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作用
當前對經濟學的諸多誤解，包括認為經濟學能教人們如何賺錢，如何經營企業或如何預測股市波動。但是，經濟學並不能提供個人理財意見，也無法用於企業管理，至於預測股市波動，暫時還無法簡化成一個可靠的公式。
例如，當經濟學家分析物價、工資、利潤或國際貿易平衡時，要考慮的是，針對經濟的不同部分做出的決策如何影響稀有資源配置，進而提高或降低全體人民物質生活水準。
經濟學不僅是一個用來表達意見或發洩情緒的話題。它是對因果關係的系統研究，揭示以特定方式做特定事情時會造成何種結果。在經濟分析中，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與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保守主義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方法，並沒有根本的不同。本書要探討的正是經濟學的這些基本原則。
要做到這一點，一種方法是考察經濟決策產生的誘因，而不是只考察其所追求的目標。這意味著，結果比意願更重要──不僅是就直接後果而言，也指運行的長期影響。
抱有良好意圖是再容易不過了，但是倘若不能對經濟的運行方式有正確的理解，再好的意圖也可能給整個國家帶來災難性後果。相當數量的經濟災難其實是出於「好」政策，這些政策往往標榜要為人民造福。事實上，如果那些曾提出或支持這些政策的人懂經濟學的話，這些災難本可以避免。
和自然科學一樣，經濟學中也存在爭議，但這並不是說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正如化學和物理的基本原理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一樣。例如，愛因斯坦對物理學的分析，並不只是愛因斯坦個人的觀點，全世界都從廣島和長崎的經歷中明白了這個理論。經濟表現可能不如某個大事件那樣宏大壯觀或充滿悲劇性，但一九三○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使千百萬人陷入貧困，即使最富有的國家也未能倖免，這些國家雖然食物供給過剩，但仍有很多人營養不良。這場經濟大蕭條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甚至要超過一九四五年廣島和長崎的災難。
相反地，曾在世界貧窮國家之列的印度和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開始對經濟政策做出變革，經濟也隨之迅速增長。據估計，過去十年有兩千萬印度人擺脫了貧困；而在中國，每天的生活費用為一美元或少於一美元的人數，也從三‧七四億（一九九○年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了二○○四年的一‧二八億，現在只占中國不斷增加的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換句話說，有大約二‧五億中國人受惠於經濟政策改革，過著富足的生活。
正是這些事情使得經濟學研究變得重要，因為它們超越了個人觀點或情緒。經濟學是一種因果分析工具，也是一個受過檢驗的知識體系，以及出自這一知識體系的原則。
要做出經濟的決策，並不一定要涉及金錢。當某個軍事醫療隊抵達戰場，見到各種各樣傷員，他們面臨的就是一個經典經濟學問題，即如何分配具有多種用途的稀有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幾乎不可能有足夠的醫生、護士或護理人員，也沒有足夠的藥物。一些傷員瀕臨死亡，幾乎沒有救活的可能；而另一些傷員如果得到及時救護，就很可能活下來；還有一些傷員只受了輕傷，不管他們是否得到及時的醫療救助都很可能康復。
如果醫療隊不能有效分配時間和藥物，就會在不需要緊急救護的傷員身上浪費時間，或把時間和藥物分配給不管怎麼救治死亡率都很高的傷員，而那些及時救治就能活下來的傷員將會無謂地死去。儘管不涉及任何金錢交易，這卻是個經濟學問題。
