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說服力(節錄)
文字的世界並沒有像科學或製造業一樣的發展與進步,這麼多世紀過去,我們並沒有變得更懂得或更擅長閱讀,作者也沒有變得更會創作。世事來來去去,所謂道理不過存乎我們一心,而我們的心態會隨著生命的進程不斷改變;不只我們,整個社會文化的心態也可能改變,但這並不代表一部文學作品會永遠過時。恰恰相反,一個身處於二○一四年的讀者,看一本來自一八一四年的書籍時,覺得它有道理的地方,可能是曾祖母在一九一四年當時不理解的部分。一切關乎在接觸小說、詩詞與戲劇所表達的信念和情感時,我們相信的是什麼、有什麼感覺。從缺乏進展這點來看,文學就像人生一樣,無論是個人或群體的人生。以我自己看過的書來說,我認為沒有人比赫爾岑體認得更清楚。他的作品能帶給人希望與鼓勵,我想是因為他心中同時存在兩種貌似衝突的想法,他認為,雖然我們的生命中沒有必然的進步,但仍值得為了信念而奮鬥(如個人生命的珍貴、對於平等與正義的需要,或藝術的重要性)。他在《往事與隨想》中批判「對進步的崇拜」與其擁護者時,曾如此解釋:
要了解人生來並不是為了實現他的命運,也不是為了進步或發揚某種意念,而單單只因為他被生了下來,其實並沒有比較簡單……他就是為了此刻而誕生的(無論那兩個字有多糟糕),不過這並不代表他不能接受過去的遺產,或在遺囑中留下什麼。對理想主義者來說,這似乎既丟臉又粗俗,他們完全不接受人生的意義與重要性……僅在於,打從我們出生直到化為塵土那一刻,我們就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必須接受進步鞭策的傀儡。
在我看來,文學作品亦然。它們存在於自身當中,也只為了自身存在,沒有目的、沒有必然的命運、也不打算踩著彼此肩膀茁壯,成就什麼更偉大的事物。但這並不代表它們與前人後世毫無關聯──就像我們人類一樣,一切是息息相關的。而歷史之網也像牢牢繫著我們一樣,緊緊聯繫著它們(起碼從回顧的角度看起來是那樣,而我們通常也都是這樣看待歷史)。就像書本一樣,我們既是獨立的個體,也存在於同類的集體生活之中,與他人息息相關。要固守現在──我們的現在──並不代表我們就不會意識到過去或未來,只是當下所發生的一切並不一定有必然的目的。
一旦克服恐懼,擺脫對於明確和目的的需要和羈絆,你會發現,這種想法可以給人帶來一種解放感。只要你下定決心,堅持一對一地面對每一部文學作品,從自身的觀點出發,體會它的觀點,就會發現一些原有的困難和難題將迎刃而解。現在必然比過去優越,這點無庸置疑;但過去也必然比我們優越,這點也同樣無庸置疑。我們都是平等的,以平等的立場相遇。如果有人能對另一人炫耀他更為豐富的知識與見聞,也是他在自己的人生之中,以自己的方式獲得──而非因為他來自一個較博聞多識的時代。但無論如何,這知識唯有在能夠傳達給讀者,讓做為受眾的讀者在這場交流中,變得和傳達訊息的作者一樣重要時,才具有實質的效用。
我們有許多次接收知識的機會,書本跟現場表演或歷史上的真實事件不同,不是錯過不再來。你可以在不同的時間點重拾某本書(就像我重拾《戰爭與和平》那樣),接受它在那個當下賦予你的種種。或許在「量」的方面,你不會比先前接收的還要多或少,但可以保證的是絕對和以前不同,鮮少例外。這並不是進步,甚至無法累積,因為你早先的印象可能會被新的想法所取代,但這仍舊是一種真實。正如勞倫斯所說:「真相會隨著每一天而有所不同」,而你在當下那一刻的理解是絕無僅有的。就文學而言──就任何一種藝術而言──都是如此。真相並不會輕易受到證據所影響,但如果不強求進步、如果每次與某個文學作品相遇都單純只是為了作品本身,那麼是不是能夠證明,就無關緊要了。一部文學作品要不是能夠打動你,要不就是不能,這是你最後唯一能說的。(節錄)
六、他方(節錄)
