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一二年三月七日，正值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歷史性訪問中國四十週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一場紀念演說中提到，「二○一二年美中關係課題……在世界國家史上前所未有。美國不斷尋求與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共同努力，力促其發展成為一個對全球安全、穩定和繁榮做出正面貢獻的國家，同時維持和鞏固美國在快速變遷世界中的領導地位。而且，我們在這麼做的過程中，努力避免陷入不健康的競爭、敵對或衝突。」
上面這段話，堪稱一語道盡了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挑戰。雖然中美兩國國內對於如何管理雙邊關係意見不一，但對於雙方領導階層所主張，中美關係是當代最重大的雙邊關係的說法，卻很少有歧見；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突飛躍進、軍事現代化，在區域和全球舞台上日趨積極，外界更把焦點聚集在未來數十年內的中美關係，究竟是走向合作還是衝突。
中國領導人自有一套回應公式。他們呼籲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暗中替希拉蕊的論點背書，指出中美必須另闢蹊徑，以免重蹈歷史上新舊強權衝突迭起的覆轍。
中美雙方說法都是回應政策制定者和許多國際關係理論學者的普遍觀點，也就是，中國身為逐漸崛起的新勢力，勢必將挑戰美國在區域和全球的霸權，而美國身為全球霸主，也無可避免地要予以抗拒。儘管兩強相爭的結果不可預知，但就這個觀點看來，雙方你爭我奪卻是無可避免的。國際體系恆久不變的基本架構，就在於各國透過追求絕對或相對霸權，牟取國家利益。對於這個論點的支持者而言，這場即將到來的爭奪戰，基本上與兩個競爭國的國情、歷史或領導人的選擇都毫無關係。
這個論點的靈感，來自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於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詮釋：「造成這場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權力的增長，以及這在斯巴達所引發的恐懼。」美國或許並不畏懼中國本身，但美國領導人卻相當明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勢必會對亞太，甚至其他區域的國際關係版塊造成衝擊。過去數百年來，新舊強權之間的衝突傷痕累累，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證了修昔底德的說法。
對於抱持上述觀點的人而言，政策面的影響很明顯。在美國方面，支持者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應該是維繫霸主地位，以抵擋來自新興勢力的必然挑戰。這一點具體呈現在《二○○二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我們將以強大的軍隊，阻止潛在對手妄想透過擴充軍備，領先或迎頭趕上我方實力。」一流的戰略學者也進一步強調這個概念。
中國學術界和（主要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官員當中，不少人也抱持相同觀點，他們同樣認定衝突無可避免，所以說，中國在挑戰美國利益時也沒有必要退讓。
另一些人的觀點或許沒有那麼偏向決定論，但也同樣悲觀。他們認為，儘管中美衝突不是絕對無法避免的，但可能性極高。這些分析家旁徵博引，支持自己的悲觀預測。有的指出，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要進行合作、避免衝突，可說是困難重重。他們引用賽局理論（game theory）指稱，儘管合作的利大於弊，但理性行動者往往選擇競爭，藉用賽局理論術語來說，主要原因是他們不能「信任」另一方會信守協議，所以寧可「不合作」（defect）。也有分析家說，問題出在誤解，一方自認是正當的自衛策略，另一方卻可能視為是攻擊行動的預先準備（即所謂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另一些學者側重固有傳統和文化，指出兩國各有各的獨特使命感和優越價值觀。就美國和中國的情況而言，堪稱是代表世界之光的「山丘之城」（City on the Hill），對上世界中心之國的「中國」（Middle Kingdom）。這些自我形象可以合理化兩國的主張，至少在他們自己的眼中，做為霸權，不只是為了本國的狹隘利益，更是為了全天下絕大多數人的好處。