絕大多數的我們，甚至不願想像要做出這種生死攸關的選擇。但事實是，一些美國中產階級因必須做出類似抉擇和權衡取捨而苦惱不已。生活並不會詢問我們需要什麼，它只是將選擇提供給我們。經濟學就是試圖讓我們做出選擇的途徑之一。
經濟決策
市場經濟中並不存在某個人或某個群體控制或調節所有的經濟活動，但這不表示經濟活動是毫無章法的。消費者、生產者、零售商、房東或工人都根據雙方共同商定的條件與他人進行單獨交易。價格不僅把這些條件傳遞給利益攸關的某個人，也把它們傳遍整個經濟體系，甚至傳遍了整個世界。如果某地某人的產品更好，或是同樣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更低，相關的訊息就會傳開，不必由民選官員或計畫委員向消費者、生產者發號施令，人們就能夠通過價格採取行動。實際上，價格能夠比任何計畫者都要快速地整合訊息，而這些訊息正是計畫者發佈命令的基礎。
如果在斐濟的某個人找到了一種方法，能夠以更低的成本製造更好的鞋子，過不了多久，你就會發現美國、印度或任何地方都在銷售這些價格低廉的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論當時華盛頓的官員是否知道日本有在製造相機，美國人都可以買到日本製造的照相機。現代經濟體包含成千上萬種產品，期望所有國家的領導人知道所有產品已是過分，更不用說要他們瞭解每一種資源分配到生產中的數量和比例了。每一種資源有多少、用在什麼地方，成品怎樣轉移給數以百萬的人，在這決定中，價格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一作用卻很少為公眾所知，也常常被政府官員忽視。柴契爾夫人在她的回憶錄中說，戈巴契夫「一點也不懂經濟學」，即使那時他領導著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不幸的是，他並不是個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也不懂經濟學，不論他們的國家大小、民主與否。相較由政治領導人指導並調節經濟活動的國家，由價格自動調節經濟活動的國家因缺乏經濟學知識所造成的後果，並不會如前者那樣嚴重。
很多人只是把價格視為阻礙他們獲得自己欲求之物的障礙。比如，那些想在海濱安家的人可能會因為濱海房產極其昂貴而放棄。但是，高價格並不是我們不能住海景房的原因。相反的，海濱的房子遠遠不夠分配，價格只是傳達了這個潛在的事實。當很多人競相購買數量很少的房子，這些房子就會因供需關係而變得十分昂貴。但是，並不是價格造成海濱房子稀少，因為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封建社會以及原始社會中，海濱房子稀少是事實。
即使現在政府實施一項「普及」海濱住宅的「計畫」，並對這種資產的售價設置「上限」，也不會改變人口相對多於海濱土地的潛在事實。對於既定數量的人口和既定數量的海濱房產，若沒有價格機制，將不得不通過官方命令、特權或隨機的方式來進行配給。即使政府頒布命令說擁有海濱房屋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仍然不會改變海濱房子稀少的事實。
未滿足需求
對經濟學最普遍（當然也是影響最深遠）的誤解之一包括「未滿足需求」（unmet needs）。總有政客、記者和學者指出，社會中存在的「未滿足需求」應該由政府計畫或其他措施來供給。大多數人也希望社會更多地提供這些「未滿足需求」所包含的物品。
這個觀點有什麼不妥呢？讓我們回到起點。如果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利用有多種用途的稀有資源，那麼總會存在未滿足的需求。我們可以百分百滿足一些被挑選出來的願望，但這也意味著其他願望的實現程度會比現在更低。在多數大城市，有車族一定對停車位有更多的未滿足需求。但是，儘管在經濟上和技術上都能實現讓城市裡每個想要車位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刻都能有一個停車位，我們是否應該這樣做呢？
