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所能允諾的，以及獨裁無法觸及的
（陳中芷 本書譯者）
二十一世紀才過二十年，世界政治局勢震盪已烈。老牌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連續幾年以「民主危機」、「民主退潮」、「民主困局」，作為世界自由年度調查報告的標題 ，相較於上世紀七〇年代起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下，各地對民主政治所顯示的憧憬與樂觀，「民主已死」、「民主崩潰」儼然成為當代政治論述、媒體評論中顯著的關鍵字，種種針對民主/民主制度的批判不僅出現在獨裁政府反民主的政治宣傳中，也發生在指標性民主國家的街頭抗議中，如英國脫歐運動的攻防、美國近兩次總統大選中的民粹動員。一九九〇年代起連續創造民主政治神話的新興國家，依循各自政經和社會的脈動，重返威權統治，諸如泰國、緬甸、匈牙利、烏克蘭、俄羅斯，甚至土耳其、伊朗等，新任當權者追求個人權力的集中取代了後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民主共識。新一代的威權/獨裁統治者從二十世紀學得更精巧的統馭能力，以人民之名攫取統治的正當性：玩弄民主制度裡的選舉機制，公開扭曲司法審判、壟斷媒體操縱言論、鎮壓異議者，泯除任何對權力產生制衡的可能性。而二〇二〇年新冠病毒（COVID-19）引爆的肺炎疫情更是讓全球措手不及，不僅考驗各國政府的行政能力，如何在維護國民健康與保障個人自由及資訊安全之間取得平衡，更因疫情而下沉的經濟生產和消費活動，攪動了全球/地緣政治與跨國資本利益集體之間的權力結構。世界秩序已進入新的盤整階段，建構世界秩序的價值與信念也面臨新的挑戰，在倒退、衰敗中的民主/民主制度還有未來嗎？
這個問題正是本書作者保羅·諾特（Paul Nolte）在最後的主題。保羅·諾特以十一個主題，從民主創造國家、人民創造民主、民主的歷史、權利與自由、德國的民主，轉進當代問題，討論變動中的民主、當前民主制度的爭議和變化，以及民主進化成一種現代生活的方式，繼以全球化的視野來討論歐洲、西方、世界對民主制度的繼受與改變，及其困境，最後問到民主的未來，羅列了一百〇一個問題，鋪陳出對民主這個議題的界定與概念的變遷、演變發展的歷史，以及在不同階段橫向連結的問題叢，當然，也包含了民主的倒退。作者提出的問題很簡單，甚至帶一點挑釁，但是簡明扼要的勾勒出民主作為一門學問、作為社會運動、作為政治制度、作為解決政治支配困境的手段、作為文化價值、作為生活日常的多層次面貌。保羅·諾特丟了問題，也給了答案，讀者可以不同意他的問與答，但他透過一來一往問答的寫作策略，創造出一種乒乓球的閱讀效果，撞擊思考。
此外，歷史學者出身的保羅·諾特，擅長處理文獻參考資料，能在簡短的鋪陳中穿插傳記訊息與論證引述，甚至透過一兩筆的諷刺比喻傳達自己的立場。閱讀這本書不需要一口氣，讀者大可從結構清晰的目錄中挑選主題，隨手切入。但也因為作者預設閱讀的對象是德國的中學生和對民主這個議題有興趣的一般讀者，極簡的行文和大量的概念與相應的歷史背景，會帶給臺灣讀者一定程度的閱讀挑戰。但這也是這本書的原始目的：作為政治、歷史和公民社會學科等跨學科的入門導覽，讓學生可以「按圖索驥」，累積一定的知識能量，去建構出自己的政治價值判斷，作好成為公民的基礎準備，簡單地說，是一份引導思索自身政治生活的基礎綱要。
保羅·諾特開篇以政治上的理性對比於政治激情，點出政治發展中以人民為訴求的歷史張力；以私人利益與任意性對比於機會平等與公共政治的參與，切入討論當代民主政治的挑戰與困境。兩組對比貫穿全書，呼應民主體制三大基石的發展脈絡：法治、問責制與有效分配管理。這三大基石各有歷史成因，也各有在演化過程中未竟之處。法治是指國家（統治者）必須依法統治，合法取得及運用權力，這是自古典希臘梭倫改革以來，對當權者課以義務與責任的限制；透明的問責制，則是在權力制衡的原則上，借由公開的民主程序，迫使當權者衡量公共利益，而非任由一己專斷循私；有效的行政管理，包含會計稽核制度是出於歷史經驗，用以維持民主政治的運作免於麻木與顢頇的機制。