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吸引力：休斯、普拉斯

休斯（Ted Hughes，1930～1998）與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既是苦命鴛鴦也是悲劇詩人，在許多人眼中，普拉斯可說是女性主義的殉道者。

休斯出生在約克郡卡德河谷的小鄉村，父母在村裡開店鋪，販售報紙和菸草，哥哥替人看守獵場，常常帶休斯到荒野打獵，休斯從此愛上野地荒山，據他回憶，回到卡德河谷就像「跌進深淵⋯⋯靈肉從此分離」。休斯詩中不變的元素有二，一是認為動物比人類更真，二是將動物與殺戮、豪氣聯想在一起。休斯的父親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參與了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的血腥戰役，整團全軍覆滅，僅十七人生還，休斯的父親便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浴血意象也在休斯年幼的心中留下印象。休斯從文法學校畢業後考上劍橋大學，進入彭布羅克學院攻讀英國文學，然而，他覺得學術研究背叛了自己心中的詩人，某天夜裡，他夢到狐狸臉的傢伙走進房間，在他尚未完成的文章上留下血淋淋的爪印，說：「你在殺我們」。因此，休斯在三年級時轉攻人類學，從此對魔法與薩滿教懷抱興趣。一九五四年，休斯從劍橋大學畢業。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在派對上結識了普拉斯，她咬了他的臉頰、吸了他的血，名噪一時。四個月後，休斯與普拉斯結婚。

跨越大西洋的相遇

普拉斯才華洋溢，理所當然志向遠大，但壞就壞在她時常飄搖不定。普拉斯的父母從德國移民到美國，全家住在麻州的波士頓郊區，父親奧圖是大學教授，專門研究大黃蜂，由於家學淵源，普拉斯後來也迷上養蜂，在〈爹地〉（Daddy）這首詩中，普拉斯將父親與納粹德國聯繫在一起，但其實奧圖一心反戰，十六歲離開家鄉時，納粹德國尚未成立。

普拉斯四歲時，父親健康惡化，生怕檢查出來是癌症，因此拒絕就醫（其實他罹患的是糖尿病，及早求醫大可治癒），但他傷到腳趾、生出壞疽，不得已，只好整條腿截肢（所以普拉斯才會在〈爹地〉中提到父親只有一隻「黑鞋」）。普拉斯八歲那年，父親過世，她告訴母親：「我再也不跟上帝說話了」，從其《日誌》（Journals ）來看，普拉斯似乎埋怨父親棄她而逝。

中學畢業後，普拉斯考上了大名鼎鼎的史密斯學院，入學後認真向學、成績優異，她心懷抱負，自認不甘平庸，同時也體認到自己對錦衣玉食的需要，遂與其他成績優異的同學一起到紐約的《佳人》（Mademoiselle）雜誌實習，但才做了一陣子，便覺得這份工作讓她不知所措。一九五三年八月，她吞了母親的安眠藥、將自己反鎖在地窖，企圖自殺，後來意外獲救，在麻州的麥克林醫院接受精神治療，並將這段經歷寫進飽受讚譽的小說《瓶中美人》（The Bell Jar）裡，病癒後，她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飄洋過海來到劍橋大學紐納姆學院，因此邂逅了休斯。

普拉斯的《日誌》記錄了這場邂逅：「喔，他來了，我的黑色掠奪者，喔，飢餓，飢餓。」在給母親的信中，普拉斯寫道：「我愛瘋了，最後只有受傷一途。我遇見了這世上最強壯的男人……高大、魁梧、健美，像《聖經》中的亞當……聲音宛如上帝的雷響。」起初，普拉斯與休斯幸福美滿，在完成劍橋課程後，小倆口搭乘伊莉莎白女王號渡海到紐約，普拉斯在母校史密斯學院教了一年的書，一九五九年夏天，兩人遊遍加拿大和美國，旅途中還在野外露營了幾次。一九六Ｏ年四月，長女芙莉妲出世。

