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園生活──現代生活的櫥窗，潛藏殖民的騷動與哀愁
通常六點起床、七點到校的新竹公學校訓導主任黃旺成，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五日這天，四點多就早早起來梳洗，匆匆趕赴新竹驛，在四年級以上一百七十名學生慢慢集合完畢後，搭乘六點二十分準時開動的火車北上，展開兩天一夜的修學旅行。
修學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參觀總督府舉辦的始政二十週年勸業共進會。不過比起這冠冕堂皇的名義，對一百多名小學生來說，大概出去玩才是真的，尤其是去台北玩。到台北去哪裡玩呢？說來有趣，整趟修學旅行，除了勸業共進會之外，只安排了兩個行程：圓山公園和台北新公園。
可別小看公園。不只這間新竹公學校，日治時期幾乎所有的修學旅行、私人參訪，不論台灣人、內地人甚至從更遠的海外前來，只要到台北觀光，圓山公園和台北新公園，都是觀光客絕對不可錯過的景點，就好像今天的台北一〇一。
我們可能很難想像，不過是林蔭花草的廣大空地，究竟有何迷人之處？其實在一百年前，公園的內涵遠比現代豐富，公園，可以休閒娛樂，卻不只可以休閒娛樂。
圓山公園、動物園，百年前全台出遊最熱門景點
一八九六年，在台北廳知事橋口文藏提議下，基隆河濱的大日本帝國陸軍墓地，被改闢成台灣第一座公園，也就是「圓山公園」。儘管以公園為名，但初期只有權貴官員能享用，並不容許巿民大眾公開進出。
日本政府眼裡的圓山公園，可不單純是依山傍河的納涼地。圓山公園，還是近可仰望神道信仰的神聖空間。如果以公園旁黑瓦飛簷的臨濟護國禪寺為起點，穿過明治橋，沿著劍潭山麓一級一級石階朝上，來到終點的台灣神社，正是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位階最高的神社。
一八九七年底，圓山公園終於開放巿民使用。沿著河散步，觀賞迎風爭放的紅白蓮花，或是坐在樹下乘蔭，成為台北人的一件樂事。愈來愈悠哉的公園地帶，因而又吸引到了更休閒的設備。
一九一三年底，日本人片山竹五郎率領馬戲團「大竹娘曲馬團」到台灣表演，途經圓山美景，決定買下坡地，開設了一座私人動物園。一九一四年，片山竹五郎的動物園開始營業，有義大利的孔雀、印度的火食鳥、澳洲的袋鼠等珍奇動物數十隻。隔年，經營得有聲有色的動物園，被台北廳收購，並且擴大規模，於一九一五年改制為公立「圓山動物園」，開放距今剛好一百年。
除了外來動物，園內還保育許多本土特有種，包括台灣獼猴、雲豹、梅花鹿等等。當時最受歡迎的是紅毛猩猩「一郎」，一郎以擅長模仿人類表情著稱，印有其照片的繪葉書是最搶手的紀念品，名氣之大，甚至讓遠在大阪的天王寺動物園，封其為「東洋第一」。
不像現在多只能隔著柵欄，日治時期的圓山動物園，繼承馬戲團的傳統，常舉辦動物表演。這些表演活動，簡單的有猴子騎單車，另外也會有「慰靈祭」，這是為悼念告別世間的動物朋友所做的法事，主祭官是身披紅色禮袍的大象，由口誦經文的小朋友包圍，面朝祭壇跪拜燒香，過程肅穆莊嚴。還有命名投票、寫生跟攝影比賽、以各種動物為主題的博覽會。
一百年前，再沒有比圓山公園、動物園更適合修學旅行或全家出遊的地方了！
現代的力量像鐵鎚敲毀故城，用殘磚剩瓦堆砌新公園
如果圓山公園具有神聖空間的意義，台北新公園就是世俗的中心。
