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漂鳥」――代出版說明
文╱余淑慧
泰戈爾這部詩集的英文原名是“Stray Birds”，意思是「離群的鳥」或「流離失所的鳥」。
一九二二年，鄭振鐸首度完整譯介這部詩集，把書名譯為《飛鳥集》。四○至六○年代，糜文開和周策縱分別譯成《漂鳥集》和《失群的鳥》。二○○二年，再有羅青的選譯本《單飛集》。與此同時，坊間也出現各式各樣的版本，有的另訂書名（如「泰戈爾的詩」），更常見的做法是沿用糜文開的譯法，早年甚至也有出版社把鄭振鐸的版本改名為《漂鳥集》。可見歷來台灣讀者熟知且喜愛的譯名是「漂鳥」。
漂鳥，意指漂泊各地的鳥類。至於糜文開為何選用「漂鳥」一詞來譯“Stray Birds”？其實過程頗為曲折。據糜文開的序，他把詩集譯成「漂鳥」，最主要的原因是覺得「飛鳥」與當時流行的「迷鳥」譯詞不甚妥當，在研究了原著的詩意與背景之後，他決定譯為「漂鳥」。
如此對譯的理由有二：第一，就文化上來說，印度人本來就很敬重漂泊四方的流浪者。印度修行者的人生可分為淨行、居家、修行、苦行四階段，修行者在完成就學、工作、成家、孩子長大成人等世俗責任之後，即可離家雲遊，展開敬神的苦修生活，例如《漂鳥集》第2首，就描寫了詩人對流浪者的嚮往，再加上印度當時還有「流浪詩人」挨家挨戶吟唱印度兩大史詩，可見印度人「對雲遊的重視，對漂泊者的尊敬」。第二個理由是，糜文開在查找了動物學的專業書籍後，得知會「唱歌的鶯類」就是「漂鳥之一種」，與第1首的「詩句完全符合」，於是下定決心，把詩集名譯為《漂鳥集》。
糜文開這篇譯序，我讀來「心有戚戚焉」。遙想嚴復當年為了譯“introduction”一字，遍查內、外典籍，最後終於求得「導言」一詞對譯。據〈天演論．譯例言〉，「導言」的「一名之立」，嚴復竟「旬月踟躕」，推敲了大半個月。糜文開之翻譯「漂鳥」，其所花費的心力與查找工夫，與嚴復的「旬月踟躕」竟不相上下，讀來令人十分感動。我思前想後，覺得《漂鳥集》一名既富有文化內涵，在中文語境裡又兼具譯事／譯史的傳承意味，因而決定沿用此一譯名，以示對於譯事前輩的敬重。
譯者後記
文╱余淑慧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生於今日印度的加爾各答，是個早慧的詩人兼思想家，少年時代就被視為「孟加拉的雪萊」，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美談。一九一○年，五十歲的他出版了英文詩集《吉檀迦利》（Gitanjali），這讓他在一九一三年拿下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成為第一個獲得這份殊榮的東方人。
成長於書香世家的泰戈爾
據泰戈爾自己描述，他從小就生活在「創作的氛圍裡」，熟習各式各樣的語文與藝術活動。他的曾祖父與祖父都是成功的企業家，在國內經營銀行與各種產業，在國外則有專屬的船隊與東印度公司長年維持海外的生意往來。泰戈爾的父親不但善於維持家業，本身也熱愛藝術、哲學、宗教與教育活動。為了維持傳統文化，他帶領家人過著《奧義書》指導下的宗教生活，但是他並不排斥西方文化，也鼓勵子女學習西方思想、文學與藝術，甚至送兒女到英國或美國留學。
