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的荒謬永遠不會缺席  我們唯有奮不顧身地反抗

新冠疫情下最直擊人心的作品  義大利封城後最受歡迎小說之一  

卡繆寫給薛西弗斯們的真實與勇氣  在沉默的困境中也永不能放棄

特邀台灣法文翻譯名家邱瑞鑾全新詮釋

阮若缺（政大外語學院院長）、蒼藍鴿（醫師Youtuber）推薦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揭露人性恐懼，並反思存在意義的重要作品

★卡繆不只是一位小說家，更是一個社會行動者，一個反叛者。

★《鼠疫》為二戰後，存在主義思潮中最富哲學意涵的文學作品之一，距今已超過70年仍傳誦不墜。

★和《異鄉人》、《小王子》並列，是法國最具盛名出版社GALLIMARD ，創社百年以來，最暢銷的三本書之一。

★特別收錄由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專精法國當代哲學的劉國英教授，撰寫的哲學解析〈一部存在主義小說的後現代閱讀〉。進一步了解《鼠疫》的哲學背景與意涵。

「面對如此集體命運，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抗爭。

   如果我們還想要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唯有如此！」

《鼠疫》一開始便談死亡，所有人一同面對的集體死亡。面對這種集體的、無法掌握的命運，不同人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搞不清楚狀況，有些人只想逃離，甚至有人藉此大發災難財！當然也有人如同主角里厄醫生一般救傷扶危，或組織義務醫療工作隊。

這故事透過荒謬現實來闡述生命意義，揉合不同心態的抗爭手段，以換取最後的精神自由，以下這句話，概括了卡繆對生命意義、精神自由和人性尊嚴的看法：「如果你要在死神面前，體現你此生可自我掌握，那麼你即使明知最後會失敗，但你要繼續抗爭。因為唯有如此，你才可以顯示你的一生有意義；而且，若你能為你的一生賦予意義的話，你就能顯現你的自由。」

想在荒謬中賦予生命的意義，就用持續的抗爭體現真正的自由！

《鼠疫》探討人性、人類集體面對困厄時的處境。這與卡繆的經歷有關。在二戰期間，他曾參加地下的抵抗納粹德國運動，以具體的文學敘事表達親身經歷，透過寫作及社會運動的參與，表述二戰期間，納粹政權對猶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式屠殺。

如果將《鼠疫》這本書歸類為存在主義的作品，在這一場前所未有的集體苦難中，它就是要正視這些事實，與《異鄉人》不同的是，《鼠疫》認為我們要反抗這世界的荒謬處境，不反抗人生便失去意義；如此，方能顯現了人的自由。

卡繆（Albert Camus）

一九一三年生於北非阿爾及利亞，是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與評論家。

二十六歲時，他創作了不朽的《異鄉人》，並因此成名。幾年後，小說《鼠疫》的出版更獲好評並大為暢銷。四十三歲，卡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這個獎項史上第二年輕的得主。

一九六Ｏ年，卡繆在法國死於車禍，年僅四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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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未滿周歲，父親就在一戰時陣亡，文盲與聽障的母親帶著他移居阿爾及爾貧民區的外祖母家，生活極為艱困。與聽障的母親和同為聽障的一位舅舅同住，卡繆從小就在靜默中成長。他與母親之間，只有母親默默追隨的眼神。這些對他後來的寫作，有極深的影響，特別是《異鄉人》。

卡繆靠獎助學金讀完中學，接著在阿爾及爾大學半工半讀，攻讀哲學。學生時代卡繆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畢業後，因為肺病未能參加大學任教資格考試，從此決定了卡繆在正統學院外的生涯。

二戰期間，卡繆參加了地下反抗運動，德軍入侵法國時，他負責地下反抗刊物的出版工作。這個時期，也醞釀著《鼠疫》的創作

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兩個系列就是「荒謬三部曲」與「反抗三部曲」。

「荒謬三部曲」包含了小說《異鄉人》、隨筆《西西弗斯的神話》與劇作《卡里古拉》（也有人認為應該包含他的劇作《誤會》）。

「反抗三部曲」則包含了小說《鼠疫》、劇作《正直的人》、隨筆《反抗者》。

當人們在爭論卡繆是不是存在主義者，或是卡繆的荒謬哲學到底在說甚麼時，法國哲學家沙特則在卡繆的葬禮上，以「固執的人文主義」一詞向卡繆的一生致敬。

卡繆不只是一位小說家，他更是一個社會行動者，一個反叛者，一個思想的實踐者。

譯者  邱瑞鑾

法文譯者，東海大學哲學系、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法國現代文學DEA（高等深入研究文憑）畢業。長年專事法文文學作品翻譯，譯筆信實流暢，致力呈現原著文風，譯著包括《可笑的愛》，《貓咪躲高高》、《綠色牝馬》，《潛水鐘與蝴蝶》、《位置》、《身分》、《小姐變成豬》、《金魚》、《戴眼鏡的女孩》、《一直下雨的星期天》、《O孃》、《種樹的男人》、《第二性》、《論老年》。曾將十多年來每日進駐法國國家圖書館的讀書日記寫成《布朗修哪裡去了？一個普通讀者的法式閱讀》。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卡繆的《瘟疫》──一部存在主義小說的後現代閱讀