女兒出生時，普拉斯與休斯已經回到英國，住在倫敦報春花丘附近的公寓，一九六二年一月，長子尼可拉斯誕生，夫妻倆決定搬到鄉下，在德文郡買了間舊茅屋，倫敦的公寓則租給加拿大詩人韋佛（David Wevill）和嬌妻艾希婭（Assia），房子才租出去幾個月，休斯便不顧自己與普拉斯的婚姻，與艾希婭愛得難分難捨，一九六三年二月，普拉斯心煩意亂，將頭湊進瓦斯爐裡自殺，而休斯仍不願娶艾希婭，六年後，艾希婭帶著兩人的女兒舒菈（Shura）自殺。

頌揚自然與暴力的休斯

普拉斯認為休斯詩才橫溢，縱使慘遭背叛，仍然對此深信不疑，兩人交往期間，普拉斯努力扮好賢內助，一方面利用當秘書的薪水來支付生活開銷，二方面將丈夫的詩稿寄給各大雜誌和出版社，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休斯獲得了普拉斯替他報名的詩歌大獎（評審是奧登、史彭德、穆爾），因而出版了首部個人詩集《雨中的鷹》（The Hawk in the Rain，1957）。

《雨中的鷹》收錄的詩作（例如〈風〉、〈蛋頭〉）都採用了休斯一貫的主題——人類的聰明才智不堪一擊，自詡聰明簡直是所託非人，還妄想將屠殺人類的混沌大自然擋在門外。〈哀悼陣亡士兵〉（Griefs for Dead Soldiers）呈現的則是父親參戰所經歷的暴力，而休斯之所以對暴力感興趣，是因為暴力開闢了通往原始的道路，太初之力在此流動、奔馳，非人類所能企及。「任何暴力」，休斯寫道：「任何激烈的活動，都能喚醒更大的能量——這正是宇宙最原初的電力電路。」

休斯的第二本詩集《牧神節》（Lupercal，1960）也沿用了相同的主題，其中普拉斯最愛的是〈吞火者〉（Fire-Eater），乍讀之下似乎摸不著頭緒，為什麼星辰是「有血有肉的祖先」？而黑暗的山丘、休斯的血液都是星辰的子孫？為什麼蚊蚋的死是「星辰的嘴」？這就得說到休斯對現代科學的濃厚興趣，當時科學界新出的理論認為：人體內的原子（原始的氫原子不算）都源自於好幾十億年前的星辰，這些星辰誕生、老去、爆炸，星辰中的元素如微塵般散布在太空中，後來又形成了地球等恆星，因此，地球和人體都是由星辰構成，所以星辰是山丘的「祖先」，休斯的血液是星辰的子孫，依照這則理論，物質和能量在宇宙中不停循環再利用，分子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宇宙中的死亡餵養著宇宙，縱使是蚊蚋的死，也能夠餵養星辰。

休斯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是無情的獵食者，例如〈鷹棲〉（Hawk Roosting）中的老鷹（「我的吃相就是咬掉頭顱」），〈畫眉〉（Thrushes）中的畫眉（「先一躍，再一啄」），〈狗魚〉（Pike）中的狗魚（出於卵的殺手），駕馭文字的功力相當靈活，又是轉品、又是自鑄新詞，堪比莎士比亞，例如他不說畫眉「全神貫注」，只用「聚精」兩個字更顯力道，描寫狗魚花色駁雜，則說「碧綠虎斑了金黃」，這便是將名詞「虎斑」當成動詞來用。休斯這麼做的用意在於重振語言，並警告世人：「文字不停排擠我們的經驗，文字自私自利，消化了世界上所有的字典，等到文字比活生生的經驗更強而有力，就是文字取代經驗的時日」，然而，只要休斯手下留情，文字就取代不了我們的經驗。

普拉斯自殺之後的兩個月內，休斯寫出了〈狼嚎〉（The Howling of Wolves）與〈老鼠之歌〉（Song of a Rat），兩首都收錄於《野人》（Wodwo，1967），大意都是殘忍與痛苦在大自然中在所難免，彷彿是為自己所作所為辯解。之後，休斯沉寂了幾年，直到一九六六年才又提筆，一九七Ｏ年出版詩集《烏鴉：烏鴉的生與歌》（Crow : From the Life and Songs of the Crow），扉頁題詞寫著：「紀念艾希婭與舒菈」。休斯認為《烏鴉》是自己的代表作，文評家大多認同，有些則敬謝不敏，因為內容負面且暴力，詩題中的「烏鴉」無法等同於任何單一概念，一會兒是受害者，一會兒是暴君，有時是英雄，有時是傻瓜，每一首都翻出新意，境界之高宛如神話，但內容卻又推翻各種神話——包括基督教、人文主義、創世紀故事，只要是對於人生正向、樂觀的詮釋，全都化約為滑稽戲和笑鬧劇，凡是現存的刻板印象，烏鴉全都無法無天、刻意不去迎合。「我所關心的，」休斯寫道：「是創造出盡量不帶文化沉澱的東西，而不是博物館裡那種老古董。」

