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讓各國奉行保護主義，力圖自給自足，想不到卻仍然引爆二次世界大戰，如今中美對抗持續升溫，新冠肺炎導致各國經濟停滯，全球化榮景一去不復返，戰爭是否將一觸而發？

 

　　十九世紀末，國際貿易帶來的榮景，讓人們相信世界將走向和平，因為經濟互相依存的時代，各國動武成本太高，自然打消窮兵黷武的妄念。然而，依賴貿易產生的不安感，最後卻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後，各國對貿易的態度轉趨消極，試圖回復國內自給自足的安全狀態。但想要確保自己的經濟安穩，就要保障關鍵資源的取得，於是，大國間的資源爭奪戰再起，世界大戰再次爆發。

 

　　二戰後，舊帝國的瓦解與冷戰，使美國成了獨霸全球的強國，也意外成了維持世界貿易安全與平衡的推手。如今，美國力量大不如前，各方勢力崛起，世界再一次陷入打破舊有秩序，爭奪重要資源的危機……。

 

 

　　本書巧妙地融合政治和經濟史，回顧過去全球化的歷程，提出顛覆以往我們認知的世界大戰爆發原因，並藉由歷史殷鑑，在全球化邁向盡頭的今天，提出維持世界穩定的長久妙方！

 

 

　　「二十一世紀不需要重蹈二十世紀的覆轍，本書是顛覆世俗認知的精闢之作。」──約瑟夫．喬飛（Josef Joffe），史丹佛大學史巴克里國際問題研究所資深學人

 

　　「作者提出一套令人信服的論點：唯有在單一良性強權的保護下，自由貿易與世界和平才能持久蓬勃，多極對立的世界並無法穩定發展。本書立論宏大，偉然可觀，是近年來最重要的論著之一。」──默文．金（Mervyn King），英國央行前總裁

 

 

　　獨立歷史研究者，曾任職於投資銀行，專注於經濟金融政治史，著有《債台高築的自由國家》（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分析文章散見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路透通訊社」（Reuters）等知名媒體，現居英國。

 

 

 

 

　　一九四五年以來，全球享有的太平盛世有多穩定？這種問法可能聽起來過於自滿，畢竟過去數十年來，各地發生的衝突導致數千萬人不幸喪生。但這個提問避開了一九一四到一九四五年間的慘重傷亡，那段期間列強交戰，導致五千萬人以上淪為戰禍亡魂。然而，這個問法之所以貼切，是因為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破壞了長久以來的非凡榮景，而且當時的參戰國又是工業化最先進的國家（讓人不免質疑，工業化的過程中是否有某些因素，導致他們更容易陷入自我毀滅的暴力）。如果那樣問沒錯，那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回答：一百年前釀成世界大戰的緊繃要素是否依然存在？如果還在，過去七十年是什麼機制壓抑著它們？那些機制仍像以前那麼強大嗎？亦或是受到威脅？

 

　　本書試圖從過去兩百年來的戰爭、和平、貿易史觀來回答這些問題。在十九世紀中葉，思維先進的思想家就像如今的許多評論家一樣，覺得長治久安顯然有賴於國際貿易的流通。自由貿易不僅有助於經濟成長，商業交流也可以打破國家之間的藩籬。只要把各國的經濟連結起來，就不太可能發生戰爭。英國的自由派政治家科布登（Richard Cobden）大力提倡自由貿易的世界，說那個世界將會「凝聚眾人，撇開種族、信條、語言的對立，讓大家永遠和平共處。」哲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更是樂觀，他宣稱商業的擴張正「迅速讓戰爭流於過時」。

 

　　表面上看來，在十九世紀，貿易似乎真的維繫了和平。一八一五到一九一四年間，有人稱那段時期為「長平時期」和「全球化初期」。國際貿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那一百年間進出口總額占全球GDP的比例從二％成長至十七％。然而，商務浪潮的高漲並無法阻止強權之間爆發衝突。一九一四年，儘管英俄兩國是德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德國依然對英國與俄國發動戰爭。自由貿易派的理念和希望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隨著十九世紀的發展，貿易與和平之間的關聯日益模糊。各國開始偏離自由貿易，本來在十九世紀中葉逐漸下滑的關稅壁壘又開始回升。這改變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另一套相反的經濟理論興起，主張自由貿易只是犧牲對手，鞏固最先進國家的利益。另一個比較隱約的發展是源自於另一個顧慮：工業化雖然讓國家富裕了起來，也導致國家更加脆弱（這也是本書的主題之一）。在工業革命之前，各國大致上是自給自足的，現在則仰賴原物料的進口以及製成品的出口。

 

