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追求「正義型民主」
湯錦台
二○一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如果以每個世代為二十五年計算，在這將近三個世代的時間裡，可以說是美式或西方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主導著地球大部分人口的生活與思想的時代。即使是在蘇聯解體前的冷戰年代，最多時有四億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它所控制的國家集團內，另有十億人口住在不屬於西方集團或蘇聯集團的中國境內。但是全世界五十億以上的人口當中，仍有近四分之三的地球公民，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獨裁國家的居民在內，無時無刻不直接間接受到西方民主生活方式的熏陶與影響。自由主義民主的力量隨著美國國力無遠弗屆的擴充，滲進世界的每個角落。
戰後的台灣，從初期各種民主力量不斷萌芽，反抗國民黨一黨獨大開始，民主日益紮根，並在二〇〇〇年以民進黨獲得執政權力為起點，正式踏上了全面民主的不歸路。雖然一路走來，道路坎坷，但是以民選領導人和代議制民主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民主根基，已牢不可破，難以動搖。
在全球範圍內，伴隨著台灣開始進入全面民主發展時期而來的是，全球民主國家的擴散，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達到了高峰，東歐和不少非洲國家都紛紛加入了民主的行列。然而，到了二〇〇〇年中期以後，以選舉程序、多元主義、政治參與、政治文化、政府運作和公民自由等為標準來評分的全球民主指數，卻開始下降，帶動了全球民主的大退潮。正如今年九月十五日史丹福大學民主理論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評論民主在退潮的專欄文章中所說的：「在［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過去了三十年之後，民主曾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擴散到了全世界，但是到了二〇〇六左右，卻突然停頓了下來，雖然民主國家的總數沒有急劇減少，但是公民社會的空間卻不斷縮小。自由與民主都在退潮。」
這種退潮顯然與這段期間西方民主的錯誤運作與示範息息相關。一九九一年年底蘇聯的解體，將美國的國際地位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世界都寄望作為民主自由領頭羊的美國，能帶領受到四十年冷戰惡性消耗的世界，擺脫意識型態的泥沼，步向共同繁榮昌盛的全新局面。然而，從二〇〇一年起，美國以反恐名義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給中亞和中東地區帶來的連鎖式破壞猶未平息，二〇一〇年起由美歐西方國家大力介入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又再度將中東地區帶進了戰爭與死亡的地獄深淵，至今西方國家欲透過大規模群眾示威運動和武力介入，而強行將其帶進現代民主國家行列的利比亞、埃及、敘利亞和葉門等國，不是內戰不止，恐怖主義活動猖獗，就是軍人干政，難民四處流散。同樣是在美國力量的影響下，這些國家的處境，與今天台灣社會的安定以及周邊國際環境的相對平穩，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但是，稍微深入觀察，我們卻不難發現，有幸進入民主標兵行列的台灣，在社會表面祥和的背後，卻是處處充滿了不應有的不協調現象，隨手都可舉出這類的例子。譬如凸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弊病的貧富不均現象，在台灣同樣不可倖免，「台灣近年來的國家財富，正往極少數人集中，前一％所得者占全國總所得比例，已從六％竄升至十一％，有錢人不必靠上班薪水謀生，用錢滾錢就能迅速累積財富；市井小民市面對房價飆漲、荷包縮水，卻是難以翻身。」（引自：《遠見雜誌》，二○一五年三月號。）又如上世紀九〇年代以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名噪一時的美國日裔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在其去年底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提出的，實現現代民主良治社會的三大基石，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在台灣似乎都不充分具備，也因此導致了選舉至上、政黨政治失序、司法和教育隨政治風向而轉、民粹主義泛起、貪腐詐騙橫行、道德水準掉落、少數綁架多數以及名嘴治國等社會亂象。這些現象造成了作為社會主流動力與價值塑造者的中產階級的退縮與沉默，社會失去了行動準繩與領導力，也失去了四小龍時代全民在國際上共同衝刺的視野、雄心與能力。
