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讀一、聖人與罪人
收取利息，一直被視為工業革命之前全球歷史第二悠久的行業，但它損害大眾福祉，違背人們應該互助、互愛的道德觀念，和其他社會所排斥的行為根本並無二致。宗教準則認為它和賣淫嫖娼、縱火謀殺一樣罪大惡極，不過，世俗社會對它倒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世紀時，放高利貸者常常擠在城鎮貧民區，就像妓女總聚在紅燈區一樣。關於利息的理論和實踐則總是大相逕庭，不過一般而論，社會宗教氣氛越濃厚，對收取利息的打擊就越嚴厲。
起初，高利貸和利息總被混為一談，並未做系統的區分，宗教性文獻只有「高利貸」一詞，意思就是利息，後世才將兩者區別開來。啟蒙運動時期，兩者可以交替使用，只不過「高利貸」後來成為帶有貶義的專有名詞。由於拉丁文在歐洲的使用頻率逐漸降低，「利息」一詞漸漸被賦予了其他意思，但怎麼也甩不掉中世紀時染上的色彩。近千年來，「利息」一直帶有無益於經濟繁榮的解讀。
「利息」的拉丁文詞源是「usury」（即現今的「高利貸」）或「usura」；中世紀時演變為「usuria」，這是現代拼寫的源頭。此名詞帶有貶義，歷朝歷代皆是如此，因為中世紀的教會一方面嚴禁收取利息，一方面又允許合理範圍內的「正常交易」。但是，不論在哪種商業模式下，鑑於古代社會的四分五裂，以及宗教傳統的不同，人們對收取多少利息是「合理」，而收取多少利息是「剝削」，從未有令人心悅誠服的定論。缺乏統一的信貸市場也表示利息因地而異，甚至相差巨大。
與「利息」、「高利貸」等明確概念混在一起的還有「公平、公正」的概念，借錢之舉因此也蒙上了厚重的政治色彩。在以物易物的經濟體制下，利息以實物支付，所以計算相當棘手。假設，一位商人借給一位農夫一袋種子，什麼才該是正常利息？該還多少？以哪種物品償還？種子長大後成了莊稼，哪個價值更高？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都是因地而異。當金錢成為交換媒介後，人們隨即圍繞著利息展開了「多少是正常？多少是過度？」的唇槍舌戰，但普通利息和現在並無二致。隨著金錢使用範圍的擴大，倫理道德也加入戰局—只要還錢額度超出借錢額度，就被視為高利貸，因為放貸是好逸惡勞的產物，還要收取高利息，簡直叫人忍無可忍！
讓我們再次回到那個老問題：到底多少才算「高利息」？用最簡單的話來說，但凡為了必要消費而借貸並收取利息，都是有違公正，理由就是借款人如果不借錢就無法生存。所以，這類借貸全屬剝削，這種觀點的歷史最悠長，《舊約》便有提及。
絕大多數古代和中世紀的評論家與作家，一旦批判高利貸，就免不了引據《申命記》（Deuteronomy，譯註：《希伯來聖經》第五本）。書中提到，「萬不可向兄弟姐妹放高利貸；不論是金錢、食物或任何東西，利滾利皆不可取。若為生人故，此舉可取；若為手足者，萬萬不可。上蒼聖主將庇佑其子民蒼生，不論身處何方，緊握手中物。」不過，此處的「手足」是特指同一族人，也就是猶太人可以對非猶太人收利息，但不能對同族的猶太人收利息，後世稱為「申命記雙重標準」。
《詩篇》（Psalms，古代以色列人受感上帝的詩歌集）裡也有類似的警戒訓示：「上帝之民，不可放貸收利，亦不可剝削無辜。若有此行徑，將遭上帝遺棄。」這些教化，尤其是關於借錢給自己族人的訓誡，成了古代和中世紀家庭手工業最普遍且最古老的基石。
約瑟夫（Josephus，西元一世紀著名的猶太歷史學家、軍官及辯論家）認為，貸方應該為遇到手頭拮据的借方而知足感恩，而非圖謀放貸收取利息。然而，儘管先哲有言，但早期借款合約依舊可見借款還息我行我素。希伯來人將利率定為12%，尼希米（Nehemiah）在西元前四四四至四三二年擔任猶地亞（Judea）長官期間，曾頒令12%的利率以解決紛爭，此做法延續了近兩千年。
