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什麼是閱讀？

閱讀是什麼意思？

大多數人把閱讀視為理所當然之事，只有在教導他人閱讀時，我們才可能意識到閱讀是一個或一連串奇怪且複雜的過程。閱讀的神經學或神經心理學，至今仍然是一個相對原始的研究領域，但這並不會讓人感到驚訝。閱讀對我們有無數的影響，這些影響可以是可怕的、心靈的、情感的、情色的、激勵的、有趣的、有益的和有啟發性的……不勝枚舉，而且這些形容每個都能再深入解釋，因為一個人對情色的想法，未必與另一個人一致。性學家托馬斯．拉科爾（Thomas Laqueur）甚至認為，姑且不論閱讀內容為何，私下閱讀這件事本身就可能促使人手淫。他認為，想像力的刺激助長了自我陶醉和擺脫社會約束的自由感受。

在哪裡閱讀，與誰一塊閱讀，也影響了我們對於閱讀的理解與反應。大多數人有很長一段時間是靠他人朗讀來閱讀，這可能是我們孩提時代首次接觸文字。在聽人朗讀的同時，我們也可以自己閱讀，就是邊聽邊讀，宗教場合的閱讀經常就是如此。我們在學校閱讀，在工作中閱讀，在家裡閱讀，用餐時閱讀，旅行時閱讀，在花園、在公園、在等待約會時、在海灘上、在圖書館等等地方閱讀。我們獨自閱讀，也會在社交聚會的空間閱讀。

我們或許會選擇遮掩正在閱讀的內容或選擇炫耀它，以此暗示我們的興趣，宣傳我們的政治或性別立場、教育程度、文化意識等等。閱讀內容可以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象徵，因此閱讀內容的實體可能和內容同樣重要。在閃米特語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聖典可能是禮拜崇敬的對象，在許多的宗教活動中，信徒會高舉聖典、攜帶聖典遊行、親吻聖典等等，然而，關於閱讀的訊息，聖典的實體書能告訴我們的反而相對較少。一九六一年，有「紅寶書」之稱的《毛主席語錄》首次出版，到了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可能已經印刷了七億四千萬冊，對於這本書今昔被閱讀的方式和讀者，我們所知甚少，但它的文化價值和象徵性價值可能會持續下去。

我們可以一次閱讀一樣東西，也可以多多少少同時閱讀多種資料。我們可能認為從一個文本跳躍到另一個文本是一種新現象，是數位閱讀時代的「點擊」所造成，但圖書館長久以來的方式，是允許讀者在同一時間或多或少同時查閱多卷資料。書輪（或稱閱讀輪）發明於十六世紀，是一種大型旋轉書架，讓人方便查閱各種厚重書籍，可以在多本書之間來回閱讀。

我們不單只能讀實體書和電子書，也可以讀秒、讀數、讀畫、讀脣、讀心等等。大多數時候，我們認為閱讀是一個解讀文字和數位資料的過程，內容種類繁多，可能是T恤上的標識、詩歌、政治宣言、指南手冊（「指」和「手」暗示了這種體裁提供幫助和便利）、推特文、塗鴉、地圖、電話帳單、紋身、字典、部落格、維基百科、字謎提示、難以辨認的醫生處方（現在通常是列印，不是手寫）、法規、收銀機收據、電子書、食品包裝上的成分列表或食譜等等。在古代世界，閱讀甚至更為多樣，還包括了公共紀念碑上的銘文，不過讀得懂的人只是少數，但人人都明白那是國家權力的象徵。銘文可能不是以我們通常理解的意義被閱讀，但對於眼睛看到它們的人來說都是有意義的。奧維德（Ovid，43 BCE—17/18 CE）描述過一封羅馬奴隸寄出的情書，那封信就寫在這個奴隸的身上。