不論是新建大量地下停車場，或拆除現有建築來建造地上停車場，或設計建築物少、停車場多的新城市，要付出的成本幾乎是天文數字。為了建立這樣的汽車烏托邦，我們還得放棄哪些東西？更少的醫院？更少的派出所？更少的消防部門？對於這些領域的未滿足需求，我們是否已做好容忍的準備呢？也許有人願意為了更多的停車空間放棄公共圖書館。但不論我們的選擇是什麼，為了滿足更多停車位這一未滿足需求，在其他方面就會存在更多的未滿足需求。
對能夠為其他東西犧牲什麼，我們可能會有異議。這裡的基本要點是：僅僅展示一個未滿足需求，並不足以說明它應該被滿足，因為資源是稀少且有多種用途的。
在停車位的例子中，僅從政府支出的角度來看，成本更低的選擇可能是限制或禁止城市中私人汽車的使用，調整汽車的數量來適應現有的停車位，而不是反過來。而且，以法令限制汽車使用的成本，比大規模增加停車位所需花費要低很多。比較省下來的這筆政府支出與人們在城市中購買、維護和停放車輛的支出，會發現如果人們覺得使用汽車不值的話，他們一開始就不會付錢建設新的停車場。
讓我們再次回到原點，成本指的是被放棄的機會，而不是政府支出。強迫人們放棄那些他們願意支付大筆錢財的機會就是成本，它可能遠超過建造更多停車位或提供停車便利所需支付的金錢。這些解釋既沒有說我們應該增加城市中的停車位，也沒有說應該減少停車位。它只說明了這種問題就像許多其他問題一樣，在一個資源稀少且具多種用途的世界裡沒有任何意義。這是一個權衡取捨的世界，不是所有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並且不論如何權衡取捨，「未滿足需求」都會存在。
一旦輕信了有關「未滿足需求」的政論，我們就會武斷地選擇將資源從其他用途轉移到當時碰巧未得到滿足的那些需求中。而當另一個政客（甚至可能是同一個政客）稍後發現「拆東牆補西牆」的辦法使得另一個方面的狀況惡化，出現未滿足需求，又會想要去改善，再度將資源轉回去。總之，我們就像一條追著自己尾巴繞圈的狗，不論跑多快，都追不上那條尾巴。
房租管制下的需求
有一些通常不會自己租公寓住的人，例如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與親戚同住的單身人士或年長喪偶的人，由於房租管制壓低了價格，而有能力搬出去自己租間公寓。人為壓低的價格也吸引一些人租更大的房子，而不是一般情況下會選擇的小房子；或吸引他們單獨居住，而不是與人合租分擔房租。
一些擁有公寓的人，即使他們本身不在公寓所在的城市生活，也會保留該公寓作休息用。例如，住在加州的好萊塢電影明星在紐約擁有公寓，或一對生活在夏威夷的夫婦在舊金山也有一間房子。儘管相對於人口總量來說，住宅實際上並沒有變少，但更多的租房者需要更多更大的房屋，於是產生了短缺。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房租管制被取消，住宅短缺問題很快就消失了。自由市場中的房租上漲後，一些無子女卻住四房公寓的夫婦就會選擇兩房公寓，並把剩下的預算存起來。既然房租不再處於人為的低價格，一些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就會繼續和父母住一起，直到他們的收入多到足以承擔房租。最終結果是，尋找住宅的家庭可以找到更多可居住的房屋了，因為不在有房租管制的法律讓房屋繼續被需求不緊迫的人占用。也就是說，現在的市場條件下，建造更多房屋能夠收回成本並獲得利潤，而即使新房子還沒來得及蓋，住宅短缺問題已得到緩解。
價格的上下波動能夠配置具有多種用途的稀有資源，而在價格管制下，價格波動受限，也就降低了價格波動的這種誘因，無法促使個人限制自己使用被許多人需要的稀有資源。比如，房租管制導致了許多公寓只有一個人租住。二○○一年，針對美國舊金山市的一項調查顯示，四十九％的房租管制公寓中只有一位房客，與此同時，嚴重的住宅短缺卻迫使許多人住在市郊，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通勤。在此期間的一項人口調査同樣顯示，曼哈頓有一半公寓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房租管制，而曼哈頓有四十六％的住宅只有一個人居住，占全美國比例二十七％。