據泰戈爾的回憶錄，他們家可說是當時孟加拉的文藝中心，時常出現各式各樣的集會，日夜都有詩人、學者、演員、歌手、畫家、教育家等文化界人士到訪，而他的父兄也不時舉行哲學討論會、詩歌朗誦或戲劇表演等活動以饗賓客。泰戈爾是家中的幼子，他的十三位兄姐大都表現傑出，學有專精，例如他的大哥是著名的哲學家兼詩人，二哥留學英國，精通梵、英、孟加拉文，除了英譯了許多印度古典文學，也是第一個進入英國殖民政府任職（法官）的印度人。除此之外，他的其他兄姐也曾組織劇團，或陸續合辦了好幾份報刊與雜誌，發表他們創作或翻譯的小說、劇本、詩歌或文學評論。
泰戈爾的英語創作與翻譯之路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泰戈爾的創作生涯開始得很早。幼時他首先跟著兄長習畫，八歲那年棄畫學詩，十三歲那年把《馬克白》譯成詩劇，在家人與賓客前上台發表。十四歲嘗試投稿給雜誌，發表詩作與詩評，並出版第一本詩集。十七歲已經開始定期投稿給雜誌，固定發表劇本、抒情詩、敘事詩、歌曲與寫作文學評論。
可能是因為《吉檀迦利》的成功或諾貝爾文學獎的刺激，二十世紀的前面二十年裡，泰戈爾的創作出現了有趣的變化：他改變跑道，大量使用英文作為他發表與創作的媒介。例如一九一三年那年，除了再版《吉檀迦利》之外，他另外出版了兩部英文詩集《園丁集》（The Gardener）和《新月集》（The Crescent Moon）。一九一六年出版《採果集》（Fruit Gathering）與《漂鳥集》（Stray Birds），一九一八年則出版了《情人的禮物》（Lover’s Gift）與《橫渡集》（Crossing）。除了詩，他一生中也寫了大量的英語散文、書信、演講稿等等。
《吉檀迦利》以及上述幾部英文詩集有時會被評論家視為泰戈爾的譯作而非創作，因為作品的內容大部分都可在他的孟加拉語著作裡找到類似的「原文」。但是，由於通常只是內容類似，或「譯文」比「原文」精簡或省略很多，因而出現了泰戈爾刪節，改寫或改譯自己的「原文」之討論。或謂泰戈爾的「翻譯」不夠忠實，多少違背其「原文」之類的說法。
原文？譯文？雙語的泰戈爾
原文與譯文勢不兩立，自古而然；出現上述說法其實也是無可厚非。不過，如果我們回顧泰戈爾生活於其間的歷史空間，以及他個人的成長背景，也許我們可以找到其他路徑，來面對泰戈爾在創作上以雙語演出的問題。
首先，印度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脫離英國的統治，換言之，泰戈爾生活一輩子的地方，嚴格來說應該稱之為「英屬印度孟加拉管轄區加爾各答」，再換言之，泰戈爾其實是個英屬殖民地作家。一般來說，在英屬殖民地生活過的人，因為日常生活中本來就必須面對兩種語言與兩種文化，因此有能力流利使用母語和英語的人所在多有，泰戈爾並非特例，他的二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再者，泰戈爾的家庭是一個新舊交替，傳統與現代並存的書香世家，他的父親雖然堅持教導子女誦習傳統梵典，但他也很重視兒女的現代語言（英文與孟加拉語）的教育。據泰戈爾的傳記記載，他才七、八歲就有兄長教他模仿華茲華斯來創作英詩。他初生之犢不怕虎，竟也真的開始寫起英詩來。從這一件小事，可知交叉並用英文與母語在他家裡或他兄弟姊妹之間是一件再尋常不過的事。自幼的耳濡目染，加上在一八七八年到一八八○年之間他甚至還親赴英國，念了兩年的英國文學，他有能力駕馭兩種語言，有能力以英文寫作也不足為奇。綜合考量泰戈爾所處的歷史背景、殖民地帶給他的跨文化或跨語言的社會背景、兼容傳統與現代的日常家庭生活以及他本身的雙語或多語的成長經驗，我覺得把這幾部作品視之為英文原作並無不可。