面對疫症爆發的三種「理性」態度

在《瘟疫》第一章，當敘述者描述了城市老鼠大量離奇死亡，而愈來愈多人患上了各種與黑死病相似的病癥後，書中的主角之一李艾醫生(Docteur Rieux)與省政府首長(Préfet)及市政府衛生局的醫學專家進行三方會議，討論應否公開宣佈城中已爆發鼠疫之時，三人的態度截然不同。衛生局的醫學專家堅持，到當時為止，並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可以很確定地說，鼠疫已在城中爆發。省政府首長則反複表示，一旦說出「鼠疫」一詞，將有極為嚴重的社會政治後果，因此必須請示上層，等待上級頒佈命令，始能定奪。直接照顧病人及親眼看見病人死亡的李艾醫生，面對前二者推卸責任的態度時義憤填膺地說：「以這疾病傳播的勢頭來看，若果不能阻止住它，就會導致在兩個月內全城一半人遇害的危險。因此，不管你們是叫它做『鼠疫』抑或發高燒，總之，最重要的是阻止它殺害全城一半人口。……我們必須採取防禦措施。」

上述三種態度中，第一種是科學家的客觀態度：衛生局的醫學專家嚴守科學研究工作中的學術嚴格性和懷疑精神，在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之前，不肯對已經蔓延的傳染病作肯定判斷。這是嚴守科學理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的態度。

第二種態度，即省政府首長的態度，是謹小慎微的行政決策者態度：沒有詳細估量決策的社會政治後果之前，以及沒有按步就班依從既定決策程序之前，那怕事情多麼緊急、危機怎樣嚴重，還是按兵不動，直至上級有絕對清楚的指令頒佈下來，才會有所行動。這是行政理性(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的態度。

第三種態度是人道行動者(humanitarian)的介入或投身(engagé)的態度。這一態度視人命為至關緊要，一切其他考慮為次要。這種以挽救人的生命為首要目的之態度，是以人為目的理性(the human as the rationality of end)，而非僅僅是一手段的態度。這一態度在歷史上可溯源至康德在《道德形上學之基礎》中提出的定言律令第二程式：「你的行事，要每每同時視人類──不論是於你自己的人格，還是於其他每個人的人格──為目的，而非僅僅是一手段。」在同書中，康德更進一步認為，倘若人類自詡為理性存在，就要把這一理性存在的共同體推往實現每一個人自身都是目的之「目的王國」(Reich der Zwecke / kingdom of ends)這一理想方向發展。

如果我們依於卡繆原書的描述而作出的分析無誤，則我們可以把上述三種態度和二零零三年香港出現非典型肺炎疫潮時期顯現的其中三種態度對號入座，作出天衣無縫的人物配對。在疫症爆發之初，有一些醫學專家以客觀、抽離、以至隔岸觀火的態度說出一些隔靴搔癢的「風涼話」。而當事態發展急轉直下之際，一些政府公共衛生部門的高層官員，仍然以「社會經濟後果嚴重」為理由，一直拒絕頒佈防止疫症在社區大規模爆發的斷然措施。當然幸好還有奮不顧身、捨己救人的專業前線醫護人員，就是他們的大無畏和犧牲精神，令香港全體市民在驚惶失措之中，仍保持著「最終可以渡過難關」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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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瘟疫》第一章中，卡繆回顧人類歷史上發生過並有紀錄的約三十次重大的鼠疫潮，估計總共做成約一億人死亡。卡繆問：何謂一億人死亡？亦即：我們如何具體地理解一億人的死亡？卡繆指出，在古羅馬時代的君士坦丁堡城(Constantinople)發生的一次鼠疫，便曾出現單是一日之內便有一萬人死亡。但我們如何能表象──即以觀念或圖像構想(figurer, to figure out)──一萬個死者？卡繆說，一萬人相當於五間大電影院坐滿人時的總體人數。我們設想可以把填滿五間大電影院的人集合在一處公眾地方，然後想辦法把他們置死，我們不就可以較為清楚地看見一萬人死亡的情景是怎樣？卡繆當時說，這樣做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進行這種觀察集體死亡的實驗。但事實上，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政權就是這樣對待猶太人，而日本侵華士兵就曾這樣對待中國人。另一方面，我們向來對死亡的認識只是面對面看見死者才知道甚麼叫死亡，但我們根本無可能認識一萬個面孔，故即使真有一萬個死者堆在一起，我們也無法看見一萬個死亡的面孔。換句話說，我們只能在腦海中具體地表象有限數目的死者（往往不超出單位數字）；超過了這一有限數目，即當我們用巨大的數字來表達或述說死亡人數時，我們對死亡的表象完全是抽象的(abstract representation)。故此，對在戰場上打仗的士兵而言，死亡是有具體臉孔的同袍或敵軍的死亡，但對指揮總部裏的高級將令或統帥來說，死亡就顯現成抽象的數字。同樣，對在前線拼搏的醫護人員而言，死亡是有血有肉的病患者或同僚的死亡；但對醫療管理人員或行政高層人士來說，死亡首先就顯現為統計圖表上的曲線。

後現代論者如李歐塔就曾以二次大戰期間猶太人遭種族滅絕式集體屠殺(Holocaust)為例，十分鄭重地指出，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為象徵的納粹大屠殺，根本是不能表象(imprésentable, unrepresentable) 的恐怖行為(terror)；經歷奧斯威辛而倖存的人們都找不到語言去表述它。 推而論之，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大災難和罪行，其恐怖情狀，也是無法被表象的。這正是李歐塔所強調的。這亦是後現代論者與理性主義者爭議的重要場域。究竟如何解釋人類歷史中這些不可表象的苦難？面對這各種不可表象的苦難，真有理性主前者所稱的「歷史中的理性」 (“Reason in History”)這回事嗎？如何為所謂歷史的理性辯護？

卡繆動筆寫《瘟疫》之時，Holocaust之慘劇可能仍未被世人清楚認識，但書中的敘事表明，卡繆已深諳人類災難中集體死亡是無法具體表象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