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不只有一種：

缺失/遺失/迷失/喪失/錯失/

散失/奪失/丟失/流失……

它有如一種墜落，有大有小/有輕有重，

但落地之後，我們還是那個完整的自己嗎？

◎收錄李箱文學獎/金裕貞文學獎/吳永壽文學獎 得獎作

◎收錄2021年韓國JTBC電視台改編劇集《尋找孩子》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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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透過理想主義的激發，以鋒銳的透徹，描繪人們的夢想與生活；金英夏在洞察人類普世問題上，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深度與憐憫。」――作家暨知名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藝術要不是能使陌生的變熟悉，就是能讓熟悉的變陌生。我們看到有人同時做到這兩者。」――《忽然一陣敲門聲》艾加．凱磊（Etgar Keret）論金英夏作品

「韓國國民作家」金英夏最短小鋒利的故事集

從「失去」看人生有多荒謬/

「失去」可能讓我們成為自己人生的邊緣人——是命運還是我們自己，不給選擇的餘地？

金英夏的筆下沒有對或錯，當他挖掘我們身而為人最幽微的心緒，

我們明白，這世上還有個人理解這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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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收錄金英夏7個中短篇故事，每一篇都在描寫「失去了」什麽的人，以及這些人「失去之後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這些人不只是外在發生變化，連內在也遭到破壞，小說敘述他們設法求生的每一天，如何填補或承受那份空缺，在世上生存下去。

爸爸和「我」就像全世界使用某種稀有語言的最後兩個人。當其中一人先離世，被留下的人所在的世界，會是孑然的孤獨，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

 ——〈只有兩個人〉（缺失）

失蹤11年的孩子回家了，他們夫妻倆的生命再次被丟到另一個軌道上。已經習慣不幸的丈夫，以及已經拋棄痛苦現實的妻子，茫茫然被迫面對這份上天的禮物：「失而復得」的枷鎖。                                   ——〈尋找孩子〉（遺失）

小說家「我」喪失創作的喜悅，半推半就下接受出版社老闆的建議來到紐約閉關寫作，情況卻有如好萊塢黑幫電影的劇情般急轉直下……「我知道我不是玉米，但那些雞不知道！」                                         ——〈玉米與我〉（喪失）

在〈人生的原點〉（迷失）中，醫療器材店老闆與初戀情人重逢後又驀地分道揚鑣：在〈西裝〉（錯失）中，出版社編輯沒有找回父親，而是穿著一套高級訂製西裝回來；在〈崔恩知與朴仁樹〉（散失）中，總編輯送別了人生落幕的老朋友；在〈神的惡作劇〉（奪失）中，四名參加公司新人研修營的年輕人莫名其妙成了「密室逃脫遊戲」的參賽者……當人生在世各種日常的光明與黑暗陷入失衡狀態，他們有人演戲來安慰自己，有人放棄自我安慰/拚命過著「那之後」的日子。

金英夏以社會邊緣人極端設定的長篇小說著稱，這一次在短篇小說中從日常生活場景切入，讓讀者看到「失去」如何可能使我們成為「自己人生的邊緣人」，也讓讀者領略他以輕寫重/隨心所欲遊走人生悲喜曖昧界線的寫作功力。

短篇小說集《只有兩個人》有如一艘試探金英夏深邃宇宙的探索小艇，書中不論是顛覆「理所當然」的想像力，或是精準呈現對於人生的幽默反諷，無一不能令人感受到百分之百的「金英夏風格」。透過多樣的情境/人物設定，他將個人内在的複雜感情/各式各樣關係的矛盾，乃至於我們處於所謂「命運」之下的苦惱，金英夏全都寫入故事了。

金英夏（김영하）

 

　　1968年11月11日生，是韓國進軍國際文壇的先鋒作家，不少作品已經在美國/法國/日本/德國/義大利/荷蘭/土耳其等十餘個國家翻譯出版。

 

　　他畢業於延世大學企業管理系，1995年在季刊《批評》上發表〈關於鏡子的冥想〉，登上文壇。同年八月，金英夏以長篇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與趙京蘭（《烤麵包的時間》）同獲第一屆文學村新人作家獎，受到文壇和讀者的廣泛關注。1998年，《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在法國翻譯出版，隨後又推出了德語版，1999年，金英夏憑藉短篇小說〈你的樹木〉獲得著名的現代文學獎（第44屆）。

