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盧全境分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住著貝爾蓋人；另一部分住著阿奎丹尼人；第三部分才住著我們所謂「高盧人」的民族，儘管在他們自己的語言裡是自稱為「凱爾特人」。
──凱撒，《高盧戰記》第1卷第1章
本書主要關注的是中世紀初期在愛爾蘭（Ireland）和威爾斯（Wales）文獻中記載的神話故事，這些文字記錄於8至14世紀之間。當我開始提筆寫一本以「凱爾特神話」為題的書籍時，內心是很躊躇的。自1990年代初，考古學界就強烈質疑過，用「凱爾特」描述鐵器時代的西歐、中歐諸民族是否恰當。其中，用「凱爾特人」指稱古代不列顛人的做法，更是受到特別猛烈的攻擊。儘管許多古典世界的作者都曾將高盧地區（大概相當於今天的法國、瑞士、萊茵河以西的德國、伊比利半島東北部以及義大利最北部）的民族稱作「凱爾特人」（Celts），但他們並不認為不列顛的人民也是凱爾特人。羅馬人將不列顛島民族稱作「不列顛人」（Britanni）。
反對用「凱爾特人」這個統稱，提出的最主要理由是：當我們用它來形容古代歐洲人時，會使幾個世界觀和文化都明顯不同的民族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並把一些地區（例如歐洲最北部）排除在「凱爾特」這個統稱之外，而考古學證據卻顯示，該地人們和他們的南部鄰居有許多文化上的共通相似之處。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對高盧（Gaul）很熟悉，因為他曾在那裡駐軍將近十年之久。他的名作《高盧戰記》（De Bello Gallico），開篇就把這個地區分為三個不同文化的民族，讓這種分類廣為人知：分別是西部的阿奎丹尼人（Aquitani）、東部的貝爾蓋人（Belgae），以及位於中部的凱爾特人（Celts）。凱撒特別強調，最後這個族群自稱為「凱爾特人」。這一點很重要！大多數時候，我們無法斷定史前群落的自我身分認同，因為他們尚未學會使用文字，無法留下關於自己的書面紀錄。不過，即使凱撒使用了「凱爾特」一詞，很可能只是為了方便而做出的籠統劃分，實際上卻掩蓋了這個群體內部的巨大差異性。
儘管確立古代和中世紀初期的民族身分延續性頗為麻煩，但它們之間有一個重要的連結因素：那就是語言。所有證據（例如早期十分罕見的銘文，或是希臘—羅馬地理記載的地名）都支持這樣的論斷：人們今天所知、所講的凱爾特諸語言，都確定是從古典時代流變而來，因為它們身上都有高盧語、凱爾特伊比利語（Celtiberian）和古英語的痕跡。誠然，語言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民族身分，但語言的確有助於民族身分的延續。例如，大家都認可英國之外的地區對英語的使用，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同一文化身分的浸染，儘管各個英語國家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文化差異。
名字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標籤。古代希臘包含了一系列的城邦國家——雅典（Athens）、斯巴達（Sparta）、科林斯（Corinth）等等，他們講著相同的語言，但卻各自將自己視為完全不同的文化。羅馬帝國囊括了古代廣大的領土：從不列顛到阿拉伯的各個行省，人們都認為自己既屬於各自的本土民族，同時也是帝國的一分子。因此，在《聖經‧使徒行傳》中，大數的保羅（Paul of Tarsus）信心十足地宣稱，自己既是一名羅馬公民，同時也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因此，問題就變成了：「凱爾特」這個「標籤」，用來描述共用某些重要文化元素的民族，真的比「希臘」或「羅馬」更缺乏正當性嗎？