有些閱讀形式，既有字面意義，也有隱喻意義。我們可能閱讀百科全書中的一則條目，而「百科全書般的淵博知識」的說法，暗示著識字將使我們獲得可能需要或想要知道的一切。不過，情況並非如此。「知識淵博」不光只要有閱讀能力，「識字」也不是一個毫無疑問的概念。我們知道，在歐洲中世紀及世界其他地區的其他時期，關於識字有著非常不同的觀念。艾莉諾．德．昆西夫人（Lady Eleanor De Quincy）不會寫字，但能閱讀三種語言（拉丁語、法語和英語），她委託製作了《蘭貝斯啟示錄》（Lambeth Apocalypse），這部書承襲了啟示錄虔誠手稿傳統，繪有豐富的插圖，閱讀這樣一本書，需要閱讀技巧，也需要一種冥想式閱讀能力，也就是閱讀時腦海中保持著一個神聖的形象，重要的是沉思，讀者必需「用心去讀」。同樣的道理，佛經是讓人讀的，但主要的目的還是讓讀者能夠熟記在心，佛經本身也是崇敬的對象。

學者認為，歐洲中世紀的文本旨在讓人以無數不同的方式閱讀──朗讀，默讀，單獨閱讀，或集體閱讀。文本兼具文字和圖像的雙重功能，在不同的語域，讀者吸收到程度不一的意義。法律文件上的印章和圖像必須與文本一起解釋。

我們可能培養出現代世界所認為的高水準讀寫能力，但不能保證我們能夠理解媒體上的文字。語言，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都非常狡猾，很容易引起誤解誤讀。就拿食譜來說，應該要是一篇寫得沒有絲毫疑問的文章，但如果說明不清，那麼做出來的菜可能一團糟。

但如果連基本的說明步驟也容易遭到誤讀或誤解，我們如何理解成語、隱喻、比喻等讓語言得到有效運用的所有技巧，尤其是模棱兩可密度最高的文學語言呢？讀到「世界是一個舞臺」，我們明白其中的含意，但我們如何明白的？「閱讀」這個行為本身錯綜複雜，文學就是最佳例證。

為了理解閱讀，我們必須求助許許多多的學科──各種形式的歷史、文學和文本研究、心理學、現象學（事物的科學，非存在本質的科學）和社會學，此處僅列舉幾個自不待言的學科。研究書籍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學者主導這類研究，今日廣泛接受的觀點是：閱讀遠遠不只是解讀已先編碼的訊息。我們的閱讀受到各式各樣的制約，比方說，我們要閱讀的東西的外觀會激發某些期望，小說封面出現粉紅色高跟鞋，那便代表我們要閱讀的內容屬於「美眉文學」（Chick-Lit）。文本設計的每一個方面，無論是紙本還是電子形式，都影響著我們的閱讀。這些都不是小事。揚．齊修德（Jan Tschichold，一九○二至一九七四年）是重要著作《書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Book）的作者，他出生於德國，但由於納粹厭惡「新文字設計」運動（New Typography），他在一九三三年鋃鐺入獄。對於當代讀者來說，齊修德的信條在意識形態上是再純潔不過的了：「書籍的排版不能做廣告，如果它加入了廣告圖形的元素，就是濫用了文字的神聖性，迫使文字為無法履行其身為副手之責的平面設計師的虛榮心效命。」

閱讀是身體活動，也是精神活動，雖然我們已經開發出複雜的大腦成像技術，閱讀刺激神經通路的方式，多少仍然是一團謎。從身體的角度來看，或者說得更準確，從生理的角度來看，眼睛（讀點字書的話則是手指）必須 「看」（或摸），然後辨識確認印刷的文字，接著觸發化學過程，產生發送到大腦的神經電流模式，最後由大腦皮層負責解讀這些訊息。眼睛參與不同的運動，首先是固定（目光停留），然後是內固定（眼睛從一個靜止點移動到另一個靜止點）和回掃（眼睛前後移動），也可能有跳視、回視和認知跨距。讀寫能力強的人容易掃視，也就是跳過正在閱讀的內容，為辨識後面的文本做準備。回視是回到文本的前面，重讀可能沒有完全理解的內容──也可能是再次享受。老練的讀者能夠一口氣理解大量文字，這就是認知跨距。點字書閱讀者以非常類似的方式使用手指「閱讀」。

語言學家和文學學者並非唯一致力於研究閱讀這一課題的專家，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也有耐人尋味的發現。針對閱讀的教學和實踐，心理學家進行過廣泛的研究，如果能夠完整分析我們閱讀時的行為，無疑會是一個心理學家的成就縮影，這代表理解了大腦最複雜的運作，揭開文明史上最了不起的行為的複雜故事。