而民主/民主政治這一切發展都因「人民」而來，作者在第四十四問〈但是納粹也都是以人民之名〉中，借由布萊希特的詩句「人民並非同胞」來闡明，「人民」這個概念如何從集體意義下的人民轉變成僅代表個人身份意涵的人民，這並不是修辭遊戲，正是訴諸這種個人意義的「人民」，才能高舉人的尊嚴，主張所謂的基本權利，也才可能對抗獨裁者將人民包裝成一種「種族性」的血緣關係，把個人一切的獨特性和自由向度碾壓進「集體」的政治操作。「人民」概念的演變，並非蹈空逞辯，而是攸關現代民主國家裡公民身份的權利與義務。作者在第三十一問〈人權、公民權和基本權利，是一樣的東西嗎？〉以及第三十三問〈國籍既有排他性又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嗎？〉裡連續說明，當建構民主的理由不再從集體人民的角度而是從個人權利出發，國籍也就成為民主的定錨，不但與自由及平等息息相關，更牽涉社會的整合與權利的賦予。若由此思索，臺灣所面臨的社會福利保障範圍和社會資源分配的爭議，當能有更清楚的討論層次。
從歐洲啟蒙運動以來，涉及政治秩序的論述都隱然在回答：「我是誰」、「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共同生活？」，德國統一時的政治宣言：「讓各自不同背景下的人，可以在統一和融合的過程中，找到更好的自我」，而能夠實踐「更好的自我」，必然是建立在對民主和人權基本價值的肯定上，這是二戰後德國在反省納粹獨裁、重建政治文化的過程中反覆強調的核心精神。而肯定民主與人權價值的另一面操作，就在於建立起面對獨裁統治的政治判斷力，培養出抵制和拒絕所有美化和正當化獨裁傾向的敏感度。保羅·諾特出生於一九六三年，成長於戰後德國民主制度發展期，見證了兩德統一，這本小書的原型是作者二〇一二出版的《何謂民主？歷史與當代》（Was ist Demokratie?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二〇一五年改寫完成本書，儘管當時民主作為生活價值和政治規範，已遭到嚴峻的挑戰，但是很明顯的，作者還對民主抱持著樂觀的信心。那時候，作者還沒見識到當代獨裁統治者如何在短短幾年間，借著經濟勢力和網絡媒介的力量，透過民主制度提供的一切機制，利用各種協力者，操弄民主語彙，擴散威權統治的政治手段，宣傳威權的價值，掏空民主政治的基礎。他在第八十問〈中國會不會有一天變得民主？〉，只輕巧的做了預測，認為中國可能會持續逐步開放，但止步於民主機制的界線之前。那時候，獨裁政體逆勢操作還沒到達高峰，獨裁政治的操控機巧還沒有真正向全球撒潑。
臺灣的讀者經歷過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雖然解嚴了三十年，政黨輪替了三次，但我們對獨裁潤物無聲的影響經常習而不察，對威權有著無比的親近性，對獨裁統治的操作還不具備足夠敏銳的辨識度和抗拒能力。當我們面臨作為民主制衡機制的罷免爭議，眼見著香港警察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四十七名參與二〇二〇年民主派初選人士，看著緬甸安全部隊鎮壓反對軍事政變示威者造成多人的死亡，其中包括一槍貫穿頭顱的鄭家希（Kyal Sin），十九歲的她倒下時，身上穿著「一切都會好起來」字樣的T恤，⋯⋯，或許會想，順服於強權遠比站上街頭來得方便。只是我們安於這樣的方便嗎？民主不保證豐衣足食，對強國爭霸不畫大餅，但民主允許你開始思索：我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我可以期望什麼樣的社會共同生活，以及想像「我」在這個社會共同生活中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以及我們該接受什麼樣的政治支配？願意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被統治？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政治文化？或許，打開這本小書，答案正落在民主所能允諾的，以及獨裁所不能觸及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