關於譯文,至今為止,讓我感受最為強烈的是一名日本作者的作品。如同哈維爾.馬利亞斯和澤巴爾德,雖然村上春樹不住在英美,但也是非常熟悉英美文化。(我認為這類作家是探討翻譯時最有趣的一項例證。無論如何,我總是不停被他們所吸引。)村上春樹自己也曾將瑞蒙.卡佛、史考特.費茲傑羅和保羅.索魯的作品翻譯成日文。他喜愛披頭四、爵士樂、蘇格蘭威士忌、馬克思兄弟的電影,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西方文化產物。你常能在他那些不幸的小說主角中,看見一種近似美式情感的情緒--一種反叛、非受薪階級的感受。但他的小說都是由日文寫成,而且故事背景大多在日本,因此,當我們閱讀英譯文時,會像閱讀馬利亞斯和澤巴爾德一樣,感到一種混合了熟悉感的奇異異國感、感覺兩個世界傾塌、交疊在一起。
我最早看的三部作品--《尋羊冒險記》、《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和《舞,舞,舞》--都是由亞佛瑞.伯恩鮑姆(Alfred Birnbaum)所翻譯。看完這三本後,我對村上春樹有些好奇,但更急著想了解伯恩鮑姆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怎麼能寫出這樣截然不同的兩種英文?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中,我們可以看見他一面用傳統的童話式筆觸,一面又用犀利的現代俚語,來呈現相互交織的兩個劇情。他是怎麼將村上春樹的敘事主角的那種喃喃自語、年輕奇特、但從不討人厭的聲音翻譯出來的?簡而言之,他是怎麼讓一個日本作家聽起來這麼像一個美國人,卻又不失其異國魅力?封面的譯者介紹只告訴我,伯恩鮑姆一九五七年出生於華盛頓特區,在日本長大,曾居住過洛杉磯、東京、倫敦和巴塞隆納,僅此而已。
接著,《發條鳥年代記》出版了,至今為止,它或許仍是村上春樹在美國最廣為人知的一部作品。這是他的轉型之作,標誌了他從小而廉的講談社竄起至較尊爵精緻的克諾普夫的開始。書一上市,我就迫不及待翻開第一章,但立刻感覺不對勁。我翻到封面,發現譯者換成了傑.魯賓(Jay Rubin)。我親愛的伯恩鮑姆怎麼了?我致電講談社、克諾普夫、翻譯協會--但都沒有答案。沒有人知道伯恩鮑姆消失去哪兒了。顯然地,他完成了一名「完美譯者」必須完成的轉變,變成一個虛構的角色、一個鬼魂、一個隱形人。
但我又想起了一些他確實真真正正存在的證據,或該說他曾做為一名譯者的證據。在將出版權交給克諾普夫前,村上春樹曾將一本短篇小說集《象的消失》交給當時的出版商,而書中的第一個故事就是《發條鳥年代記》的開場。我查閱手邊的書,對,我沒記錯--那個故事、那段開場是亞佛瑞.伯恩鮑姆翻譯的。因此村上春樹的這兩名譯者、這兩個不同的現實確確實實是共存的。
首先是呈堂證物A--魯賓所翻譯的開場:
「電話響起時我正在廚房煮義大利麵,我隨著收音機傳來羅西尼的《鵲賊》(The Thieving Magpie)序曲吹起口哨,那是最適合煮義大利麵的音樂。
我不想理會那通電話,不只因為麵快煮好了,也因為倫敦交響樂團在阿巴多的指揮下即將邁入音樂的高潮。」
不錯吧?一名條理分明的可愛敘事者,以完美的英文向我們描述當下的情景。
但現在再來聽聽證物B:
「我在廚房煮義大利麵時,那女人打來了。麵條再一下子就好了。我站在那兒,隨著收音機傳來的羅西尼的《鵲賊》(La Gazza Ladra)序曲吹口哨。那是最適合煮義大利麵的音樂。
我聽見電話鈴響,但告訴自己:不要接。把麵條煮完吧,就快好了,而且,阿巴多和倫敦交響樂團也即將進入激昂的篇章。」
這就是了,我的伯恩鮑姆--或該說是我耳裡聽見的村上春樹、那名經過伯恩鮑姆轉化的日文敘事者,以及那名熱愛爵士樂、只看當下的都會無業遊民。在我看來,即便是那些瑣碎的細節(保留羅西尼的義大利文曲名,以及使用「激昂的篇章」〔crescendo〕,而非「音樂的高潮」〔musical climax〕),都對那聰明活潑卻異樣天真的語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在這版的譯文中,伯恩鮑姆為了保持作者的文風,捨棄了英文句型的邏輯因果關係。而就是這種風格--那種驚喜、外國且未知的事物侵入平凡領域的感覺--奠定了村上春樹小說的特色。