猶太人遵守《申命記》的教誨，只借錢給非猶太人，此傳統則沿襲了數百年。但是，他們後來發現，歐洲的執政者先是紆尊降貴地找他們借錢，等該還錢時，又義正言辭地說教會禁止放貸收息。因此，自從和借錢扯上關係，猶太人既有所得，亦有所失。很顯然，世俗法一般不會禁止借錢，但宗教卻成了欠債不還的有力擋箭牌。
借錢給有迫切需求的族人，即使要收取利息，也必須少之又少，用今日術語而言，就是僅僅為了抵消借款成本。至於利息的最低額度是多少，誰也說不清。要是利息收高了，就如同貸方乘人之危，將借方逼入絕境，或者企圖使其身敗名裂，無異於加害族人，因此將遭到全族上下斥責，懲罰手段也因人而異，不過最常見的是驅逐流放。在古代和中世紀，借方欠錢不還，經證實有損貸方利益，也會被嚴厲懲處，不過貸方需要出示證據表明自己的確受到了損失，而且也沒有收取高額利息。此時，利息和高利貸的區別顯而易見。
在利息和借錢的討論包括一項重要問題，即如何準確地計算利息，尤其是在羅馬帝國時期。如果仔細審視由古至今的計算方法，便不難發現，「利率」的定義和計算方法始終不同地變化。部分尚存文獻表示，利息的計算單純地以月為基礎，利息總額就是月度金額乘以貸款月數。利息高的貸款（拉丁文為「mutuum」）一般都是時間超過一年的中長期貸款。由於古代社會缺乏有組織的銀行體系，因此也找不到嚴格的標準償還條款，一切都由貸方說了算。套用現代術語的話，貸款人是私營，即資金源頭是富裕的個體和商人。
在羅馬的法律體制中，聲名赫赫的《十二銅表法》試圖用法律約束貴族和平民的借錢行為。一般狀況是貴族借錢給平民，然後平民哭天喊地抗議繳利息。羅馬歷史中也不乏禁止或控制利息的故事。西元前四五○年，十人委員會（Decemviri）某次推出一條法案，規定「任何人不得以超過1：12的比率收取利息」。按照西元前六九五年國王努瑪（King Numa）推行的十二月曆法，法定年利率為8.33%，而按照十八世紀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計算，月利率為1%。不過這或許有些誇大其詞，因為絕大多數貸款都是平均一個月。1：12的利率主要源自農業，指的是一磅重的莊稼，利息為一盎司；償還時間為每月首日；利息按年計算，不累加，累加稱為「年度複利」（anatocismus anniversarius，拉丁文）。在羅馬共和國和帝國更迭的那幾年，利率上漲到12%（usarae centesimae），之後百年維持不變，而後經過數次調整，然而，到了西元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再度採行該利率。雖然利率相對較低，但欠債不還的懲罰依舊殘酷嚴厲。依照當時的法案：「一旦債務成立，或法庭頒令，則必須在三十天的法定緩和期內償還欠款。如有拖延，債務人將被逮捕，押入法庭。如果不服法院判決，或庭上無人擔保，債權人有權帶走債務人，或將其捆綁在木樁或鏈條上，或令其背負高於十五磅的重擔，一切遵從債權人之便。」其他對於該法案的解讀表示，只要債權人高興，甚至可以對債務人動用凌遲之刑，以及將其子女賣為奴隷。
試讀二、歡迎夏洛克
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之初，歐洲官方仍舊把放貸收息看作違背人性的罪惡行徑，然而，義大利和歐洲各地都正上演著轟轟烈烈的商業革命，借錢已經成為社會化的現象。放貸屬於教會的管轄範疇，教宗自然成為首位金融監管者，不過教會行使權力的方式可謂謹小慎微，甚至吝嗇，只敢承認利息對商業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西元十五世紀，人們對於學習的熱情重新被點燃，對金錢和借貸的討論熱烈也達到了歷史新高。放貸收息依舊是人們關心的話題，不過已不像阿奎那那時備受矚目了。金錢不可自我繁衍的觀念正悄悄地轉變，相關的解讀也不再一味負面和消極。