二〇〇八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使西方民主制度受到了進一步打擊。全世界人民目睹了新科技時代華爾街是如何以各種新穎的金融手段躲避政府監控，將財富迅速集中到到少數人手中，但同時在遭遇没頂之災後，卻仍舊能夠安然無恙地繼續大行其道，由美國政府以所謂的量化寬鬆大印美元，助其脫困，但由受到拖累的全世界人民為其買單。至今，美國本身因為掌握了美元發行權，雖未能完全擺脫其經濟困境，但是歐元區在美元的強勢打壓下，昔日的強勢已一去不復返，大部分國家的經濟乏善可陳；日元雖不斷貶值，但日本經濟上叱吒風雲的日子也已成陳年往事，目前除了在政治上更全力靠攏美國外，實已無法在提振經濟方面有更大的作為。在美日均自顧不暇的背景下，在政治上緊密跟隨美國和日本的台灣，也自然無法在經濟上找到出路。
但更大的傷害是，在全世界許多國家人民的心目中，過去認為只要走上美國的民主道路就可帶來美國的富裕繁榮的信念，開始產生動搖。建立在美元霸權上的私有制資本主義，並不能保證給全世界人民帶來真正的福祉。更有甚者，從小布希總統開始，美國在出兵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方面的決策草率，及其在推翻伊朗和敘利亞政權上的決策失誤與反覆，在在都顯示了其在後蘇聯時代國際秩序的治理上獨斷獨行的非民主本質和能力極限。各國人民對美國民主制度與管理世界能力的信心動搖，無疑給經濟上趁勢而起的中國，提供了吸引全球注意力的巨大空間。
本質上，正如本書所說的，中國現行發展方式之所以受到一些國家的青睞，主要體現在它看來優於西方模式的以下特點上：
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過去三十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速度平均高達一○%，直到二〇一〇年後才因全球經濟放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有所下降，今年雖可能達不到七%的年均增長目標，但仍將是排名全球前列的國家。
二、高效建設的速度和執行力度：不論是從基礎設施到高速交通網路的建設，或是從大型國際運動比賽到大閱兵的完美運作，都表現了高度貫徹與快速執行的能力。
三、中國大陸對經濟上有需求的國家提供了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的慷慨經濟援助和技術援助。相對的，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提供援助時往往要求當事國政府進行政治改革或取消人權壓迫，或提出其他附帶政治條件，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樂意接受這類苛刻條件。
四、這些國家，不論大小貧富，與中國交往時，能感受到平起平坐的待遇，但與西方國家，尤其是與美國交往，卻不一定能得到應有的尊重。
在此同時，隨著中國大陸的日益對外開放和出國旅行人數的迅猛增加（每年超過一億人），過去作為專制社會所給予外界的封閉式非民主國家的刻板印象已快速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正由世界最大中產階級消費人群帶動的初級富裕社會（或稱小康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更開放面貌， 從而淡化與模糊了其不完全民主的一面。
此外，在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為表、國家資本主義為實的經濟體系下，私有企業的不斷壯大與向海外進軍，甚至蠶食鯨吞西方與美國的大小企業，也必然會縮小從管理理念到企業文化方面中國與西方私有制資本主義之間的差異。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速，西方社會眼中中國模式的負面因素還會進一步減少。
因此，不足為奇的是，中國模式對西方民主制度構成的挑戰，已不僅僅是學術層面的爭議而已，實際上已填補了後冷戰時期蘇聯遺留下來的意識型態真空，以改良式專制主義的形式對自由主義民主構成挑戰。一方面由於中共治理能力的不斷加強和國際影響力的持續擴大，另一方面由於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千瘡百孔，永無寧日，不斷完善中的中國模式，削弱美式和西方民主的能力自然只增不減，不會停頓下來。