當然，這不是唯一觀點。主政者往往排斥決定論，因為決定論代表個別領導人不管做什麼選擇，都無法改變事態的未來發展。歷史學家著眼於歷史上權力轉移但沒有發生戰爭的時期，也否定決定論。理論學者則認為，所謂國與國關係的鐵律，要視情境而定（當代許多因素，如核威攝等，顯然都息息相關）。最後站在相同陣營的還有全球化專家，他們認為在相互依存度日益高漲的全球化世界中，權力轉移不會導致零和競爭（zero-sum competition）。
本書的前提是，決定未來的因素，絕對不會全數超出兩國決策者所能控制的範圍，否則就沒有必要考量政策的選擇。這是溫和的假設；我們的分析不奉行特定國際關係理論學派。正如部分學者指出，即使是所謂現實主義派學者，也有樂觀面對中美關係的時候，而即使是自由國際主義派學者，在分析中美關係時，也 找得出悲觀的理由。
我們的核心論點在於，結果會視情況而改變的，會根據兩國各種對外發展與對內因素而改變，甚至受海外地區，特別是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影響而不同。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因素交互運作的結果，將因各國刻意採取的政策而大不相同。
這場辯論不僅對美國、中國、東亞，甚至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響。如果悲觀主義者說得對，我們注定面臨的這場對抗，代價不僅包括昂貴而危險的軍備競賽，還包括勢必危及兩國繁榮安全的戰略競爭，甚至是戰爭。如果樂觀主義者看得準，我們將有機會管理中美關係，在共同利益上達成重大合作，從促進全球經濟繁榮到打擊許多共同挑戰，例如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氣候變遷和流行病等；而在非競爭不可的領域，也可以把衝突風險降到最低。
我們認為，悲觀結果不是不可避免的；但除非兩國有一套通盤的戰略，反其道而行，否則在許多因素的驅動下，這還是有可能，甚至大有機會發生。本書闡明的是如何約束這種競爭，並且加強雙邊合作關係。
競爭是中美關係中無可避免的一環，在其他任何國與國關係中也一樣。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主張的「永久和平」，是不切實際的目標。美國就連對於最親密的盟友，包括歐洲國家、日本和加拿大，也免不了競爭，甚至偶有嚴重分歧；但很少有人擔心，這類競爭關係會導致直接衝突。若想與中國達成同等程度的合作關係，或許是期望過高，然而，減少針鋒相對以避免最壞結果（特別是武力衝突），並且在共同關心議題上提供一定程度的合作空間，卻是完全合理的預期。考量到這類合作的潛在利益，以及在單一國家無法獨力解決的問題上單打獨鬥的損失，我們大有理由朝這個目標努力邁進。
若要達成這個目標，中國和美國必須直接處理最可能產生衝突的危險區域，也就是軍事和戰略領域的競爭。我們在本書強調的是核心戰略領域，包括核武、傳統軍事、太空、網路和海事議題，因為它們有可能引發不穩定的軍備競賽，助長危機，最終導致衝突；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有意忽視造成競爭和對立的其他重要因素，特別是經濟領域和價值觀的差異。後兩者都可能導致不信任，也可能構成潛在衝突，尤其經濟議題在兩國都具有高度政治影響力。管理戰略互動是維持中美穩定關係的一項必要條件，但卻不是所有的條件。