關於金錢的新概念為早期借貸爭論注入了新血。西元一五八八年，義大利作家伯納多．達文扎蒂（Bernardo Davanzati）為金錢做了無懈可擊的辯護。在佛羅倫斯學會（Academy of Florence）的一次演說中，他稱讚金錢是「一項偉大發明，是造福世世代代的工具，如果用於非正途，錯的應該是用錢之人，而非金錢本身。」
想把金錢用在「非正當」的目的，還必須深入了解金錢的本質，例如流通數量。在文藝復興之前，一國貨幣的數量被認為是恆定不變。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的觀點是貨幣供應和社會產品總量相關，產品增多，對貨幣的需求也將增大；如果流通數量沒有相對的增長，將會造成通貨膨脹。銀行家和政治家發現只要能計算出流通數量，就能防止不少當權者慣用的充實國庫伎倆──通貨膨脹，這是當時最熱門的經濟話題，不過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一般稱之為「貶值」。
美洲的金銀礦藏進入歐洲之前，貨幣的價值相對穩定，除非當權者刻意貶值。而後，歐洲物品價格上漲，西班牙增加貿易進口，又再度推高了價格。達文扎蒂曾問：「如果現下銀條數量是一○九枚，而之前是當作一○○枚來使用，難道不是說，現在能用一○九枚支付原本價值一○○枚的東西嗎？」
中世紀末期，身為國家必備工具的金錢越發引人注目，不過直到金錢被視為促進貿易的合法手段時，人們才普遍接受並理解利息在商業發展中的地位。西元六○○至一○○○年，不少金錢經濟體在羅馬衰落之後崩潰，社會甚至倒退至以物易物，因此，從金錢角度討論放貸收息問題似乎是多此一舉。不過，中世紀的學者不會純粹為了討論金錢而撰文，他們開始探究金錢在國家中的地位，最常見的就是金錢在政治實體扮演的角色。國家是具備生命力的有機體，而非法律堆積而成的統治機器；政府是大腦，人民是身體，金錢則是血液。最早提出此理論的是十四世紀的帕多瓦之馬西流士（Marsilius of Padua）和奧雷姆之尼可拉斯（Nicholas of Oresme）。儘管依照現代人看來，兩人都不能算是經濟學家，但他們關於國家有機體的理論卻推動了「金錢是國家血液」的主張。一四八五年，法國三級會議（Estates General，譯註：法國中世紀階級代表會議，包括教士、貴族和市民三階級代表）採用了這一主張。
中世紀末期，人們對高額利息的態度大致沒有變化，不過大家也就是嘴上厲害，商業和貿易還是自顧自發展著。斐波那契在《計算之書》對複利的討論從某種意義層面而言是金融史的嚴峻考驗，因為它反應出利息的論述和計算曾採用相對複雜的手段。儘管古代和中世紀的人們總是唾罵和批判放貸收息，但放貸收息卻非常普遍，這也是古代和中世紀最奇怪的悖論之一。所謂「一人不事二主」，理論上而言，人們應該對教會忠誠，而不是債權人，尤其是當債權人是猶太人或某支極不受重視的家族時。
現代利息的論述是依賴利率和複利計息頻率進行計算，而中世紀和古代對利息的討論從未明確提出利率，只談到必須償還的數額，這是不爭的事實。早期數學家和銀行家似乎早就知道這一點，卻從未言明，斐波那契所舉的例子就是印證。1個單位貨幣，半年利率為14.355%，以五年計算，最終得出2個單位貨幣，然而，他從未提及累加與利率。另一項問題他也避而不談，即14.355%的利率究竟是否過高？如果描述利率可以使用百分比，那麼，借貸問題的討論會容易許多。但若以貸方期待之結果描述，那就困難多了。上方例子將會變成：借出去1個單位貨幣，希望五年後收回2個單位貨幣，這樣算不算高利貸？中世紀神職人員和銀行家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坦誠這樣比收回1.5個單位貨幣的回報更多。如果不借用百分比，此問題將模棱兩可。為何有的借方的利率為14%，有的借方利率卻更低？ 當時學者沒有討論信用風險，因此整個過程美其名就僅是主觀判斷。中世紀判斷風險的標準是借方的人品與借貸雙方的熟悉程度。若是利息高過平常額度，任何人都會因為差別待遇哭訴高利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