 

　　2004年，韓國文壇颳起了強勁的「金英夏旋風」。他以短篇小說〈哥哥回來了〉/〈珍寶船〉及長篇小說《黑色花》在一年內勇奪黃順元文學獎/怡山文學獎，以及韓國三大文學獎之一的東仁文學獎。一年之內集三個著名文學獎項於一身，不僅成為年度文壇的一道亮麗風景，也是韓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罕見傳奇。

 

　　金英夏給人的印象帶有特立獨行的感覺，他不畏世俗眼光，曾戴著耳環領取文學獎，原本學商的他，後來卻在韓國國立藝術大學教寫作，也寫影評/客串電影/主持廣播節目等等，以電影《腦海中的橡皮擦》獲得「大鐘獎」最佳改編劇本獎，2017年/2019年還擔任韓國tvN電視台《懂也沒用的神祕雜學詞典》固定來賓。他不只擅長運用媒體推廣文學，也關懷社會議題，並且勇於發聲。

 

　　他擅長描寫都市生活的冷冽/無奈，現代人的黑暗面是他關注的主題，性愛與死亡更是他直接大膽的著力點。評論家將他比喻為「韓國的卡夫卡」，足見他的作品為讀者帶來的省思與衝擊，有其重要的代表性。

 

　　著有長篇小說《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1996）/《阿郎，為什麼》(2001)/《黑色花》（2003）/《光之帝國》（2006）/《猜謎秀》（2007）/《聽見你的聲音》（2012）/《殺人者的記憶法》（2013），短篇小說集有《傳呼》（1997）/《夾進電梯裡的那個男人怎麼樣了》（1999）/《哥哥回來了》（2007）/《無論發生什麼事》（2010）/《只有兩個人》（2017），譯作有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等。

 

漫遊者已出版：

◎長篇小說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殺人者的記憶法》/《光之帝國》/《猜謎秀》/《黑色花》/《我聽見你的聲音》

◎散文集

　《懂也沒用的神祕旅行：小說家金英夏旅行的理由》/《見》/《言》/《讀》

只有兩個人（獲吳永壽文學獎）——缺失

尋找孩子（獲金裕貞文學獎）——遺失

人生的原點——迷失

玉米與我（獲李箱文學獎）——喪失

西裝——錯失

崔恩知與朴仁樹——散失

神的惡作劇——奪失

作者的話

我把七年間寫的七篇中短篇放在一起，出版了這本小說集，按發表順序排列的話，依次是〈玉米與我〉/〈西裝〉/〈崔恩知與朴仁樹〉/〈尋找孩子〉/〈人生的原點〉/〈神的惡作劇〉和〈只有兩個人〉。校稿的時候，我又重讀了一遍這些故事，不禁看到自己發生的變化，同時也看到我所生活的時代發生的變化。二〇一四年秋天發表的〈尋找孩子〉在最中間，那年四月發生了我們永遠也無法忘記的慘劇。當時，我正在為《紐約時報．國際版》寫專欄，寫的是每個月韓國發生的事情。四月的專欄，我寫的自然是發生在珍島前海/疑點重重的船難。我在文中提到「經歷這起事件之後，大韓民國必將轉型為與之前完全不同的國家」。把事實真相視為命根子的編輯詢問我這句話的依據為何，我回答：「沒有依據，這只是身為作家的一種直覺。現在大韓民國所有人都是這樣想的。」編輯卻說，無法接受這種大膽的預測。之後沒過多久，我便辭去了這份工作。我覺得作家不是去確認事實/尋找引用依據的人，而是應該代替大眾去「切身感受」的人。我遠離了那個了不起的事實的世界，重返毫無依據的預感的世界。