當代對於中美關係的許多討論，著重在建立互信。事實上，這正是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和中國前領導人胡錦濤的做法。互信當然很重要。從一九七一年前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周恩來非比尋常的對話，及尼克森與毛澤東後續對話，到一九八九年前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在天安門事件後密訪中國，再到一九九八年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史無前例地訪問中國八天；高層的坦誠對話和個人外交，深深影響中美關係。但這類信任有重大限制，分別是橫向（不同組成分子之間）和縱向（不同時間點）。兩國領導人如歐巴馬和習近平，或許已透過如二○一三年六月加州陽光莊園峰會等場合，再三互動，發展私人信任，但要把這種信任擴展到所有形塑國家政策的人身上，可說是困難重重。因為牽涉範圍太廣大了，從政治評論家，到兩國軍方，甚至到社會大眾整體。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柯林頓和江澤民透過多次互動建立私人情誼，但對於柯林頓以個人擔保，美國一九九九年轟炸中國駐科索沃（Kosovo）使館是不小心誤炸的說法，中國領導階層整體（特別是解放軍）仍然無法接受。
除此之外，活躍的媒體往往會擴大雙方分歧，這在今日尤其關鍵，因為兩國決策者的行動都受到輿論約束。再者，即使當前兩國領導人建立起互信，他們也很難約束繼任者的行為。舉例來說，鄧小平在上個世代著名的「韜光養晦」外交戰略訓示，話中真正含義迄今仍讓美國人備感焦慮；有些人認為這代表中國有意隱瞞自身戰略野心，直到有能力可以付諸實踐為止。中國方面也有同樣疑慮，他們常以美國過去大選言論和當前國會行動為由，質疑美方不企圖打壓中國的保證在長期之後可能淪為空頭支票。更直接地說，雙方真正互信是一個很難全面達成的高標。
因此，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的忠告「信任但要求證」，稱得上是真知灼見。本書的核心理念，我們稱之為「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就是找出單一方可以採取的具體措施，以消弭另一方對於其戰略意圖的憂慮。
就核心而言，戰略再保證有雙重目標，一是盡量降低單一方安全策略的模糊和不確定性，使雙方可以信任彼此聲明中的善意；二是針對非善意的意圖，提供及時指標和警示，給予雙方充裕的時間來調整政策，以反映新的現實狀況。
這個概念源自冷戰時期發展的理論架構，曾在衝突迭起的美蘇關係中，透過具體措施促成部分穩定（包括軍備競賽的穩定和危機的穩定）。這些措施包含多種形式，從簽署協議促成透明化與資訊交換，到限制某些軍事現代化的企圖與部署等。不論在哪種情況下，這些措施的目標是讓雙方可以信任彼此聲稱的善意，以及在這些說法證實是虛假或出現變化的時候，避免「脫軌」。
有人或許認為，從冷戰經驗取材，然後套用在一個意識形態不那麼對立的雙邊關係上，既不合宜也不妥當。我們不以為然。如果連美國和蘇聯這般意識形態的敵人，都能找出穩定國家安全競爭的方法，那麼美國和中國當然也能同意採取措施，避免安全困境的最嚴重後果，並且開啟一個遠比冷戰時期「和平共存」更具建設性的關係。在此同時，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中美戰略互動方式有許多不同於冷戰模式的地方。其中一些因素（例如，不具備全球性的意識形態競爭、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度高）有利於戰略再保證。其他因素（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西太平洋地緣政治複雜性，包括美國與台灣的歷史關係）則讓挑戰更錯綜複雜。
美國和中國都具有一些工具，可以促成戰略再保證。
自我約束
無論是美國或中國，都不可能在攸關國家基本利益的議題上輕言退讓。我們也不主張美國以退出亞太地區來自我約束，畢竟美國在這個區域擁有重要的利益與盟友，但兩國在這方面仍然大有可為。
兩國若願意放棄可能構成潛在威脅的安全措施，就可以提高自身善意的可信度。自我約束可以是雙方同意設限，也可以是單方面主動回應對方的明示或暗示。當另一方明確提出顧慮時，以自我約束回應的效用最大，但因政治考量作祟（擔心看起來像是「讓步」），自我約束多半還是出於體會對方沒有明說的需求。