在正常情況下，人們在人生的不同時期對居住空間的需求會不斷改變。結婚生子後，人們對居住空間的需求會增加。當孩子長大搬出去，父母對房屋空間的需求就會減少。配偶去世後，鰥寡老人會搬到一個更小的住處、和親屬同住，或住進養老院，這時對住宅的需求就會再次降低。這樣，根據人們在生命不同時期對住宅需求的變化，整個社會的住宅得以在不同人之間分享和流通。
人們之所以合租房屋，並不是出於彼此合作的概念，而是因為價格限制──本例子中是房租。在自由市場上，房租價格取決於其他房客願意為房屋承擔的價格。家中即將有新成員的年輕夫婦通常願意花更多錢在房子上，儘管他們必須購買較少的消費性品和服務，來支付額外的房屋空間。打算生孩子的夫婦為了讓每個孩子有自己的臥室，可能會減少去餐廳吃飯或看電影的頻率、少買衣服、推遲買新車的計畫。不過一旦孩子們長大並搬出去住，他們就沒必要再做這種犧牲，此時就可以減少租住宅屋的空間，就可以享受其他額外的福利。
價格在此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房租管制法案對價格調整過程的壓制，使得租屋的人沒有動力根據環境變化來改變他們的行動。例如，即使孩子搬出去或配偶去世，老年人也沒有動力搬出原來的大公寓，除非搬離大公寓會大幅縮減房租支出，讓他們能在其他方面享有更高的生活水準。而且，房租管制雖然減輕了租房的財務壓力，但帶來的嚴重住宅短缺卻增加了尋找新的小面積公寓所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簡言之，房租管制降低了住宅周轉率。
囤積
物價控制政策除了會導致短缺和品質下降外，也常會導致囤積，即人們留下價格管制物品的數量比他們在自由市場條件下要多，因為不確定未來是否還能買到這些東西。在一九七○年代汽油短缺時期，車主一般不會等油箱快空時才去加油站加油。為了以防萬一，即使還有半箱油，一些車主到加油站把油加滿。數百萬車主的油箱裡裝滿了汽油，大量的汽油被儲存起來，於是加油站待售的汽油量就減少了。全美國範圍內汽油的這種少量減少最終卻可能造成嚴重問題──那些恰巧沒油的車主不得不苦苦尋找一個正在營業並且還有汽油的加油站。雖然汽油的總產量並沒有變，但汽油卻突然嚴重短缺，這現象迷惑了很多人，也帶來了各種陰謀論。
其中一種論調認為，石油公司讓它們從中東地區回來的油輪在海上繞圈航行，等到價格上漲後才讓這些滿載石油的油輪靠岸。雖然仔細推敲後，這些陰謀論都是站不住腳的，但正如許多謬論一樣，這種理論背後都有各自的核心。汽油總產量變化不大卻出現了嚴重的短缺，表示一定有大量的汽油被轉移到了某些地方。提出或相信這些陰謀論的人很少能想到，那些大量被轉移到他處的汽油其實是囤積在他們自己的汽車油箱，而不是在海上轉圈的油輪裡。這加劇了汽油短缺的嚴重程度，因為比起儲存在加油站的儲存罐中，把汽油儲存在數百萬汽車或貨車油箱裡的效率更低。
不同物品囤積的可行性不同，價格管制的效果也有所不同。例如，對草莓的價格管制所造成的短缺要比對汽油的價格管制輕微，因為草莓容易腐爛，不能長時間保存。對理髮或其他服務的價格管制導致的短缺就更輕微了，因為服務不能被囤積。也就是說，你不可能為了延長下次需要理髮的時間，就趁著髮型設計師有空就一天內剪兩次頭髮。雖然理髮價格被人為降低時，找一個髮型設計師會比以前更難。
儘管如此，在價格管制下，一些不太可能的物品也被囤積了起來。例如，在房租管制政策下，人們可能會擁有一間他們很少用的房子，就像一些好萊塢明星會在曼哈頓有一間房租管制住宅，以備他們到紐約時暫住。紐約前市長艾德‧柯屈（Ed Koch）住在市長官邸的十二年間，一直保有房租管制房屋。二○○八年，美國紐約州國會議員查爾斯‧蘭格爾（Charles Rangel）被揭露擁有四間房租管制住宅，他甚至把其中一間當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