第一次擁有殖民地的日本，為了追上西歐文明的步履，對於島都台北的現代化可是不遺餘力。早在一八九九年的市區改正計畫，就已經提出都巿公園的概念，但直到一九〇八年才落成，名為「台北公園」。因為和圓山「舊」公園相對映，而俗稱「新公園」。
座落在城內正中央的新公園，緊鄰台北驛、總督府、台北法院、以及大片的日人官舍，很明顯的是將日本內地移民優先設定為公園使用者。
不過，公園就是可以自由進出的空間，台灣人可不在意附近政府機關瀰漫的森嚴氣息，非常樂於來此享受現代化的新體驗，包括讓人強健身體的運動場、每個禮拜會在報紙公告表演曲目的音樂堂、圓頂垂拱的台灣博物館。星期六、日散步累了，還能去大大小小的露店、喫茶店，買杯咖啡，找張長椅子坐著，聽噴水池的聲音潤透此景此刻，有時還能巧遇播電影呢！
但是，並不是所有台灣人來公園都是為了放鬆享樂。一百年前，心懷彼岸中國的傳統漢文人來到公園，只會覺得悲傷沉重、不知今夕何夕。
這時的台北，正是市區改正的高峰期。新建設什麼，就意味著有什麼要被破壞。舊城牆、老官署，都被一磚一瓦拆解，然後進入時空錯置之旅，與歐洲化、日本風的公園堆放並列。
原來豎立在西門邊的急公好義坊、東門邊的黃氏節孝坊、台北府衙前的石獅子，都一起送作堆進駐新公園。原本座落城內中央的天后宮、千百戶家屋小店，更是難逃拆除命運，剩下散落的柱珠變成遊客的短凳。取而代之的是高高聳立的雪白將軍像。他，正是推動市區改正、下命拆毀天后宮的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新文學小說家朱點人的〈秋信〉，塑造出主角斗文先生，演活了傳統漢文人不願面對新時代的心情。隱居鄉間數十年的斗文先生義憤到台北一看的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會址就在博物館所在地的新公園。這位先生一下火車，久逢故人的期待瞬間化為痛楚：
昔日的台北城址，已築了博覽會場，他的胸坎像著了一下鐵鎚，無力的落到椅上去……台北驛前的路上，人波浩浩蕩蕩的向著博物館推著，斗文先生像失了舵的孤舟，正不知道划到哪裡去好。台北的地理，早奪去他昔日的記憶……
景好移，情難轉，現代的力量像鐵鎚一下一下將故城敲毀，將舊文人愈敲愈扁，最後像隻掃帚將他們全掃進社會的邊緣，眼不見為淨。
新式教育出身的朱點人，寫出了斗文先生的悲壯，殖民政府以現代之名大行推動新市容，卻把台灣人留在看不見的邊緣。圓山公園和日本神道信仰緊密結合、新公園為了城中官舍而開，一旦遠離日本人的視線，公園似乎就不必了。
公園既是都市櫥窗，也潛藏無邊情欲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密集區大稻埕，在新公園開張二十年後，當地仕紳仍一直在報紙發表言論，努力請願要求設置公園。一九二七年台灣民報刊出〈台北公園的創設，望議員再努力〉，批評偌大的台北市區竟然只有一座新公園。一九三〇年，再刊登一篇投書〈台北市三大問題：第一街道、第二公園、第三市場〉，大稻埕的台灣人仍然只能繼續望穿秋水。
生活在遍地公園的現代都市，大概很難理解那種焦急和渴望。當時的人為什麼如此想要公園？因為曠大靜好的公園提供了散步的地方，自然的花草、清新的空氣可以調養身心。但潛藏在社論底下沒有明說的，是公園對於談情說愛之必要。