中美戰略互動屬於「牽一髮而動全身」（multimove）類型，因此自我約束是特別有用的工具。如果主動自我約束獲得善意回應，自然可以建立信任；但若一方藉機占便宜，另一方也可以調整預期心態。同樣的，若任一方面對明示或暗示的請求，不肯以自我約束回應，顯然該方所持的就不是善意。實施自我約束所獲得的回應（或毫無回應），都可以視為「學習」的契機，這正是冷戰時期管理美蘇關係的重要特徵。
在本書所探討的各個敏感領域，雙方領導人在行動之前，必須考量對方的可能反應，並衡量這將如何影響預期利益，同時也需要銘記在心，雙方關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戰略互動，而非單一行動的「賽局」。
從中美關係史看來，兩國暗中都採取了自我約束的措施。例如，美國在考量國家與區域飛彈防禦體系時，雖然沒有明說，但刻意選擇不針對中國，且不足以嚴重威脅中國核能力的布局。這顯然是美國體認到，任何足以給予中國「第一擊」（first strike）的核武布局都將帶來嚴重的政治後遺症，而且採取這種布局可能衍生出一些軍事後果（例如中國擴大核武軍備，加強發展迴避攔截科技，以及針對飛彈防禦體系發展不對稱威脅科技，例如反衛星和反雷達攻擊能力）。
華府自我約束的另一個重要例子是對台軍售。過去數十年來，美國政府引用一九七九年《台灣關係法》，謹慎調整對台軍售，強調台灣的防禦需求（如愛國者飛彈防禦系統和掃雷艦），迴避部分雖然有利於台灣防禦，但也足以威脅攻擊中國的系統，例如地對地彈道飛彈等。
中國同樣在軍事現代化上有所節制。值得一提的兩個例子，包括有限度部署戰略核導彈，以及明顯謹慎發展任何足以威脅登陸占台的全面性兩棲攻擊能力。或許是中國體認到，這種做法只會煽起更強烈的反統一情緒，並引發美國更大幅的對台軍售。
然而，與美蘇關係截然不同的是，雙方同意限武，平心而論對於中美關係可說是無足輕重。柯林頓總統一九九八年訪問中國時，兩國宣布核武互不瞄準合約，算是少有的例外（由於缺乏相關的查核機制，這個口頭承諾只能算是微小的進展），但類似的例子少之又少。雙方之所以缺乏正式協議，有部分是因為中美在大多數領域的關係仍然不平等，導致難以達成協議，其他因素還包括兩國企圖避免建立類似冷戰時期的雙邊關係。
中美兩國自發性自我約束的例子仍然相當罕見，由於擔心被批評為單方面的退讓，一方即使做了，也不願意引起外界關注。但正如我們在本書中將持續闡述，相較於透過談判達成協議，單邊自我約束的優點更多。單方面採取的措施，有必要時比較容易修改，建立時也不需要曠日廢時的談判（有時談判反而會加劇緊張，而非建立信任），而且還可以省去錯綜複雜的驗證程序。
強化
與自我約束密切相關的另一項工具，是透過「強化」，提供對方再保證的契機，具體做法包括刻意採取出於善意、賦予保證說詞可信度的措施。
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美國各種符合「一個中國」政策的行為，特別是針對台灣和西藏，例如投票反對台灣加入任何以主權國家為會員的國際組織。在中國方面，不追趕美方戰略導彈和核彈頭數目的政策，也可視為強化了中國宣稱不率先使用核武政策的可信度。
這方面當然也有反例。在中國眼中，美國遲遲不肯結束對台軍售，以及美方領導人持續與達賴喇嘛互動，都削弱了美方「一個中國」保證的可信度。對於美國而言，解放軍的挑釁行動（例如二○○一年引發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的中國機師行為，以及更近期美國軍艦在中國專屬經濟海域行駛時，遭中方如影隨形地跟蹤），往往令人質疑中國是否像官方宣稱的那樣，「歡迎」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活動。
透明化
另一項工具則是更了解敵我雙方的能力；這不僅有助於消弭誤會，還可以避免落入做最壞打算的地步。雖然不可能做到完全透明化（你不知道還有哪些是你所不知道的，各方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來保護各自的關鍵祕密），但像冷戰時期以來的《開放天空條約》等經驗，顯示透明化有助於調節戰略競爭。無論是軍艦互訪、人員交流、公開出版國防預算、舉行戰略對話等，都屬於透明化的做法。
適應力
適應力是戰略再保證的一個重要配套，因為這讓雙方可以實行自我約束，而不危及重大國家利益。換句話說，即使誤判了對方的意圖，也不至於付出太大代價。此外，即使一方的再保證沒有落實，另一方也比較有機會及時調整，而無須訴諸可能造成反效果的提早「避險」（hedging）。有鑑於美中關係與生俱來的競爭特質，加上很難避免不確定性與誤解從中作梗，因此雙方努力加強適應攻擊的能力，通常有助於穩定局勢，也是比較理想的做法。這將提高化解危機的可能性，同時降低危機升級、先發制人或誤判攻擊來源的風險。舉例來說，在雙方紛紛發展智慧型工具與網路攻擊能力時，增進核系統的存續能力（包括指揮和控制）以及（特別是那些與關鍵基礎設施相連結的）網路系統的備援（redundancy）和防禦能力，都有助於控制緊張局勢。
