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2005 年7 月1 日，《科學》雜誌創刊125 周年之際，它公布了125個最具挑戰性的科學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對自然界未知領域的探索，也有一些問題涉及人類社會，比如，在今後的世界，馬爾薩斯的理論還會是錯的嗎？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經濟持續增長，而有些國家則陷入停滯？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緊密相關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為何其貧困率在增長，人均壽命在減少？合作行為是如何演化的？⋯⋯等等。這也是當代政治經濟學文獻常常會討論的相關問題。長久以來，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問題持續困擾著人類，在歷史上被反復地討論。本書將從政治經濟學的經典出發，試圖溝通經典、歷史與現實，展示政治經濟學不同視角各自的特點，以及這些視角的思想起源、歷史參照與當代迴響。本章首先從稀有資源配置的角度導入政治經濟學中政府與市場的互動。
一 如何分配稀有資源？
「稀有」（scarcity）是社會科學中的關鍵概念。經濟學家關注稀有，政治學家、社會學家也非常關注稀有，因為不僅經濟資源是稀有的，名譽聲望和政治職務同樣是稀有的。什麼是「稀有」呢？簡單來講，它有兩個構成要素：一是資源、生產要素或產出是有限的；二是它們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
我們先來看構成稀有的第一個要素：資源是有限的。無論是物質資源還是非物質資源，如果它們能無限地供應，那就構不成稀有。空氣對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它的供給是無限的，因此長期以來，空氣不是稀有資源。儘管這個地球上有大量的水，但潔淨的飲用水卻是有限的；世界上有10 億人喝不到潔淨的飲用水，每天，世界上有上千名兒童因缺乏潔淨的飲用水而死亡。因此，潔淨的水是稀有的。
2000 年，全球有近30 億人每天的消費不足兩美元；8.4 億人沒有足夠的食物；20 億人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低度發展國家中有1/4 的兒童連小學都沒畢業便輟學在家。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2013 年，世界上有10.7%的人每天消費不足1.9 美元，人數多達7.67 億。在我們生活的世界，物質資源的稀有性隨處可見。此外，不少非物質資源也往往是有限的，比如榮譽，每年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選是有限的；數學界的費爾茲獎每四年才頒發一次，而且只授予40 歲以下的數學家。總之，要構成稀有，資源需要是有限的。
構成稀有的第二個要素是社會需要，也就是它有用。儘管不少資源是有限的，但是當人類社會對它沒有任何需求時，它就構不成稀有。比如在中國的西藏，魚類儘管有限，但是藏族同胞不吃魚。因此，由於缺乏社會需求，也構不成稀有。不少自然資源，比如金屬鈾的儲備是有限的。20 世紀60 年代，由於黃金儲備短缺，美國總統艾森豪曾考慮過是否用鈾代替黃金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在人類能夠利用鈾之前，我們對這一貴金屬沒有需求，也就談不上稀有。
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資源都是稀有的，那如何來分配這些稀有資源呢？我們可以想到很多辦法，比如：靠暴力掠奪、靠權威、靠投票、先到先得、論資排輩、靠績效、靠交換等。
第一種辦法是靠暴力分配稀有資源。在人類歷史上，個人或者國家常常訴諸暴力來獲得稀有資源。《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德》講述的是為了爭奪美女海倫而引發的一場戰爭。美女是稀有的，而爭奪這一稀有資源的方式是戰爭。1846 年到1848 年，美國和墨西哥爆發了戰爭，起因是美國想買墨西哥的土地，遭到墨西哥政府拒絕。在戰爭中為美國立下赫赫戰功的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Grant）指出：這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對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發動的最不義的戰爭之一。墨西哥的談判代表也指出：一個國家因為鄰國不願意將領土賣給自己，便發動戰爭，這是史無前例的做法。