不過,我最後還是習慣了傑.魯賓的工整翻譯,甚至是菲利浦.加布里埃爾(Philip Gabriel)那種又更隱隱異想天開了幾分的聲音;村上春樹近來有幾部作品是由他翻譯成英文的。(魯賓和加布里埃爾兩人同為那本大部頭的《1Q84》的譯者,而且我必須承認我看不出哪部分是誰翻的。)但不管過了多久,我對伯恩鮑姆的熱愛始終不滅。所以,你可以想像,當我看完魯賓翻譯的《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首本在日本熱賣的作品,一九八七年出版於日本,但直到二○○○年才引進美國--在譯者的話中,看到「亞佛瑞.伯恩鮑姆早先的譯本僅在日本販售……讓學生在與難解的英語奮鬥之時,也可享受自己喜愛的作家。」這段話時,心頭立刻重新燃起熊熊烈火的感受。這段話叮囑我們,不該自行找尋管道購買這私譯本,因為「此版是村上春樹首批授權日本以外國家出版的英文譯本」。
但是不用說,我當然立刻開始搜尋哪裡可以買到這私譯本。感謝網路,要買到這類東西並不難,只是價錢貴得令人咋舌:我花了一百多塊美金,才買到講談社出版的這薄薄兩冊英文版。不過毫不意外,就像《發條鳥年代記》的開場一樣,我比較喜歡伯恩鮑姆翻譯的版本。但我還沒看完亞佛瑞.伯恩鮑姆翻譯的《挪威的森林》,打算將這兩本迷你可愛的小書--一本紅,一本綠,兩本都包著一條印有日文的金屬質感書腰--留待以後再看。它們就像從一個我從沒去過的國度帶回來的紀念品--一個有著野羊與消失的大象的奇特異境,一個從不存在的地方,只存在於村上春樹與亞佛瑞.伯恩鮑姆曾短暫交會的想像國度裡。
如果你會因為更換譯者而放棄一名作家,那麼也會因為更換譯者而找回對一名作家的喜愛,讓我體會到這點的不是別人,正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至今為止,他已從超過一世紀的優秀譯者身上獲益良多,從譯筆精妙的康絲坦斯.加內特(Costance Garnett)到大衛.麥嘉謝克(David Magarshack)、謝尼.蒙納斯(Sidney Monas)、大衛.麥杜夫(David McDuff)、安德魯.麥克安德魯(Andrew MacAndrew)及其他眾多譯者。杜斯妥也夫斯基最新的英譯本是由理查.皮維爾(Richard Pevear)和萊莉莎.弗洛康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所共同翻譯。他們兩人至今已翻譯了《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罪與罰》、《白痴》、《惡魔》(原譯為《附魔者》〔The Possessed〕)、《少年》(The Adolescent)(其他地方譯作《青澀年少》〔A Raw Youth〕),以及其他許多短篇小說,如《地下室手記》(Notes from Underground)、《替身》(The Double)及《賭徒》(The Gambler)。在他們的譯本中,我第一本看的是《惡魔》,而我發現,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意識地察覺到,那古怪的敘事者既存在又不存在;作者需要他時他就出場,不需要時就悄悄離開。皮維爾和弗洛康斯基對杜斯妥也夫斯基所使用的語言做了些什麼--我不確定究竟是什麼,或如何做到的--讓你可以真真切切聽到那名講述故事、逢迎討好、長吁短嘆、愛嚼舌根、不可信賴,但又無所不知的敘事者的聲音。
一旦打開耳朵,你就也能在麥嘉謝克或加內特的譯本中聽到那聲音。原來那名敘事者一直都在,只是需要這兩名新譯者讓我察覺到他的存在。因此,皮維爾和弗洛康斯基在讓我們重新認識這位偉大的俄國小說家、獲得新啟發的同時,也讓先前的譯本變得更為豐富。或許,只有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這樣宏大又具備多重聲音的作者,才能容納這麼多譯者;也或許,因為作家去世了上百年,所以需要好幾個世代的譯者才能將他的心意傳達給我們。但無論如何,這給了我一線希望,讓我知道,一部文學作品只要仍以自己原本的語言存在(無論那語言對我來說有多遙不可及),終有一天仍有可能得到新的聲音,來訴說這些久遠的臺詞。新的譯本並不能完全複製原著--沒有任何事情可以--但起碼能帶領我朝那黃金牢籠的出口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