說來矛盾，休斯在《烏鴉》裡展現出的創造力，後來唯有翻譯奧維德《變形記》時才能相提並論，這部譯作取名為《奧維德故事集》（Tales from Ovid，1997），休斯的譯法與傳統的譯作大相徑庭，不僅隨意增添段落，還為奧維德筆下激情、聳動的故事注入官能之美，一讀便知是休斯的作品。

抒發憤怒的普拉斯

普拉斯生前只出版過一卷詩集，題名為《巨神像》（The Colossus），口吻大膽且語帶譏諷，一如其晚期作品，不過，《巨神像》的詩作可見模仿湯瑪斯、葉慈、穆爾、瑞特克的痕跡，原創性較低，休斯棄她而去那數月的詩作，才是真正讓普拉斯名留文壇的作品，後來由休斯結集成冊出版，題名為《精靈》（Ariel，1965）。

在給母親的信中，普拉斯自述寫出了「此生傑作」，一天寫一首，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天色還很黑（「像在火車的山洞或上帝的腸子裡寫作」），一直寫到孩子起床才停筆，那年（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的冬天冷到破紀錄，而且冷到了詩詞裡，例如「蜜蜂組詩」裡的〈過冬〉（Wintering），以及〈尼克與燭台〉（Nick and the Candlestick）裡「結冰的窗玻璃」。在德文郡期間，普拉斯與村人一同養蜂，但其「蜜蜂組詩」卻無關養蜂，而是在寫她心中的憤怒與滿腔的怨恨，〈蜂螫〉（Stings）中「可怕」的蜂后有著「獅紅之軀」，跟〈拉撒路夫人〉（Lady Lazarus）一樣是只想復仇：

我披著紅髮升起，

吃男人像吃空氣。

〈蜂螫〉一如普拉斯的晚期詩作，都在詩詞之間參雜人生點滴，根據普拉斯當時的信稿，休斯因為怕被蜜蜂螫到，所以總在頭上蓋一塊帕巾（也就是詩中的「白色亞麻方巾」），但還是被狠狠叮了一頓。儘管蜜蜂蟄完人之後就會死去，但普拉斯筆下的蜜蜂「自認死不足惜」，只要能報仇就好。

根據普拉斯與美國心理治療師露絲．博依舍（Ruth Beuscher）的通信，休斯對於外遇得意洋洋，還嘲弄她、威脅她，問她怎麼還沒自殺？還說他和艾希婭都以為她會自殺。一九六一年二月，普拉斯聲稱休斯「毆打我」，並因此流產。普拉斯晚期詩作中的憤怒，應該要放在這樣的脈絡下去閱讀，然而，批評者譴責普拉斯自導自演，反對〈爹地〉一詩將大屠殺受害者的命運挪為己用：

像喀嚓猶太人那樣喀嚓我，

去達豪、去奥斯威辛、去貝爾森……

說人家「自導自演」是很嚴重的譴責，擁護者和反對者至今依然爭辯不休。

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普拉斯寫下了絕筆詩〈邊緣〉（Edge），描述一名女子帶著兩個嬰孩自殺，一個枕著右乳，一個枕著左乳，女子臉上露出「成就的微笑」，批評者指責〈邊緣〉美化自殺、理想化弒嬰，讀來既「病態」又自鳴得意，但這種讀法似乎有待商榷。詩中說女子闡明了「希臘悲劇的必然是幻象」，既然詩人用了「幻象」兩個字，自然無法單純認可自殺這種作為。〈邊緣〉是一首自我審查的詩，也是一首自我批評的詩，普拉斯也是這樣審查自己、批評自己。詩作完稿後一週，普拉斯用膠帶和毛巾封住廚房和臥室之間的門，保護好熟睡的孩子，接著便開瓦斯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