適應力也包括避免在關鍵需求上依賴對方。例如，就美國而言，這代表應該開發關鍵稀土金屬的其他供應來源；就中國而言，則應該力求分散進口能源的來源，以免因美方中斷供應而受到影響。
決心
就某個程度而言，第五項工具與前面四項恰好相反；前四項是告知對方自己無意怎麼做、沒有哪些惡意，以消除沒有必要的恐懼。但「決心」指的是，無論就實際或象徵意義而言，雙方需要釐清自己將為了哪些利益「不惜一戰」。如同其他戰略要素，「決心」的用意在於消除誤解，做法則是明確地界定哪些行為不可接受，對方倘若做了，將會引發強烈反擊。把我方底限昭告天下，是以威攝手法減少誤判危險的關鍵要素。
雖然「戰略性決心」的基本概念簡單明瞭，但執行起來卻很複雜。一個國家顯然不可能在事前指出各種可能引發回擊的情況，因為事件的排列組合有無限多個，而且變數很多。此外，畫出明確底線的一大問題，就是導致對方推斷只要是沒有被納入底線的行為，就不會引發任何回應（這就是法律術語中的「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expression unius est exclusion alterius〕）。就中美關係而言，一個足以說明上述危險的絕佳例子，就是一九五○年，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演說中，界定美國在東亞戰略利益的地理範圍；由於他把朝鮮半島排除在美國重大利益名單之外，有些人認為這促成了韓戰爆發。此外，為了要維護決心誓言的可信度，可能導致危機擴大；但如同稍後章節將詳述的，雙方可以設計一些既可以提高可信度，又能化解危機的戰略。此外，有些例子顯示，一個國家無須實際威脅動武，就可以建立底限。我們隨後將討論其中一例，也就是台灣問題。雖然中國無疑地把台灣問題視為國家基本利益，但北京擁有適當的非軍事手段，可以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合力防堵台灣任何可能片面獨立的舉動。
對於美國來說，戰略性的決心本身就是戰略再保證的一種形式，是美國向盟友再保證自己有能力，也有意願維繫安全承諾的方式。倘若徹底執行，同樣可以向中國提供再保證，因為美國的安全承諾可以減少中國與鄰國間的戰略競爭，對區域穩定大有助益。
自我約束、強化、透明化、適應力和決心這幾項要素，處理的是可能破壞中美政治合作，甚至導致衝突的兩大危險競爭因素——軍備競賽的不穩定和危機的不穩定。軍備競賽的不穩定，可以看成是一連串「行動—反應」舉動，是雙方為了尋求超越對方能力的優勢，所引發的連串步驟，最終雙方都無法增進安全。中美軍備競賽例子，包括中國近期在鄰近台灣區域部署大量短程常規彈頭飛彈，引發了雙方飛彈／飛彈防禦競爭；另外還包括更廣泛的互動，如中國持續提高「反介入／區域阻隔」（anti-access/area denial）能力，與美國「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概念。
危機的不穩定，則是出乎預料的事件，可能在雙方還來不及充分考量或採取化解措施之前，就意外引爆衝突。導致這種不穩定的因素，包括「不用則廢」（use it or lose it）的能力，也就是那些若不搶先使用就很容易身受其害的武器，以及沒有提前示警或只容許短暫反應時間（例如網路攻擊）的行動。我們在後續章節將詳細討論，雙方應該考慮以哪些措施化解軍備競賽的不穩定和危機的不穩定。美蘇關係可以證明，這些措施本身就是值得努力的目標。但就美國和中國而言，潛在好處不僅是避免武裝衝突而已。透過管理戰略關係，雙方將有機會站在更有利的位置，追求關鍵領域的共同利益，這包括從維持經濟成長，到打擊共同威脅，像是核武擴散、恐怖主義、組織型犯罪、環境惡化和氣候變遷等。
這些戰略的前提在於，即使對方長期意圖未知且不可知，實際上更是變化多端，但兩國仍然可能創造一個有助互信的戰略互動。兩國可以透過提供適當警告，讓對方及時採取應變措施，而不至於危及國家安全，或者因提早「避險」而引發安全困境式的互動。藉由這類措施，中美將可避免落入「兩敗俱傷」的競爭與意外衝突的下場。