美國通過此次戰爭，獲得了新的領土，包括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內華達和猶他州等。領土是稀有的，所以人類歷史上常常可見訴諸武力來獲得稀有的領土。1893 年，150 名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夏威夷，協助美國在夏威夷的種植園主發動叛亂，推翻了夏威夷土著女皇的統治。1897 年，美國兼併了夏威夷。當時的一幅漫畫把美國兼併夏威夷描繪成一場槍口脅迫下的婚禮。美國的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扮演牧師，他宣讀了「兼併政策」，而夏威夷的土著女皇則被描繪成新娘，在伺機尋找逃脫的機會。要知道，當時大部分夏威夷人並不贊同美國對夏威夷的兼併。而美國仍舊依靠暴力獲得了夏威夷這一太平洋上稀有的戰略要地。
第二種辦法是靠權威來分配稀有資源。在地理大發現時期，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未開發的海外區域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雙方相持不下。1493 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出面調停，他將亞速群島和維德角群島以西100 里格7 的子午線定為兩國勢力範圍的分界線。
該線以西屬於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以東則歸葡萄牙，這條線被稱為「教皇子午線」。裁定海外殖民地的勢力範圍是由教皇這樣的權威來完成的。當資源稀有的時候，權威的分配與裁決是解決稀有資源爭執的重要方式。
第三種辦法是靠投票來分配稀有資源。例如，在古希臘的選舉中，群眾用呼喊聲的大小來表示他們對候選人的支持程度，獲得更高呼聲便可以在選舉中獲勝。冀魯豫邊區曾實行過「豆選」。當時要選正、副村長兩人，但是候選人有六名，職位是稀有的。由於抗日根據地的群眾90%都是文盲，邊區政府就把豆子發給選民，每個候選人身後放一隻大碗，選民贊成誰，就在誰的大碗中丟一顆豆子。誰獲得的豆子多，誰就當選。
第四種辦法是按「先到先得」原則來分配稀有資源。美國的土地資源比歐洲更豐裕，19 世紀時，大量歐洲移民橫跨大西洋到美國尋求機會，土地成了他們爭奪的對象。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主演的電影《遠離家園》（Far and Away）就講述了一位愛爾蘭移民去美國尋找自己土地的故事。當時的一項規矩就是先到先得。槍聲一響，那些無地的移民使出渾身解數，迅速跑到一塊無主的土地上，將手中執有的旗幟插到那裡。誰先在一片土地上插上旗幟，這塊土地就屬於誰。淘金熱時期的故事如出一轍，誰先占領這塊土地，那裡的金礦就歸誰。在這樣的規則下，速度就變得非常重要。當年英國的火車很重視安全，行駛得很慢，而美國則不然，火車的行駛速度很快，導致事故頻發。據說一位旅客下車後發現自己把行李忘在了火車上，路人說：「趕緊去追啊。」他說：「不急，追也追不上了。前面有個拐彎的地方，在那個地方，火車經常翻車。我過去看看。」他慢慢地走到了那個拐彎處，發現火車翻了，他走過去找到了行李。在「先到先得」分配規則下，火車過快的行駛速度影響了行車安全。但是，重速度而輕安全的選擇就是對「先到先得」分配規則的回應。因為在很多時候，快速行動會讓你搶占先機。
第五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論資排輩。日本企業內部長期實行「年功序列」制度，這意味著資歷老的員工可以得到更豐厚的薪酬。而在日本歷史上，年齡太大可能還會成為獲得稀有資源的負資產。曾獲得坎城電影節大獎的日本電影《楢山節考》講述了發生在古代日本信州一個貧苦山村的故事。由於沒有餘糧，那裡的村民難以供養老人。於是，村子裡面形成了一條規矩：當老人70 歲的時候，就由其子女背到山上，去見山神。這樣做就是任由老年人自生自滅，把剩餘的口糧留給後代。
第六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靠績效。歷史上，中國的人才選拔制度就是靠考試（科舉制）來分配資源。「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批讀書人一輩子皓首窮經，通過考科舉來競爭資源。吳敬梓小說《儒林外史》中的范進，在得知中舉後，居然高興得發了瘋。奧運金牌也是稀有的，運動員們為了奪取金牌，必須要做到「更快、更高、更強」。有時候，為了在運動場上有更好的表現，他們不得不以損害自己的健康為代價。1972 年到2002 年，美式足球運動員的體型明顯增大。1972 年的超級盃賽事中，進攻內鋒的平均體重已經高達248 磅（1 磅約為0.45 公斤）；到了2002 年，超級盃的攻擊鋒線平均體重又增加到304 磅；而達拉斯牛仔隊的亞倫．吉布森（Aaron Gibson）的體重更是高達422 磅。想進入賽事名單的前鋒食量都奇大無比，為了獲得更好的賽事成績，他們把自己變成了400 磅的人肉盾牌和破城錘，他們不再敏捷，不再迅速，不再會用腳的力量。