〈尋找孩子〉在隔年的二〇一五年獲得金裕貞文學賞。我在獲獎感言裡寫了這樣一段話：

「聽聞獲獎的喜訊時，我正在重讀卡繆的《瘟疫》。巧合的是，小說的背景正是四月十六日的奧蘭治。眾所週知，這場悲劇的前兆是一群老鼠。牠們跌跌撞撞地流竄到白日的街頭，然後成群死去。但人們極力迴避此事，無視這種徵兆。很快地，瘟疫席捲而來，整座城市因此封了起來。城裡的人明明是受害者，但他們非但沒有得到幫助，反而被徹底孤立了。有的人說這是上帝的懲罰，也有的人覺得這件事與自己無關，選擇了迴避，但也有人無論如何都想解決這個問題。滿城屍橫遍野，再也看不到希望。

這樣的人間地獄讓人很熟悉，與我們在去年四月十六日之後目睹的現實十分相似。我荒唐地覺得卡繆是不是從這起事件獲得靈感，才寫了那本小說。當然，這種荒唐的想法是借用自法國哲學家皮埃爾．貝亞德那裡。他向我們介紹過一個有趣的概念：「預知抄襲」，意思是過去的作家會從未來的作家發表的作品中獲得靈感。如果只以不變的直線去思考文學史的話，這種概念不過是一個玩笑罷了。事實上，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所謂的線性時間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有的人是在經歷「世越號」船難之後，才閱讀《瘟疫》的。在這樣的讀者心裡，作品發表的順序有什麼重要呢？我們生活在一個幾十/幾百年前寫的故事與不到一年前發生的事件同時共存的世界，這裡既有能夠給下一代小說家帶來靈感的歷史事件，也有如同預測未來事件的作品。

我在幾年前構思〈尋找孩子〉，寫好了開頭。當時我住在國外，這個故事與去年春天發生的船難沒有任何關聯。但在把陳放已久的初稿從抽屜裡取出來/著手創作是在船難發生之後，所以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的確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小說的主角因失去孩子而墜入地獄，找回孩子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但之後他意識到，真正的地獄是從找回孩子的那一刻開始的。如今我們也知道了，人生中一定存在著無法完美復原的事情。對於經歷那場船難的人而言，他們沒有剩餘的選項，有的只是堅持熬過「那之後」的日子。

如果說文學有什麼作用，我想就是用文字之網把過去/現在和未來捆綁在一起。換句話說，文學在我們充滿混亂且不易改變的人生裡，確立了某種返回的座標。透過文學把過去的事件帶到現在的讀者面前，透過現在寫的故事讓大家來預測未來。（下略）」

重新閱讀這篇獲獎感言，不禁讓我覺得：以這篇小說為起點，我過去七年的人生也被分成了兩截。在前期那三篇中，〈玉米與我〉描寫了窩囊且不懂事的小說家，〈西裝〉裡出現一位為取回父親骨灰而專程飛往紐約，但最後只穿了一套西裝回國的編輯，以及一位因員工堅持要做單親媽媽而大傷腦筋的出版社老闆。相比之下，後期的四篇顯得晦暗很多，雖然看似是以喜劇開場，但劇情發展越來越沉重，最後會覺得像是看了一場悲劇結局的電影。無論是孩子被誘拐/失去初戀情人/放棄逃生的希望，還是目睹父親之死的女兒，這些故事都是我在不知不覺中寫出來的。

但重新閱讀後發現，前三篇也是關於人們喪失什麼的故事。小說家喪失了創作的喜悅；編輯沒有找回父親，而是帶回了一套西裝；老闆送別了老朋友。只是說，這些人物沒有承認自己經歷的喪失罷了。只要相信自己不是玉米就可以，至少帶回了一套父親的西裝就可以，告別偽善就可以——這些人物都在演戲來安慰自己，但〈尋找孩子〉之後的人物就略顯不同。他們放棄了自我安慰，拚死地過著「那之後」的日子。二〇一五年寫下的這段話，似乎暗示了我之後要寫的小說。

「如今我們也知道了，人生中一定存在著無法完美復原的事情。對於經歷那場船難的人而言，他們沒有剩餘的選項，有的只是堅持熬過「那之後」的日子。」

這世上有很多即使深陷失落之中，卻仍努力以開朗的表情生活著的人們。我不知道什麼所謂的事實，我只知道我能感受到他們。他們存在於我的心中，而我也在他們心裡。

二〇一七年 五月

金英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