　　十九世紀後期，各國對於貿易依存度的共同反應，是建立殖民帝國，以提供本土缺乏的原料和市場，藉此重建自給自足的狀態。十九世紀初盛行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到了後期全面逆轉，強權爭相到世界各地占領尚未遭到瓜分的地區。帝國若是缺乏艦隊保護海上貿易，也就沒有多大的用處，所以強權紛紛投入軍備競賽（有些國家在此之前幾乎沒有海軍），打造最現代的艦隊，使他們的艦隊規模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的二十五年間擴增了四倍。然而，不斷增加的軍事開支反而使他們的不安全感與日俱增。

 

　　有什麼方法可以緩和這些緊繃的關係？一次大戰後，大家回顧十九世紀的榮景，談論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亦即英國引領潮流，主宰國際經濟和平成長的時期。然而，不列顛治世即使曾經存在，到了十九世紀末也已經沒落，英國的工業霸主地位已成往事。皇家海軍也許仍是全球最大的海軍勢力，但英國已無力限制危險的軍事對手發展或維繫和平。此外，在英國的對手眼中，皇家海軍是一種威脅，而不是令人安心的勢力。在多極化的世界裡，只有合作，才能減少國際紛爭。世界強權有時會召開會議以調解國際間的緊張局勢，但只有那些國家都同意參與時，會議才有可能舉行。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們並未參與。

 

　　一次大戰的爆發，不是為了某個遙遠的殖民地，而是為了巴爾幹半島內陸某個不起眼的地帶，那裡也沒有值得爭搶的原物料。不過，塞拉耶佛刺殺事件之所以造成毀滅性的影響，是因為當時的世界強權既感到恐懼又充滿野心，導致他們不惜一戰。

 

　　一次大戰的爆發，是擔心工業化意外後果的人最畏懼的夢魘。他們之所以畏懼，不僅是因為工業革命創造的巨大生產力，足以發動難以想像的毀滅性戰爭，也因為參戰者開始透過海上封鎖，掐住對手依賴進口的命脈，以脅迫對手就範。後來，一次大戰在暴亂的士兵與平民要求「和平與麵包」中結束。

 

　　戰爭結束後，大家試圖把釋放出來的魔鬼收回瓶子裡，但和平協議幾乎是徹頭徹尾的失敗。重申國際貿易不受約束，以及建立超國家機構「國際聯盟」以維繫全球和平，都是為了抒解外貿依存度所衍生的不安。但實務上，貿易已經不像戰前那麼自由了，國際聯盟也證實無法維繫和平，最主要是因為當時已是全球最大勢力的美國拒絕加入國際聯盟。

 

　　此外，殖民對立的議題幾乎無人解決，戰後只有輸家失去了帝國，讓贏家完全掌握了那些土地。所以戰後的世界比以前更加分立，分成「掌控存活資源的國家」和「欠缺存活資源的國家」。一九二○年代恢復世界貿易的試驗性方案，到了一九三○年代經過經濟大蕭條後，演變成全面的保護主義，這也難怪欠缺資源的國家為求自給自足，開始要求重新分配世界資源。一九一四年以前，表面看來貿易仍是自由的，但暗地裡自由貿易和經濟安全之間的緊繃關係波濤洶湧。到了一九三○年代，掌控原物料的爭論已形成軒然大波，吵得震天價響。

 

　　結果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十九世紀的自由派逐漸改弦易轍。許多人開始覺得貿易和經濟的相互依存只會導致衝突，經濟自給自足才是和平之道。不僅德國和日本以此作為主張領土權及大舉擴張的理由，就連自由派裡也出現令人意外的附和者，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但自給自足的動力最終並未促成和平，反而導致戰爭。倘若從第二次大戰中抽走種族殘暴摧殘的表象，最後只會剩下各國的資源之爭，尤其是德國和日本覬覦的俄羅斯和荷屬東印度油田，德日兩國夢想著靠那些油田來打造自給自足的帝國。他們就像以前一樣，試圖利用對方對外貿依存的弱點，掐住對方的經濟命脈。這次空中勢力延伸了艦隊的勢力範圍，使經濟戰爭的殺傷力更勝以往。

 

　　一九四五年再次出現機會，讓我們掃除釀成那麼多災難的經濟野心與恐懼。幸好，這次美國重新思考其立場。一九一四年以前，美國把「全球化初期」帶來的效益視為理所當然，同時築起全球最高的貿易壁壘。一次大戰後，儘管美國已躍升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卻採行孤立主義，提升關稅。不過，一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間的慘烈歷史讓美國的領導人相信，美國不能再這樣孤立下去。他們現在知道，全球化初期的多極化世界本質上是不穩定的。自由取得原物料及進出海外市場，都是一時的幻象。世界強權之間日益嚴重的對立，威脅著這些表象，最終只會摧毀一切。想要確保世界不受經濟民族主義的危害，唯一的方法是重新導入一九一九年承諾做到，但從未實現的自由貿易，並由美國帶頭維繫世界和平。