除了認可泰戈爾的雙語能力，將其作品視為原文之外，在翻譯研究上還有另一個取徑，亦即將他的英文作品視為「自譯」（self translation），亦即作者本人用母語之外的語言所創作的作品。這是二十世紀譯學（Translation Studies）發展以來，學者針對翻譯作品本身之研究，從而開發出來的研究面向之一。泰戈爾從小就譯寫不斷，有時寫，有時譯，有時既譯既寫，他這幾部英文作品即可視為自譯之作來加以研究。不過由於「自譯」現象的研究尚未成熟，加上這也不是目前本文的關懷所在，所以目前比較簡便的方式，還是暫時把泰戈爾用英文寫的作品視為原作。本書之中譯，即把《漂鳥集》視為原作處理。
《漂鳥集》歷來的閱讀與譯介
前述幾部作品裡，《漂鳥集》和《新月集》最為知名，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就陸續被譯成中文，進入中文世界，深深影響中文的詩歌寫作，創造了所謂的「小詩運動」，例如冰心即曾坦承《春水》、《繁星》兩部詩集之出版，是因為讀了泰戈爾的小詩，得到靈感才開始創作的。
泰戈爾詩集在中文世界不僅引介時間早，坊間歷來的譯本也不少。若以《漂鳥集》而論，據詩人莫渝統計，自一九二○年代鄭振鐸首次以白話文完整譯介泰戈爾以來，就一直有許多人不斷嘗試翻譯泰戈爾，其中著名的譯者計有：周策縱、糜文開、羅青、傅一勤、卓加真，這一名單當然也包含莫渝本人。如此不曾間斷的閱讀與譯介活動，據莫渝推測，其原因大致不外乎「試筆、學習、喜歡與認同的回應」。
這點我深有同感。作為一個讀者，我在人生不同的階段裡，都曾或深或淺地讀過泰戈爾，尤其是《漂鳥集》。高中時，我記得我讀過同學送的中譯本，目的是了解人生哲理。大學時代我又讀了一次，那是從圖書館裡借的雙語對照版，為的是背幾句漂亮的英文，希望寫英文作文作業時可以派上用場。等我自己在大學裡教翻譯，偶爾也會翻出《漂鳥集》找幾個簡短的例子，目的是為了跟學生解釋中英文各自不同的體質，與各自不同的表現特色。例如中文是意合（hypotaxis）語言，注重隱性連貫，字與詞與句之間往往不需要連接詞來加以連接；但是英文是形合（parataxis）語言，得運用大量連接詞或介系詞等形式手段來連接語詞和子句，以便構成句子等諸如此類技巧與表達的問題。
雖然我喜歡《漂鳥集》，也常用《漂鳥集》來練習與傳授翻譯技巧，但是真的接手翻譯《漂鳥集》，加入前述前輩譯者行列卻是個偶然。過去兩年裡，我因為生活極其忙碌，有家人要照顧，有教學的工作得顧及，時間上產生嚴重的碎裂。換言之，我無法抽出一段較長的時間坐下來寫作或翻譯。然而作為一個翻譯教學者，理論上又不能與翻譯這個活動須臾離。在此情況下，《漂鳥集》一首首短短的，最多只有三、四行的詩，似乎是個很好的選擇，讓我每天都能做一點翻譯。因此在某次談話間，漫遊者總編亞南女士問我要不要翻譯泰戈爾，我沒想太多就應承了下來。
從此我不論去哪裡，包包裡都帶著從網路列印下來的Stray Birds和筆記本。事實上，《漂鳥集》的大部分詩句，我都是在等待的零碎時間裡，一首一首慢慢地譯成的：若不是在公車站或捷運站翻，就是在便利商店或咖啡店等候接送小孩的零碎時間當中譯成，至少初譯稿的產生是如此。有時我頗疑心，這些譯詩會不會散發漂泊的氣味，洩露我的行蹤，或我生命中那些流浪或離散的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