第七種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是交易。不同資源的持有者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進行交換。1803 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州；1867 年，美國花了720 萬美元從俄國手中買下了阿拉斯加。對美國、法國和俄國而言，這是你情我願的交易行為。紐約寸土寸金，而帝國大廈更是紐約的關鍵性地標，商業價值突出，20 世紀90 年代，日本的公司就曾高價買下帝國大廈。日常生活中，我們購買產品和服務，公司購買原料，大都屬於市場交易。
上述七種並沒有窮盡分配稀有資源的辦法，這項清單還可以列得更長。這些辦法大致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橫向的分配，一類是縱向的分配。日常生活中購買食品、地產、股票等市場交易活動就是典型的橫向分配，它遵循的是交易原則，主要依賴市場進行，這是靠自願的交易來分配資源。縱向的分配主要依賴政府進行，它靠強制力來分配稀有資源，典型的模式就是靠暴力、權威、命令來完成分配。這樣的分配可以罔顧個人意願。我們可以將上述稀有資源的分配方式視為一條橫軸、一條縱軸。本書中，橫軸與縱軸的互動、國家與市場的互動就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二 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自誕生開始，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一詞就有多重含義。在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看來，政治經濟學是管理國家資源以創造財富的科學；對馬克思而言，政治經濟學關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如何影響了歷史進程。到了20 世紀，「政治經濟學」一詞也有著不同的含義。有時它指的是一個研究領域，關注政治和經濟的互動。有時它指的是一套研究方法，就方法而言，學者之間也存在分歧。
政治經濟學在本書中指的是對政治與經濟互動的研究。筆者想從政治與經濟的互動、政府與市場的互動等角度來展示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側面是：政治如何影響了經濟。就經濟問題而言，會有很多議題，如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居民消費、通貨膨脹、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等。諸多經濟政策、經濟現象背後往往有其政治根源。
我們看一下歷史上曾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現狀，就會發現它們存在很大差異。就發展程度而言，澳大利亞、新加坡已經躋身已開發國家行列；而同樣被英國殖民過的獅子山、奈及利亞則淪為低度發展國家。當然，還有一些國家處於中間位置，它們既不是最好的，也沒有變成最糟糕的，如斯里蘭卡、埃及等。經濟發展是經濟問題，而政治經濟學需要尋找經濟問題的政治根源。有研究顯示，歷史上英國在殖民地採用不同的殖民形式會影響這些國家的人類發展指數，包括經濟績效。在對外殖民過程中，英國在有的地方採用直接殖民的統治模式，在有的地方則採用間接殖民的統治模式。不同的殖民模式，英國統治的深入程度不同，對當地社會的改造也存在差異，遺留給當地的制度遺產同樣會存在區別。在英國直接殖民的國家，英國人會更深入地滲透到當地社會，使當地的社會結構趨於瓦解的同時，也留下了民主、法治等制度遺產。這些地方的經濟績效會比間接殖民的地方要好，人類發展指數更高。 經濟績效屬於經濟問題，殖民形式則屬於政治問題。尋找經濟績效背後的政治根源就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標。
羅伯特．貝茨（Robert Bates）在《熱帶非洲的市場與國家：農業政策的政治基礎》一書中提到大部分非洲國家存在一些比較奇怪的農業政策。為提高農產品的產量，政府可以實施兩種政策：一是提高農產品價格；一是對農產品實施補貼。非洲國家的政府往往偏好實施後一種政策。貝茨認為這樣的政策背後有著明顯的政治根源。因為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會損害城市中工人與製造商的利益。如果食品價格提高，城市中的工人會面臨更高昂的生活成本，這會引發他們的不滿。工人生活成本的提高也會讓製造商支付更高的工資，減少他們的利潤，而城市的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威脅比農村的群體更大。因此，政府不願意提高農產品價格。另一項政治因素是，政府提高農產品價格，會讓所有農民受益；而補貼則只是支付給政府的支持者。基於以上兩點的考慮，政府會選擇用補貼而非提價的方式來發展農業，政治的考慮而非經濟的計算占據了壓倒性優勢。不少民眾常常埋怨政府制定荒謬的、難以理解的經濟政策，而政治經濟學則從政治邏輯來理解那些看似「荒謬」的經濟政策—它們或許缺乏經濟效率，但卻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帶來足夠的政治利益。
