間化療的痛苦，此後便一頭紮進了古玩市場。
我寫這本書的動因主要是源於三件事：一是讀高中一年級的時候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不上課，天天和同學們一起走街串巷「破四舊」，砸古瓷、燒古畫，跟時代一起犯罪。成年後，那一幕幕往事長期在心靈裡留下陰影，每進一次博物館，都有一種負罪感。這是潛意識上的事件；第二件事就是書裡面講到的那兩個朋友悲慘的故事：一個企業家在暴利的誘惑下癡迷於收藏，打算學馬未都辦私人博物館。後來經人多次鑒定，他花費數千萬元買回的「國寶」幾乎全是贗品。另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詩人，由於癡迷收藏而最終理智盡失。第三件事是讓我最終動筆的主要原因：在國家博物館展廳裡，我聽到旁邊一位小姑娘指著展櫃裡的唐三彩和樂俑等珍貴文物對他爸爸說，這東西我們家有，那東西我們家也有，最後還這樣說了一句：「爸爸，這些東西都是從潘家園淘來的嗎？」我聽了心裡猛地一沉，感覺到問題大了，假若我們的後代把國家博物館的文物與潘家園地攤上的贗品混為一談，勢必會失去對傳統文化的敬畏和認知。於是，作為一個記者兼作家，我從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呼喊要求。於是，動筆了。
問：您花了五年時間採訪，受訪對象眾多，調查地點也遍及多地。您不是科班出身，卻能周旋於專家和騙徒之間，甚至探出機密。不知道您在採訪前後下了哪些工夫？
吳：我是記者型的作家，有採訪各類型人的經驗。而且，我所採訪的物件，都是為了錢而從業的人，只要捨得出錢，啥事都好辦。
問：要論您最難忘或最為感嘆的採訪，會是哪一次？您在最後一章又複訪了幾個採訪對象，挑選他們的原因是否跟個人主觀的情感有關？
吳：當然是對「劉秀才」（化名）的暗訪，他本來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孩子，因為父親突然去世、母親重病在床，生活所逼而被叔爺拉下水，淪落成盜墓賊。（詳情書裡面有）作品完成後我對採訪物件的複訪實際上還是作品的繼續，我要讓人們看到在熱熱鬧鬧的「淘寶」大戲後面，藏著「主角兒」們的無奈和各自灰暗的宿命，從而引起更多的旁觀者關注「全民藏寶」對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
問：您在採訪過程遭遇最危險的事情是？您是否有一些材料無法寫出來，還是會利用寫作技巧加工？您的採訪是否曾經害受訪者被捕？
吳：不是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得寫出來，我不想傷害任何弱者，我只想把那些危害社會、坑害老百姓的黑幕揭示出來，讓更多的人避免上當受騙。其實我所揭示的「黑幕」，圈內人都知道，只是出於各種複雜的利益關係，很多圈內人不願意挑明講出來而已。
問：您在書中流露出對中國文物相當大的使命感，這跟您本身也收藏文物有關嗎？您對文物投入如此大的熱情，跟個人經歷有關嗎？
吳：即便我自己不收藏文物也會寫這本書，一名作家、一個記者，真正的寫作動力是源於個性和使命感，而不可能是一己之好或一己之惡，否則就不可能寫出力作。我寫這本書的具體動因前面已經有過敘述。
問：本書完稿出版後，在中國得到哪些反饋意見？
吳：有很高的關注度。國內有幾十家媒體轉載或報導、評述，中央電視臺和北京電視臺都作過多次專題報導。本書所涉及的問題，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領導重視，將會在制定或修改一些相關政策法規時作參考。我本人因此獲「200 中國十大收藏人物」提名（未最終入選）。組委會提名理由寫道：「他耗時5年、走訪近百位收藏界相關人士寫成了心血之作《誰在收藏中國：中國文物黑皮書》，將矛頭對準了收藏界的黑幕，揭開許多鮮為人知的文物交易內幕，被稱為國內第一部全方位揭秘當代中國文物市場真相的長篇紀實作品。他的膽識令人尊敬，他的記述令人警醒。」
問：這本書的寫作過程，正好見證了中國文物收藏由上世紀的極盛期，到近年開始降溫走緩。如果市場利益不再，中國文物保護的問題，您認為是否會樂觀些？