在什麼都講究現代化的日治時期，愛情也要現代化。「自由戀愛」成了摩登術語，當時沒有網路，電話仍不普遍，談戀愛必須約會見面，然而並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談戀愛。同樣是請願設置公園的社論〈台北橋附近不良少年出沒〉，迂迴表現了這種到公園談戀愛的情結。
大稻埕因為沒有公園，故每年一到暑期，沒有去處可納涼的公園，皆藉台北橋為避暑地，不料因為黑貓跟黑狗的猖獗，時常在該橋上演出醜態。致惹旁觀者諷刺或受不良少年毆打。而諸不良少年，良莠不分一律認作黑狗黑貓，致遭侮辱者很多。
一九二一年落成的台北橋，連通大稻埕和三重埔，美麗的彎拱橫跨淡水河面，每逢日暮，憑欄俯瞰橘色的連紋水光，兩岸風情盡收眼底，還曾被選入台北八景「鐵橋夕照」。原該是適合調情的浪漫地，但這篇社論卻說，對不起，情欲旺盛的摩登男女「黑狗黑貓」想卿卿我我，請不要連累路人，只有公園歡迎你們。
公園對戀愛有多重要呢？謝春木小說〈她要往哪裡去〉也點名河邊清涼的圓山公園，是最受歡迎的約會景點，林煇焜小說〈命運難違〉，自京都大學歸來的李金池，滿懷自由戀愛的夢想，與父親一番爭執、斡旋過後，第一次約會就選在台北新公園。
新公園的樹蔭下傳出一對男女的談話聲。男的是戴著學生帽的金池，女的是撐著陽傘的秀慧。兩人很有默契似的，腳步自然而然地朝水池邊的長凳走去。
這情境儼然跨越時空、無分現在過去。不僅談戀愛的地方隱隱有所規定，什麼人可以談戀愛，也是有所限制。
芳久的〈同性愛〉描述了日治時期同志情慾的深潛低伏，情節是一名警察巡邏完坐在公園長椅休息。
「你一個人嗎？」有個男子靜靜移來身邊探問。
「一個人啊，在這樣的夜裡，一個人還真是寂寞啊。」這名警察直覺地回答。
「你聽過同性愛嗎？」男子試探地提起這個話題，然後一邊慢慢將手探入警察大腿內側。警察的胸口漸漸熱起，心臟怦怦跳動，男子索性坐上警察大腿……。結果警察立時以現行犯的名義逮捕了這個男子。最讓人無限遐想的是，由警局返家的警察一個人在路上的自言自語。
「其實那男子長得也蠻可愛的，」警察這樣偷偷地想。
偷偷地想，警察只能偷偷地想，那時的人都只能偷偷地想。如果他不是警察，如果那不是個否定同性愛的社會，他們說不定早譜好一見鍾情。一百年前，社會價值觀不准的，就到公園裡闖關。
圓公園，台北第一個通宵營業、最重量級的庶民美食區
大稻埕其實並不是沒有公園，只是並非當地仕紳渴望的新公園。
新公園問世的一九〇八年，台北也仿效巴黎凱旋門的輻射狀道路，在建成町、日新町交界設立了一座圓環，並在圓環中央的空地簡單舖設草皮、長椅，稱為「圓公園」。
儘管不比政府刻意經營的圓山公園和新公園，但由於靠近永樂市場座落的永樂町、料亭酒樓密集的太平町，因此入夜以後，圓公園附近就有小販占地做起生意。不管警察如何取締，攤商始終有增無減，還經常可見在文萌樓雲雨完事的人客，或是永樂座散場出來的觀眾，水流往低處一般匯聚。
具有六條放射線馬路的街中心，中央設有升旗台，其周圍用榕樹圍繞的圓環夜市場，在榕樹下鱗比櫛次排列的攤子光亮的燈光照得如同白晝。直到十二點為止，時常擠滿了人，有粗野風貌的工人、店員和車伕等人在那光輝之下滿足旺盛的食慾，是一種壯觀的場面。
這段文字出自日本作家濱田隼雄的小說〈蝙翅〉，將圓公園獨特的粗獷肉欲、夜夜笙歌，描述得活靈活現。相較於內地人官舍街道十點過後就寂靜無聲，本島人來來去去的圓公園，熱鬧的秋燈一盞一盞越夜越亮，正是台北第一個通宵營業、最重量級的庶民美食區。