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是：用「凱爾特」來描述我們現在理所當然認為是屬於「凱爾特」範圍的那些民族——愛爾蘭人、威爾斯人、蘇格蘭人（Scottish）、康瓦爾人（Cornish）、曼島人（Manx）、布列塔尼人（Bretons）和加利西亞人（Galícians）──這種做法源起何處。16世紀的古典學者喬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首次提出這樣的觀點，認為凱爾特人是生活在愛爾蘭和不列顛本土的統一民族。因此，後來將威爾斯、愛爾蘭及西歐邊陲的民族納入「凱爾特」的概念之下，是現代才出現的做法（與凱撒用凱爾特人來指代他在歐洲大陸上遇到的民族，已完全不同了）。儘管如此，作為「一個凱爾特人」的自我認同感，對於現代住於凱爾特諸民族地區（例如愛爾蘭、威爾斯）的人們來說，仍然至關重要。如果人們相信自己擁有某一身分，那麼這種信念本身就足以認可這樣的自決行為。如若不然，「身分」的建構又能以什麼為依據呢？
這些關於「民族性」（ethnicity）的討論，對我們將要介紹的凱爾特神話有何影響？當試圖在早期異教中世紀文獻中呈現的宇宙觀，與更早之前鐵器時代及羅馬時代的高盧—不列顛的考古學記載中的宇宙觀之間建立關聯時，我們面臨一個重要問題：現在人們找到的神話文本主要來自於威爾斯和愛爾蘭，但指向有一個「凱爾特」異教的大部分考古學證據，卻都在今天英格蘭和西歐發現。於是來自鐵器時代和羅馬統治時代的考古證據，就與中世紀凱爾特神話文本的發源地之間，存在著一些地域差異。儘管人們在中世紀的高盧和不列顛並沒有發現與同時代威爾斯和愛爾蘭傳說同源的神話，但也不能就說這些神話並不存在。實際上，有很明確的跡象指出，這兩個區域的民族曾共用一套宇宙觀系統。最明顯的例子是「科利尼曆」（Coligny Calendar），它是在高盧中部找到、以高盧語寫成的一部曆法，可以追溯到西元最初幾個世紀，上面提到的薩蒙尼奧節（Samonios），顯然與愛爾蘭的新年慶典薩溫節（Samhain）必然是同一個節日。這兩個地區的文化還有很多類似的相似之處，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逐一討論。不過，也不能因此就認為凱爾特神話傳說反映了鐵器時代的社會風貌。學界已經達成共識：這些神話傳說中所詳細描繪的愛爾蘭，例如庫胡林（Cú Chulainn）的武器和戰車，都屬於中世紀初期，而非來自於更久遠的史前時代。
儘管本書主要是關於神話傳說，但也需要將記載傳說的文獻放到適當的背景中去理解。因此，我在書中將會時常穿插一些相關的早期考古學證據，這些證據不僅限於「凱爾特西方」的範疇，還包括更東邊的地區，因為很多傳說人物和儀式的源頭，可能來自於古代的布列塔尼人和高盧人聚居的地區。將文獻和物質文化資料結合起來，可以向我們提供一幅豐富而全面性的畫面：讓我們瞭解，當時已知世界的西部邊陲上的人們，和他們的神靈之間的關係與信仰，以及當地本土異教和外來宗教產生碰撞時的情景。對於古典時代的布立吞人（Briton）和高盧人來說，他們在鐵器時代的異教信仰和習俗之外，不得不去適應和吸收羅馬人帶來的「更多」宗教。之後，基督教則成了凱爾特異教面臨的最大挑戰。
藝術是考古證據的其中一面，不僅可以將鐵器時代的歐洲人連在一起，而且還擴及後來的中世紀初期。凱爾特──或拉坦諾（La Tène）──藝術起源於西元前1000年中葉。其豐富而多樣的表現手法，既從自然世界，也從靈性想像裡夢幻般的超現實主義中汲取靈感，並且體現為各式各樣的藝術形式。然而這些藝術形式在更高層面上有著統一性，它們的創作者和消費者都以同樣的方式感知並表達他們的世界。這些感知和表達方式中的某些元素，在時間的長河中被保留下來了，不僅在初期基督教藝術中有所體現，例如凱爾特地區十字架上的裝飾；部分也滲透到了中世紀凱爾特傳說本身之中。因此，那些具有魔力的頭顱、三合一（triple）的神祇、被施了魔法的大鍋（cauldron）和半人生物，既活躍在鐵器時代的藝術作品中，也同樣存在於後來的神話傳說裡。作為這些文化傳統在時間長河中的維護者和保存者，我們需要比德魯伊（Druid）──這些時間的主人、過去的收藏者──看得更遠嗎？凱撒等古典時代的作家，提到高盧和不列顛的德魯伊時，稱他們為宗教領袖和導師，他們是其祖先神聖的口述傳統的守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