最終說來，這些方法長期下來能不能成功，關鍵在於中美雙方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接受對方的基本國家利益與自身利益不相牴觸。換句話說，它假定雙方因為體認到競爭的弊大於利，最終寧願接受妥協。當然外界無需預期任一方會放棄維護自身利益或中心價值，事實上，戰略「決心」要素，主要功能就是清楚表明什麼可以妥協，什麼不行。但只要雙方同時採納這個概念，在表達決心的同時也能提供再保證。如果雙方實際上認定安全的確是零和遊戲，如同冷戰初期美蘇尚未接受、實踐和平共存概念以前的互動模式，那麼再保證戰略就注定要失敗了。
這就是推動二○○九年中美聯合聲明背後的基本見解；雙方在聲明中承諾，將盡量尊重對方的「核心國家利益」。當然，這種方式能不能（或應不應該）成功，取決於兩國各自把哪些利益定義成核心利益。如果這些核心或「關鍵」國家利益，與對方利益相牴觸，那麼再多這類建立信任、避免危機的措施，終究無法消弭潛在衝突。舉例來說，如果中國認為自己的國家安全，與美國在西太平洋軍事存在（military presence）有所牴觸，但美國堅信為了對於盟友的承諾和更廣泛的利益，不得不在此區繼續活動，那麼再多的戰術再保證或透明度，都無法彌補雙方的隔閡。同樣的，如果美國深信自身國家安全，與中國共產黨繼續統治或與兩岸真正和平統一相互牴觸，那麼中美關係終將上演長期敵對與衝突高漲的戲碼。
我們大有理由相信，這裡提倡的做法可以派上用場，畢竟美國和中國的基本國家利益還不至於背道而馳，中美之間不存在激烈的思想競爭，也沒有領土爭議或帝國野心。採取我們建議的做法，即使沒有其他好處，至少也幫助雙方釐清對於關鍵利益的看法有沒有可能獲得調解。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的，許多重大力量趨使雙方走向零和競爭，唯有了解衝突的潛在根源，我們才能制定戰略，化危機於無形。
在中美關係史上，最能說明「戰略再保證」挑戰或契機的莫過於台灣問題。韓戰爆發後，美國政策的重點在於決心，具體落實在一九五四年以美國軍事能力為後盾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但即使在早年，戰略再保證也促使美國自我約束，不支持國民黨反攻大陸的企圖。在一九七○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之後，再保證開始發揮更顯著的作用：從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到一九九八年柯林頓總統公開重申「三不」政策（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等以主權國家為會員的國際組織），再到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批評陳水扁總統二○○三年提出的公投制憲，但在此期間，決心與再保證齊頭並進，從一九七九年的《台灣關係法》，一九八二年雷根總統對台的「六項保證」，再到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期，柯林頓總統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台灣海峽，以及二○一○年一月歐巴馬總統授權繼續對台軍售。儘管中國「核心」利益在於實現兩岸統一，但華府技巧性地結合再保證與決心，不僅成功避免兩岸軍事衝突、預防台灣問題影響中美關係，也開啟了兩岸關係更具建設性的一條大道。
我們將在後續章節將提出，在戰略再保證的概念下，給中美的二十多項政策建議。其中有部分是正式協議，但大多數是非正式的行動指導原則，或單方面可以採取、具互惠性質的自我約束、強化與透明化措施。然而重點還是雙方承諾把戰略再保證當成組織政策的關鍵工具，否則這些建議再具體也無濟於事。如果雙方對於這個目標的重視程度，不亞於雙方對於關鍵國家利益的傳統防禦，中美未來的關係將大有可為。確實，我們的政策議程是紙上談兵，受限於兩國在二○一四年面對的契機與挑戰，但採用戰略再保證典範，將促使兩國政策制定者和學者持續尋求達成目標的其他方法。儘管兩國自然會堅持捍衛自身基本利益，但這麼做還是有必要。戰略再保證不只是一套特定的政策或協議，也是一種互動與思考的方式。在開始詳述這些建議之前，我們必須先正視今日中美關係的互動形態與可能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