 

　　美國新的外交政策是由羅斯福任內的國務卿科德．赫爾（Cordell Hull）規劃，他是採行古典自由派的觀點，亦即國際貿易不僅促進和平，也是和平的必要條件。他主張：「若不拓展國際貿易，國內外都不會安穩。」一九四一年六月，美國和英國一起發表《大西洋憲章》，作為戰後世界的願景，其中第四條直接指出導致德國和日本不惜一戰的經濟不安。同盟國現在致力「促使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勝敗，皆可在同等條件下，為了追求經濟的繁榮，參與國際貿易及取得原物料。」

 

　　於是，大家再度嘗試建立世界和平。布列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目的是為了固定各國的匯率，以防止貨幣戰爭。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是為了降低貿易壁壘。這些經濟協議是由新的世界維安勢力撐起的，也就是聯合國，尤其是安理會（以美國為首的戰後聯盟，延續戰時聯合對抗德日的同盟）。

 

　　這個維繫全球秩序的新組織，是否真的比以前的組織更有效果，從來沒有受到驗證。實際上，冷戰阻止了安理會發揮效用，因為它永遠遭到牽制。不過，冷戰的出現反而讓世界因禍得福，迫使美國擔負起良性霸權的角色──亦即不利用霸權剝奪他國蓬勃發展的權力──也迫使其他的西方國家接受美國的領導地位。於是，戰後的世界不像原本預期的那樣由聯合國主導，而是進入了美國治世。

 

　　美國治世就像十九世紀的不列顛治世一樣，完全是非正式的，但是更加穩固扎實，因為美國所向無敵的經濟和軍事優勢，遠遠超過了英國以前的地位。此外，各國對蘇聯的恐懼更加鞏固了美國的優勢，相較之下，十九世紀末並沒有那麼可怕的惡勢力，足以消除世界強權之間的對立。

 

　　如果二十世紀的前半葉不是因為國際緊繃關係而爆發戰爭，而是因為兩大敵對強權的經濟競爭，美國治世就沒有那麼大的用處了。幸好，事實不是如此。儘管蘇聯在軍事和意識形態上是嚴重的威脅，它對西方經濟的穩定並沒有直接的威脅。蘇聯因天然資源豐饒，再加上共產主義先天就偏好自給自足，因而並未參與國際經濟，蘇聯也未與他國爭搶原料和市場。為了保護戰後西方榮景的基礎，西方有必要牽制蘇聯集團（Soviet bloc）的發展，避免全球跌入經濟黑洞。

 

　　然而，西方帝國的解體，導致西方更難以牽制蘇聯的經濟發展。戰爭期間，美國大力主張「去殖民化」。如果把帝國之間的敵對視為引發世界大戰的主因，那樣的主張是適切的。在真正自由貿易的世界裡，並不需要帝國。但是共產主義的存在導致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不只是因為以前的殖民地可能落入蘇聯集團的手中，也因為社會主義學說把工業化國家和非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描述成不公不義的剝削，並主張經濟的自給自足與保護主義才是大家應該採用的經濟模式。

 

　　實際上，第三世界的經濟民族主義對全球榮景的威脅，並不像乍看之下那麼大，那主要是因為擁有最重要資源（尤其是石油）的國家，無論抱持什麼政治或經濟理念，都亟欲提升收入。這種新型的經濟民族主義唯一對世界和平與榮景造成嚴重威脅的情況，是發生「以阿衝突」（Arab-Israeli conflict）的時候，那導致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三～七四年的石油禁運。然而，矛盾的是，一九七○年代的石油危機並未導致各國回歸經濟孤立主義，反而促進了世界貿易的擴張，更加鞏固了戰後的經濟秩序。

 

　　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非共產主義的世界蓬勃發展，就像戰後秩序的建立者當初預期的那樣。德國和日本為了鞏固其世界地位，不再需要仰賴帝國大業與海軍艦隊。歐洲那些曾是帝國的國家也發現，他們不需要殖民地也能蓬勃發展。

 

　　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和毛澤東經濟教條的失敗，似乎代表了西方模式的勝利。一時之間，全球似乎真的有可能像一九四五年規劃的那樣，由聯合國來維繫世界秩序。如果那樣說過於樂觀，或許可以說，本來只保護非共產主義世界的美國治世，這下子可以進一步擴展，將保護範圍涵蓋全世界了。但沒想到結果比預期還要複雜，共產主義的崩解反而導致幾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崛起，那些國家本來就對西方打造的戰後秩序沒有好感。一九七○年，中國的外貿總額占其GDP的比例不到六％，後來中國搖身變成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如今外貿占其GDP的比例已近五○％。經濟上，中國依循的迅速成長模式，就是日本首創、亞洲其他國家跟進模仿的那一套：以國內的高儲蓄及偏低的匯率來刺激出口導向的成長。但是政治和軍事上，中國覺得它沒有義務遵守美國主導的戰後秩序原則。身為共產主義國家，中國不只在美國的保護傘之外，軍事上也對美國抱持敵意。此外，中國的龐大規模意味著它可不像亞洲四小龍，它有足夠的本事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自從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也比歷史上的任一時期更加融入世界經濟。一九七○年，俄羅斯的外貿占其GDP的比例只有七．五％，如今已超過四○％，但它也不接受西方的全球治理原則。過去一向保持中立的印度，如今也崛起成為世界強權，它的成長可能使全球勢力的平衡變得更加複雜。