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側面是：經濟如何影響了政治。就政治問題而言，會有諸多主題：國家構建、族群衝突、選舉、民主化、革命、戰爭等。這些政治問題的出現往往有著經濟根源。
例如，歷史上，有過多次民主化潮流，有的國家從專制轉向民主政體，而有的國家則從民主倒退回專制。人們發現，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很難實現民主。這一政治問題背後有何經濟緣由呢？如果一個國家擁有大規模的石油等非稅收收入（nontax revenue）—無論它是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它的政體會更為穩定。因為在民主國家，政府徵稅容易激起國內精英群體的不滿，動搖民主政治；在專制國家，如果政府在福利等社會支出方面的經費投入不足，同樣會導致民眾的不滿，危及政治穩定。但有了石油等非稅收入就會大不一樣。
民主國家有了石油收入可以使政府減少徵稅數額，讓精英群體滿意；而在專制國家，政府可以用石油等收入加大社會支出，讓普通民眾滿意，從而保證了政權的穩定。
政體變遷是政治問題，尋找這一政治問題的經濟根源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有學者研究發現民主和專制有著不同的經濟根基。歷史上，為何英國建立了議會民主制，而法國則走向了絕對主義王權？我們知道英國和法國長期進行爭霸戰爭，他們都需要為戰爭融資，為此，歐洲的君主需要不斷尋找新的稅收來源。英國和法國的差異在於：英國的君主主要通過對貿易進行徵稅來獲得收入，而法國的君主主要通過對不動產（例如鹽礦和土地）進行徵稅。不同的徵稅方式導致英國和法國的民眾在王權面前有著不同的議價能力。由於土地等不動產難以轉移到海外，因此，法國民眾的議價能力比英國民眾更低。在英國，國王為了獲得納稅人的合作，不得不讓納稅人在稅收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聲，從而孕育了議會民主制度。相對而言，法國國王則不那麼需要納稅人的合作，因此法國走向了絕對主義王權。
人們往往認為在不平等的社會，難以實現民主化，而有的研究者則對這一常識提出了質疑。在整理了1820 年以後的資料後，研究者發現：如果對不平等進行分類，那麼不同類型的不平等對一個國家民主化進程的影響有著顯著差異。一種是鄉村的不平等（rural inequality），另一種是收入的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只有鄉村的不平等才對民主化有負面的影響，而收入的不平等則對民主化有積極的作用。因為鄉村的不平等往往與土地集中、地主勢力強大等保守因素聯繫在一起，這些守舊的土地精英常常是民主化的重要障礙。而在全國的收入不平等往往和工業化、中產階級的興起等民主化的支持力量聯繫在一起。不平等是經濟問題，而民主化是政治問題，探尋不同類型的不平等如何影響民主化進程，也就是經濟因素如何影響了政治。
法治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治理水準的高低也有著一定的經濟根源。在中國，各個地方的法治水準相差很大，即便在經濟發展水準類似的地區，各個地方政府對法院的投入也存在較大差異。有研究指出這是中國不同地區官員依靠的資產類型存在差異導致的。如果對資產進行簡單劃分，可以有兩類：第一類是國有企業、本土的私營企業以及海外華人在中國的投資；第二類是微軟、星巴克等外資企業。第一類資產的所有者更容易接近當地政府官員，也更容易獲得經濟特權。因此，這類群體對法治的需求比較小。第二類資產的所有者不僅不是本土企業，也並非由海外華人創辦，他們缺少和當地政府官員的政治聯繫，因此更加希望創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其推動法治建設的意願也更強。如果一個地區的地方官員依靠非海外華人外資來增加稅收、推動經濟增長，那麼這個地方的法治水準會更高；如果當地官員主要依靠國企、本土的私企以及海外華人投資來獲得稅收與經濟增長，那麼當地的法治水準會系統地低於前者。尋找法治背後的經濟邏輯也是政治經濟分析。
政治經濟學的經典中有大量關於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論述。不過，這樣的互動往往是政治學家，而非經濟學家關注的「政治經濟學」。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編撰的教材《經濟學原理》自1890 年出版以來，幾度再版。