然而，在這種競爭當中，我們看到的並不單純是有選舉與沒有選舉的形式之爭而已，其範疇實際上已從加拿大學者貝淡寧（Daniel A. Bell）所說的「菁英統治」（Political Meritocracy，或稱賢能政治）模式與「民主制度」之爭上升到哪一種模式或制度更能夠解決對全世界人民更為迫切的根本問題的能力上。這種競爭與冷戰時代意識型態高高掛帥的競爭有本質的不同。當前各國更需要解決的問題層出不窮：富國與窮國的貧富差距、經濟成長緩慢、金融危機循環發生、氣候變遷、環境破壞、宗教爭端、恐怖主義、局部戰爭…，不一而足。美國作為後冷戰時期的世界頭號強國，始終自認可以擺脫聯合國的羈絆，帶頭解決這一切問題。但是，中國作為後來者，正逐步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對美國的領導地位構成了無形的挑戰。具體來說，如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體系和國際貨幣基金會體系與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戰略下的亞洲投資銀行體系的競爭，或是人民幣國際化後與美元地位的競爭，演變下去，最後會促成與窮國息息相關的世界金融格局的根本性改變。這才是今後中國模式與美國民主制度競爭的實質，而不是在於何種形式的政治體制更為優越。
但是，從眼前來說，這兩種體系都存在著各自無法解決的內在嚴重缺陷，即本國人民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按西方的統計，到二〇一六年，世界一%的人口所佔有的財富將超過其餘九九%的人口，在美國國內，根據其人口普查局的統計，二○一三年十一月，其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達到了歷年最高的十六%以上；二○一一年每日生活費用不到二美元的住家數達到了一百五十萬戶，其中包括萬名兒童在內。在中國大陸，二〇一四年北京大學發表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發現，中國大陸三成以上的財富被頂端的一% 家庭所佔有，而底端的二五%家庭僅有社會一成的財富。另據《二〇一五年中國家庭發展報告》，前二○%的家庭和後二○%家庭財富收入相差達十九倍。
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社會的健康發展，造成了社會不公不義的永久化。從羅馬教皇方濟各氏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都對此發出抨擊。尤其是方濟各式的抨擊更是毫不容情。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少數人的財富以幾何級數增長，使多數人得不到那少數人所享有的繁榮。是維護股市與金錢投機絕對自主性的意識型態造就了這種失衡狀態。」「為了維護排斥他人的生活方式，或為了維持對自私的交易的熱誠，無動於衷的冷漠已蔓延到全世界。最後，幾乎不知不覺地，我們已感受不到窮人的呼喊，不會為他人的痛苦哭泣。」這種情況不只普遍存在於美國社會，新富的中國大陸也無處不在。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並不只是文人的想像。
擴而大之，從非洲到亞洲到拉丁美洲，那些與高樓大廈連在的貧民區，更是令人怵目驚心。在肯亞首都內羅畢市區內非洲最大的貧民窟奇貝拉（Kibera), 一百萬人口擠在五平方公里的小山坡地上，旁邊緊鄰著中國援建的柏油公路，居民住的是鐵皮或木頭搭建的矮小破房子，一間連一間，沒有洗手間，沒有自來水，裡面又黑又暗，頭都直不起來。教會或私人捐助的「學校」，其實只是小小的房間，或有如美國超市旁邊收舊衣服的救世軍儲藏間，裡面擠著不同年齡層衣衫襤的小孩，操場就在旁邊污水橫流的小小空地，或是堆滿了污濁垃圾的垃圾場上。學校供應的「伙食」，不過是幾片破菜葉煮出來的菜湯而已。不身歷其境，不論是美國人或是中國人，都很難想像欠發達國家的貧民，是這樣過日子的。
因此，從追求正義公平的角度，這個世界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形式上你死我活的模式或制度之爭，真正要爭的是哪一種模式或制度能夠更好地解決不管是國內或國際上的巨大貧富鴻溝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翻譯出版，並不只是為了幫助讀者瞭解世界民主的發展現狀而已，更是要提示我們自己，作為民主社會中的一員，現在應當是開始思考如何超越本書中所揭露的美式自由主義民主的困境或弊病的時候了，我們每一個人應當攜手共同推動台灣向更高意境的正義型民主社會前進，不能一直停留在民粹性的政治纏鬥中，原地踏步，停滯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