 

　　這一切發展下來，結果就像十九世紀末一樣，新勢力的崛起開始質疑原有的地緣政治秩序。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這個過程能否平順地發展下去，避免緊繃的局勢重新上演，而導致全球化告終？

 

　　一九九○年代，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以歷史標準來看，算是比較友好的階段。但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關係逐漸惡化，甚至接近完全敵意的狀態。俄羅斯在聯合國裡開始積極使用否決權，偏執的程度幾乎和舊蘇聯不相上下。而且俄羅斯也認為冷戰結束時，蘇聯帝國的崩解是令人遺憾的結果，而且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它願意竭盡所能去扭轉那一切。換句話說，俄羅斯對全球秩序的觀點已經變成明顯的修正主義者。

 

　　相較之下，中國的官方立場是，中國的崛起永遠是和平的，對現有的秩序不會構成威脅。不過，有一些原因讓人不敢貿然輕信這套說法。第一，中國根本不認同美國治世所帶來的世界和平。第二，中國的軍事預算急速增加，如今規模僅次於美國，遠超過鄰國。此外，這種軍力擴張的本質，其主要目的顯然是為了阻止美國海軍進入西太平洋。美國海軍從二次大戰以來就掌控該區域，為依賴貿易的國家提供航海安全（例如日本，日本戰後迄今都接受以美國治世取代帝國發展）。只要中國不把掌控海洋視為掌控原料的方法，其實不是那麼危險，但偏偏中國和鄰國為了擴大領海以便開採石油和天然氣，爭搶一些無人島嶼的所有權，導致遠東地區的情勢暗潮洶湧。此外，中國不認同美國治世也讓它更加擔心自己的經濟穩定，因為中國的海上貿易必須穿過狹窄的麻六甲海峽，那裡可能會遭到封鎖。在此同時，該區的其他國家也在強化海軍勢力，以因應潛在的中國威脅。換句話說，遠東地區的種種跡象顯示，他們的心態似乎恢復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危險狀態。

 

　　另一方面，有人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正密切地融入世界經濟，他們根本沒有興趣破壞這個為其繁榮奠定基礎的系統。根據這個論點，只要串連各國的經濟，讓各國都不想發動戰爭，全球化就能安然無恙了。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出的「戴爾衝突防制理論」就是一例：「戴爾理論主張：同屬某大全球供應鏈（例如戴爾供應鏈）的兩個國家，只要一直待在同一條全球供應鏈裡，就不會對彼此開戰。因為身處在大型全球供應鏈裡的人，都不想再打舊時代的戰爭了。」換句話說，「國際貿易的廣泛擴張和迅速成長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證。」不過呢，十九世紀的人也是那樣說的。

 

　　佛里曼就像十九世紀的自由派人士，覺得軍國主義和暴力只是復古的現象。但本書主張的論點在許多方面則更加令人不安：在多極化的世界裡，軍國主義是全球化衍生出來的。工業革命在國家之間創造了新的緊繃局勢。財富的成長伴隨著對貿易的日益依賴，策略的脆弱感油然而生。自由派期待經濟依存將使戰爭的代價變得極其高昂，理性的政府不會去冒戰爭的風險，因此會打消開戰的念頭。結果證實那個希望根本無效，在多極化的世界裡，經濟依存並未導致裁軍，反而促成軍備競賽，最後幾乎免不了都會發生戰爭。

 

　　很多人因此認為，解決之道是恢復工業化所削弱的經濟自給自足。但是追尋自給自足並非解決方案，因為從原物料的全球分布來看，只有極少數的國家能達到經濟獨立，一國的經濟安穩只能在犧牲他國之下達成。經濟獨立下的和平和經濟依存下的和平一樣危險。

 

　　唯一的解決之道是恢復全球自由貿易，但這次必須有一股維安的力量在背後支持，讓大家忘記財富的不安全感。一次大戰後，大家曾努力打造這樣的組合，但失敗了。二次大戰後，大家又試了一次，這次成功了，但不是以預期的方式成功的。以前大家總是認為全球維安的角色應該由跨國機構扮演，而不是由單一國家負責。但是至少有一段時間，美國獨霸的地位解決了財富的矛盾不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