在此之前，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1848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英國經濟學界的標準教科書，被廣泛使用。而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出版取代了穆
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成為流行教科書。經濟學也從原有的「政治經濟學」中獨立出來。此後，經濟學家往往稱自己的研究為經濟學（economics），而不是政治經濟學。需要指出的是，的確有一部分經濟學家也在研究「政治經濟學」，但這部分經濟學家是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政治問題。這樣的政治經濟學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這批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政治問題的學者與著作，我們將在本書第三章中予以介紹。
三 為何要「走進」又要「走出」政治經濟學的經典？
本書強調回到經典，又要超越經典。現實世界變動不居，我們為什麼要通過閱讀那些時代久遠的政治經濟學經典來解答現實問題？除了給我們帶來樂趣，滿足我們探索的欲望，開闊我們的視野，閱讀政治經濟學的經典還有以下幾點好處。
首先，閱讀經典是以不變應萬變。這個世界瞬息萬變、日新月異，不少當代社會科學理論的生命週期會顯得越來越短。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更好把握這個變動不居的世界，把握比較根本的、不變的關鍵要素呢？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就在於它關注的不是這個世界最緊迫的問題，而是最根本的問題，那些問題千百年來長期困擾著人類社會。因此，閱讀經典，可以讓我們繞開一些眼前的變動，從而更好地把握政治經濟學最根本、影響最持久的問題。
其次，閱讀經典是與歷史上最聰明的人對話。流傳下來的政治經濟學經典大都代表了那個時代人類對政治經濟學問題認識的最高水準。儘管經典的回答有時會出錯，但是你會發現：即使它們錯了，也錯得有趣；即使它們在當時錯了，但可能會在新的時代恢復生機；即使它們的結論錯了，但也讓我們領略了其細緻的推理過程和精緻的思維魅力。推導數學問題是思維鍛煉，研讀當代文獻也是思維鍛煉，與歷史上那些聰明人對話，同樣是諸多思維鍛煉中的一種。
再次，經典能有效激發我們的求知興趣。人類有著持續的好奇心，大多數人感興趣的東西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人們往往會對一些問題有著長遠的關切，古往今來的政治經濟學會持續討論一些議題。
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能持續流傳，因為它們代表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對這些未知領域的探索，而這類問題不僅能激起先聖先賢的興趣，也會激起我們的興趣。古人的很多想法，在他們生活的時代缺乏精緻的科學工具來檢驗，他們的想法與思考儘管不能為我們提供可靠的答案，但卻為我們提出了問題。這些問題往往能激發我們的興趣，在前人畫上句號的地方，我們畫上問號，開始新的探索旅程。
最後，經典是無形的手。盡管當前的科學不斷進步，但有一點沒有變：人具有自主性，能主動從歷史中學習。人的自主性常常會改變政治經濟規律的必然性。18 世紀的英國詩人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說：「自然和自然法則隱藏在黑暗中，上帝說，讓牛頓來！一切遂臻光明。」（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night: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儘管社會科學也想有如此豪邁的宣言，但是，當代社會科學家大都會更謙虛。因為他們知道，社會科學提出的諸多規律不同於自然規律，自然物沒有自主性，而社會中的人有自主性。如果說自然規律更多的是必然律，社會規律則更少必然性，更多或然性。即便政治經濟學家請來了牛頓，在他們關注的世界中，仍舊充滿了不確定性。此時，已有的觀念結構就會對我們產生持續的、強大的影響。我們的政治經濟決策常常會受到經典、思想、理念等無形的手的牽引。閱讀過這些經典，在被它們牽引的時候，我們會有更多的自覺。同時，我們也能看到社會中的他人是如何被牽引以及被何種觀念牽引的。