當我們閱讀複雜語言時，神經系統究竟發生了什麼？神經學家認為這個問題他們仍然處於非常起步的研究階段，但有些初步的研究非常有趣。科學家已知大腦中有「古典」語言區，如布洛卡區（Broca's area）和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當大腦解釋新詞時，這些區會受到刺激。但我們現在也確認故事同樣能活化大腦的其他區域，像「薰衣草」、「肉桂」和「肥皂」這樣的詞，既能活化大腦的語言處理區域，也能活化對氣味有所反應的區域。比方說，大腦對隱喻的反應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受測對象閱讀熟悉或老套的隱喻──好比「屋漏偏逢連夜雨」，這類隱喻只會刺激大腦對語言敏感的部分。反過來，「猶如巧克力融化般的聲音」這個比喻，則刺激大腦中與語言及味覺有關的區域，「皮革似的臉」刺激到感覺皮層。閱讀小說中刺激生動的動作情節，則會刺激大腦中協調運動的部分。閱讀動人的語言，會以類似於現實生活的方式刺激著我們。  

但是，儘管已有這麼多領域的各種研究，閱讀在許多方面仍然蒙著神祕的面紗，原因在於結果通常難以歸納，無法將個人的閱讀經驗轉移到一個偏於理論的一般模式。印刷術的發明是否改變了讀者的思想世界？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回答。我們所閱讀的內容也有有形存在，我們閱讀的實體有著多重的角色，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裡面能讀到的東西，但它們也有宣誓、作為禮物和獎品的功用。在不同的社會，精神財富的傳承非常普遍，但可能在非常不同的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書籍在民間傳說中的作用，以及──反過來，民間傳說典故在書面文本中的重要，顯示了口述和書面或印刷資料之間的雙向關係。

正是這些蛻變和變遷，讓我們所讀到的內容「屬於」世界文學、後殖民或任何寫作「類別」的想法，變得毫無意義。作家對他們的讀者的問題或多或少有些敏感，奈及利亞作家奇瑪曼達．恩格茲．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作品在英國由Fourth Estate出版，在美國由Alfred A. Knopf發行，在奈及利亞，則是交給了Muhtar Bakare Kachifo，該出版社的使命是「講我們自己的故事」（Farafina）；他們的出版品涵括許多學門，包山包海，令人肅然起敬。出版社經營自己的網路書店，也頒發獎項，甚至發行《Farafina》創意寫作雜誌。阿迪契意識到，她需要接觸多個出版商和經銷商，才能接觸到不同的讀者。

文字完全不認識物理空間，也不會遵守語言或國家的邊界，它們的作者可能屬於、也可能不屬於一個國際文學共和國，而提供機會讓許多人寫作的人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文本所使用的語言。書商常常巡迴四地——現在可能是線上巡迴——超越國家和語言的邊界。僅以「雅士」和「俗人」的角度來思考閱讀已經不夠了，文化變遷的模式不是線性，沒有「涓滴效應」的特點；文化變遷的模式必須留下水流逆轉和水體混濁的緩衝空間。書籍和閱讀的歷史學家已經證明，巨人（Gargantua）、灰姑娘或布斯貢（Buscon）等角色，在口述傳統、故事小書（chapbook，包含故事、民謠或短文的廉價小冊子，由小販沿街叫賣販售）和「品味高雅」的文學之間來回移動，改了國籍，也換了體裁〔巨人首次出現在十六世紀的法國作品中；灰姑娘原型可能出自史特拉波（Strabo，c.7 BCE）所記載的一則故事，故事中，一個名叫洛多庇斯的奴隸少女嫁給了法老；布斯貢最早出現在十七世紀西班牙的流浪漢故事中〕。民族文學評論家之中，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口才數一數二，在〈寫作與國家劄記〉（Notes on Writing and the Nation）一文中，他寫道：

民族主義也腐蝕了作家……在一個民族主義定義越來越狹隘的時代，在一個封閉部落主義的時代，你會發現作家發出他們部落的作戰喊殺聲……民族主義是「對歷史的反抗」，試圖……在不該有國界的地方築起圍牆。好的寫作會假定一個無疆界的國家。服務邊疆的作家已變成邊境守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