吳：中國文物保護存在的問題積重難返，最大的問題是三大危機：一是從盜墓—走私—拍賣這條產業鏈的形成所導致的文物資源危機；二是高科技制假、鑒定手段落後所導致的文物信任危機；三是文物自身價值被市場價值顛覆，勤勞致富變成「一夜暴富」、「取財有道」變成「騙術為王」，導致文化價值危機。再則，即便文物市場降溫，但是流傳民間的真品和贗品千千萬萬，真正因為文化原因搞收藏的人寥寥無幾，這麼多東西還會以各種方式尋出路、找市場。由於利益驅使，中國的文物保護工作已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不會由於市場的降溫而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問：您對近期法國佳士得拍賣圓明園獸首事件的看法是？您認為後續會如何發展？傳聞有某件獸首流落在台灣，您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
吳：圓明園文物的高價炒作，無疑是國際資本的大陰謀。利用中國人的愛國情緒，不適當地逐步高抬物價。這些銅獸首算不上什麼「國寶」，真正的國寶文物只能是具有歷史價值、科研價值、審美價值的東西，而這些東西不過只有一百多年歷史，自身沒負載多少歷史資訊，也沒什麼科研價值，它們之所以能夠稱作「文物」，只是因為在它們身上承載了我中華民族的一段屈辱史。在這個問題上，臺灣少數商人自始至終充當了不那麼光彩的角色，打著「愛國」的旗號，把價格推上去，然後讓別人掏更多的錢去「愛國」，為他們賺取高額利潤。賺錢是商人的本分，可是也沒必要玩弄國人的感情。這種人無異於發國難財的小人。
問：您個人認為文物收藏必然無法跳脫民族大義的情感嗎？中國文物難道不能由外國人收藏，就如同，中國人一樣可以收藏畢卡索、莫內？
吳：收藏人有兩種，一種是因為熱愛文物、讀史好古而搞收藏，這樣的收藏者當然會更加在意文物所體現的民族文化特徵和歷史內涵，而歷史往往又是被若干正義與反正義的力量所書寫，所以在收藏過程中，收藏者帶有民族情結也是很好理解的。但是，我認為這種情結並不代表收藏者的全部感情世界，因為畢竟還有很多文物是屬於純自然、純進化史的東西，把什麼都與民族大義掛起鉤來，是很勉強、很片面，也是很幼稚的。我一貫反對狹隘的文物保護主義，人類的最終目標是要實現世界大同，而要實現世界大同的前提必須要有各民族相互間的文化認同，而歷史文物恰恰有能量可以充當這種「文化認同」的信使。所以，應當鼓勵各民族之間的文物交流和研究，收藏異族文物當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沒有收藏，談何研究？但是，這種收藏必須是合理合法、建立在對異族文化的充分尊重的基礎上，那種用掠奪和違反別國法律的走私手段去獲取異族文物的現象顯然不值得提倡。
第二種收藏是純商業性的運作，這種人往往只是把買賣文物當作賺錢謀生的手段。對這種人就更不必奢談什麼民族大義了，只要他們合法經營，不偷不搶就行了。同時也應當肯定文物商人對文物交流所作的貢獻，沒有這個中間環節，文物就成了死東西。當然，正如我前面所講到的，對於那些見利忘義的不法商販，我非常鄙視他們。
問：您自己也收藏文物，可以談談您的收藏範圍和興趣是什麼？您自己對藏品的真偽在意嗎？為什麼？
吳：我是個工資族，收入有限，真正搞收藏是不具備經濟能力的。不過我喜歡鑒賞文物，病休後，參觀博物館、訪問收藏家、閱讀有品位的文物書籍，幾乎佔據了我大部分時間。我也的確收藏了一些低價古董，有些是從拍賣會買回來的，有些則是在各地文物市場「淘」回來的，其中少有市場上熱炒的寵貴之物，如什麼明清官窯、名人字畫之類。我主要收藏了一些高古陶瓷和玉器，這些東西目前市場價格不貴，所以真正能蒙混過關的高仿品不多，碰上一件好東西，自己認定了就掏錢，然後拿回家邊欣賞邊琢磨，拍拍照片，寫些心得體會，不貪不戀，樂在自得。當然，我也買過一些贗品，花錢不多無所謂，自己留一些作家庭擺設，朋友喜歡的就相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