因此，政治經濟學日益走向「科學化」的同時，我們仍需要閱讀年代久遠的經典。長期的「科學化」趨勢使得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日顯乏味。班傑明．科恩（Benjamin Cohen）教授在撰寫《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史》的時候指出，國際政治經濟學已變得越來越枯燥。近年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難以與早期的研究一爭高下；近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也缺乏開創性的貢獻，缺乏經典。19 不僅國際政治經濟學如此，近年來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也同樣面臨缺少經典與趣味的問題。
經典與當代社會科學文獻的分割，使得我們在閱讀經典時感到天馬行空；閱讀現代社會科學文獻時則感到枯燥乏味。本書恰恰希望搭建起政治經濟學古今對話的橋樑，或者讓經典重新經受歷史的檢驗，或者尋找經典的現代迴響，或者從現實問題出發引出對經典的爭論。所以，我們強調政治經濟學需要「回到經典」。
但是，在「回到經典」的同時，我們還需要「走出經典」。這是為何？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學者一直在閱讀政治經濟學的經典，即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儘管恩格斯曾經說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但是，當時中國學界的經典閱讀卻捆綁了中國人的想像力，因為沒有比較，也缺乏檢驗，讓經典變成了教條。不僅在中國如此，這樣的例子在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改革者讀的是亞當．史密斯、大衛．李嘉圖等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諸多經典，他們被經典捆綁，深信休克療法的有效性而罔顧自由市場的政治基礎。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讀的是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最後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經典奉為圭臬。20 世紀50 年代，美國國務院從智利天主教大學的交換專案中選拔學員，安排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此後，美國又從拉美各國挑選了一批學員在美國各主要大學學習。這群拉美青年的精神導師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米爾頓．傅利曼。他們在美國大學學習了新自由主義的經典，學成回國後，很快占據了拉美學界與政界的重要職位，並將他們的理念付諸實踐。他們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自由化改革，讓價格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取消對金融部門的管制，大規模地進行私有化改革。閱讀經典而照搬經典的結果就是將經典變成教條，讓拉美的自由化改革步履蹣跚。拉美經濟經歷了「失去的十年」，「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在一些拉美國家甚至引發了嚴重的危機。
由於經濟形勢不斷惡化，2001 年12 月，阿根廷政府頒布了限制銀行提款的法令，民眾只能從銀行提取少量的現金存款。此舉立即遭到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並引發大規模社會騷亂。阿根廷各地發生居民哄搶商店、阻塞交通等暴力事件。費爾南多．德拉魯阿（Fernando De La Rua）總統頒布戒嚴令。戒嚴令的頒布不僅沒有平息騷亂，反而導致了更大規模的示威和抗議活動，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情況持續惡化，憤怒的民眾包圍了總統官邸，德拉魯阿總統只好宣布辭職。為了躲開憤怒的民眾，他乘坐直升機逃離了總統官邸。
隨後，反對黨成員、阿根廷參議院主席做了臨時總統。兩天後，阿根廷國會推選阿根廷聖路易斯省的省長羅德里格斯．薩阿（Rodríguez Saá）為總統。薩阿上臺後隨即宣布阿根廷政府無力償付930 億美元的債務。這是全球經濟史上數額最大的一次債務違約。但是，阿根廷的遊行和示威仍舊持續。由於得不到黨內的全力支持，薩阿在上任一周後就被迫宣布辭職。此時，阿根廷眾議院議長接替薩阿擔任臨時總統。阿根廷的騷亂仍在繼續。2002 年1 月1 日，阿根廷國會召開兩院大會，推選在1999 年總統競選中敗北的正義黨候選人愛德華多．杜阿爾德（Eduardo Duhalde）為總統。自2001 年12 月20 日德拉魯阿總統宣布辭職至2002 年1 月1 日杜阿爾德就任新總統，短短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