〈蝙翅〉題名來自小說中陳姓少年的攤子，其實就是扁食、餛飩。陳少年的知交、日本教師速河，雖然很愛這一味，但可不只為蝙翅著迷。圓公園裡還有澆著魚翅、香菇混合醬汁的台灣麵，撒上小把香芹，熱氣自然蒸騰成食慾。旁邊有蝦湯放進半熟的鴨蛋包，湯匙尖輕輕戳散，瞬間就色香味迷漫。不想喝湯的可以來份炸雞捲，切成一片一片油亮盛在盤子裡，筷子絕對動不停。盤子空了沒關係，隔壁就是蚵仔麵線、米粉湯，台灣風味小食，圓環夜市什麼都有。
是啊，台灣風味，庶民生活，這是個逾越文明想像的公園。
所以速河的學生才會在週記向老師抱怨「老師去圓公園是下流的行為」，速河的日本同儕也會批評說，「骯髒呢」。
大稻埕仕紳斥責大稻埕沒有公園，是因為他們在朝思暮想一座有喫茶店、音樂台的新公園，可以在樹蔭下閒坐，只會聽見情愛軟語，而不是攤販的聲嘶力竭，不是擠如刺蝟貼身的摩肩接踵。傭工、車伕、娼婦流動嘈雜的油膩所在，不能叫公園。
日本人會歧視台灣人，台灣人一樣會歧視台灣人，夜夜通明的圓公園，終究照不穿更大的都市暗影。
公園既是開放空間，壓抑不住庶民蓬勃的生命力
無心經營的圓公園，有警察壓抑不了的蓬勃生命力。即使是充滿神聖政治性的圓山公園，庶民其實也可以挪用來抗議。
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清早，兩百餘名身穿白色法袍、面色莊嚴的男子，在艋舺新起街的真言宗佈教所前集合，一路徒步朝北前進，在風光明媚的圓山公園停止隊伍，霸占下來。這是一起罷工行動，他們是「台北大工組合」，全台灣第一個工會組織，日本工人聯合台灣工人，為了抗議木工的薪資低落而成立，並組織遊行。
他們讓圓山公園成為民意發聲抗議的基地，昭告全台北的工人團結起來，預示了台灣社會運動就要從占領做起。
一九三一年六月，新文學小說家孤峰一樣在台灣新民報發表〈流氓〉。似乎承繼了占領圓山公園的狂野，也像是反擊大稻埕仕紳寫社論要求公園的拘謹，孤峰描述了一座繁雜草木的廣大公園，正午汽笛響起，暫時在公園休息的學生、工人紛紛成群結隊準備離開。一群衣衫襤褸、披頭散髮的赤腳流氓，仍圍坐在松樹下的長椅不動。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拋棄的人、工廠大量解雇的無業者。除了公園，他們無處可去。
D印刷工廠的職工阿B，他每由工廠回來的時候，必跑入公園逛一圈兒，欣賞大自然的光景，以安慰勞頓的精神，所以每日都目擊著這不自然的現象，他還記得前些時候，在公園的清水池畔，在葡萄架下，在花徑上，時常遇到幾對富戶家的公子小姐們比間徘徊於其間……而今既是變成流氓的棲留所了。
公園像是幾個平行世界的交會，是富人家郊遊、戀愛、穿洋裝、抹髮油、噴香水的伸展台，是勞動者調劑身心、復原工作壓力的緩衝區，也是想要勞動賺錢卻不被允准的流氓無家可歸的最後去處。
小說背景正是圓山公園。暗暗指涉同年二月，台灣平版株式會社為了節省成本而實施縮短工時、實則降低工資引發的抗爭。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王萬得帶領五十餘位工人罷工，甚至佔領了印刷工廠，成為日治時期空前絕後唯一的點交抗爭。
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就在小說〈可憐她死了〉，清楚描述這次鎮壓罷工運動的種種不人道。後來，罷工者遭到逮捕、虐待、流離四散，抗爭全面頹敗，在賴和筆下一清二楚呈現出來。
有別於賴和〈可憐她死了〉結局的悲憤無力，孤峰可能為了鼓舞士氣吧，他的〈流氓〉充滿了戰鬥意志。故事裡，主角阿B不敵各地工廠大量解雇的風暴，與同運命的勞動者一起坐在公園，聽著眾人批判物價高漲、工資低落的社會寫實景況，茫然看著人群越聚越多，然後眾情激憤高呼「打倒資本家、打倒資本家」，儼然革命前夕。
敗陣的革命青年，美麗的公園潛藏不住哀愁與憤恨
儼然革命前夕，其實是夢醒時分。
台灣自治運動旗手林獻堂到英國海德公園觀光，見到民眾正在肥皂箱上講演，針對政治、經濟各種議題辯論，不管發表什麼意見，警察都只是遠遠看著民眾鼓掌喝采，林獻堂大嘆，這才是真正的公園。
轉眼一九三〇年的台灣，各種遊行抗議都被禁止，幾個工友總聯盟的幹部，為了紀念五一勞動節，選擇在圓山公園散步集會，就被懷疑是要發起什麼活動，引來警方恐慌，大舉包圍，不由分說，一一逮捕。
〈流氓〉發表的同時，台灣共產黨遭到大檢肅，其他社會運動組織也都陷入無力再戰的困境。曾經親身反抗的王詩琅出獄了，對於這個理想可能永不再實現的島都，內心僅存的支柱就是寫作。小說〈沒落〉寫一名從左翼運動敗下陣的理想青年耀源，他走出古色蒼然的法院，站在總督府前面，沒臉再見昔日戰友，更發現過去、現在都已經沒有自己的容身之所。
明治製菓喫茶店的樓上，近大道的窗前佔了座位的他，剛注文了後，突然遠遠地雜在都都地叫的嘈雜裡，嚠喨的軍艦進行曲接近來。假裝軍艦進行曲的自行車，約莫有幾十隻自公園方面驀進來。他假裝沒有關心的樣子，拿起剛才送來的曹達水吸。剛才法庭的場景，又像影片般隱現在腦裡，自己的世界已和那些差得太遠。
場景是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全面被壓制，公共場所已不再能自由議論或行動了。公園，只能是騎自行車的地方，沒有講演會、更遑論罷工。敗陣的左翼青年啊，那就坐進喫茶店來杯飲料吧，讓女給陪著說笑，如果天色暗下，可以再斟一杯酒，或學一支舞、看一場電影，想多華麗都可以，想多頹廢都可以。
終於，一九四五年夏末，新公園中央的放送亭，傳來天皇玉音，終戰宣言。
聽著聽著好像每個人眼睛都紅了，有的喜極而泣，因為不用再拚死拚活演一個皇民，有的太過悲傷，不知道自己現在及將來會是什麼人。無論如何，他們都以為最起碼不用繼續在生死線前過日子了。
結果竟還是另一條生死線。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群眾衝入新公園，放送亭再度傳來聲音，台灣人的聲音，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不可信、新政府更不可信。
二二八事件後全島動盪，青年學子組成忠義服務隊維護台北治安，其中一小隊途經明治橋，被國軍攔下，無端遭到開火射擊，血花噴濺地從橋面翻倒墜落，把夕陽西下的紅色漣漪拖得更長。還有其他幾百名學生，被憲警拘捕，在圓山公園前的陸軍倉庫廣場罰成一列，英挺的制服，俊爽的平頭，迎著機槍和坦克彈，最後全都沉進基隆河底。
悲哀的不是夢終要醒，是驚醒以後就再不可能好眠。在日本帝國主義下度過五十年，換來一個二二八，繼續再五十年威權統治，新公園換成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名字改了，然後呢？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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