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爾登作品集台版序】
冷靜的同情，克制的反思
文／胡又天
二○○七到一○年，我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近現代史碩士學位，每當路過書報攤的時候，就會買《南風窗》、《南方週末》、《南方人物週刊》、《三聯生活週刊》、《讀書》、《讀庫》、《財經》（後來被整管，原班人馬出走另創《財新》）這些時政與人文的雜誌。彼時雖然iPhone已經問世，但微信未出，社群APP的時代尚未全面到來，網上的精彩內容還分散在各個論壇和博客（網誌）中，實體版報章雜誌的市場還沒有萎縮得太厲害，甚且還在選題、編採、排版等各方面精益求精地進步著。應該說，一九九○年代末到二○一二年，是當代中國大陸報章雜誌最精彩的時候。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確保改革開放路線不動搖，使言論環境漸漸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肅殺中回暖；江澤民時代，主要基調是經濟發展與「入世」（加入WTO），對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敏感議題，也放鬆了管制──或者應該說，發條鬆了，而體制內外大多數人，一時也還不想它再度栓緊，再加上網路開始普及，共產黨很清楚這是未來，不可遽禁，只能花時間去摸索如何管制。二○○二年換胡錦濤執政，大抵蕭規曹隨（包括可嘆的弊端及可喜的弊端），言論上也是比較被動的姿態，感覺到危險才會嚴肅的反應一下。於是，各個世代、各種思想的作者，察覺了這個空檔（或者說「過渡時期」），便紛紛大展身手，在體制容許的模糊範圍之內打「擦邊球」，藉由對過往的重述、對當下的記錄，探尋一個更好的未來，或至少是盼望著一個可以比較不一樣、不那麼「主旋律」的中國。
刀爾登便是在這個時期出名的作家之一。
刀爾登本名邱小剛，生於一九六四年，在文革的瘋狂與凋敝中度過了童年，一九八二年以河北省文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然而他心性淡泊又帶幾分刁，並不以此為得意；一九八六年畢業，也不待在首都北京，而是回了石家莊的家，在河北社科院任職，一九九○年代末再到河北日報社旗下的《雜文報》當編輯。這些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單位，有識者或許會覺得屈才，而他既不喜爭競，一輩子或許也就這樣了。二○○一年，他和朋友被新來的領導「調離」，沒了體制內相對閒散的工作與生活；如果他下海從商，或許也能別有一番發展，但也可能就泯然眾人了。
他之所以成為了名作家，轉機在一九九九年左右開始在網上發表的文史隨筆。
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二○一○年代的最近，是翻案的時代，兩岸三地皆然：幾乎所有的一切都要被顛覆，至少也要面臨重新審視，特別是在牽涉當代政治的文史領域。其中有不少持論過激、翻案翻過頭的，雖能聳人聽聞於一時，但網路時代人人可吐槽，不久也就將引來同等的反駁，乃至流於令人厭棄的口水仗；刀爾登的文章，則沒有那樣的浮躁，講故事能自然流露出其閱讀的深度與廣度，作批評也總能細膩地引導讀者，不去執著於得出什麼正確答案或「真理」來踩人，而是讓我們能在各種殷鑑之中更加瞭解人情事理中的所以然，然後可以保育個人的自由，也讓社會能有更多同情和思考的餘裕。例如《中國好人》中的一段：
黨錮之禍，生出一批道德典範，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氣和正直，激勵過歷史中許多偉大人物。此役雖在社會生活中是大破壞，在道義上卻是一場完全的勝利；用良心或腎上腺與壞人作殊死鬥，從此成為一個模型，德昭千古。至於如何將權力鬥爭轉化為道德戰爭，不用很久也要成為拿手好戲，連續上演。
這可以說是從「得理不饒人」這句俗話，反過來切中了傳統史學和唯物史學都未能充分解釋的要害：傳統史觀格於士大夫的立場，天然地和學運站在一起（在台灣年紀稍大一點，讀國編本歷史教科書長大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當年課本是怎麼惺惺相惜地描述黨人的）；唯物史觀則只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論述皇權、世家、豪強、寒門的利益矛盾與階級固化問題，將道德上的爭執貶抑為遮蔽真正癥結的煙幕，然而這種自傲於掌握了真理的姿態，往往便將經濟理性的今人和「蒙昧」的古人割裂了開來，喪失了歷史本應能讓我們培養的同情、共感（或曰「神入」）的能力。《中國好人》與《舊山河》這一集中的文章，便能通過作者潛心達致的共感，檢討中國史上這許多盛名累累的「好人」，是為什麼會將事情辦壞掉，乃至讓大局不可收拾，遺禍千年的。
刀爾登檢討國故，沒有五四運動以來急切揚棄傳統、盲目仰望西方的弊病（現在有一些為反中、反共而活動的論者仍只停留在這裡），也不走到一味擁護傳統、標榜傳統的另一個極端──這種人雖不顯眼，但也不太少，可嘆的是其中還沒幾人真有好好通讀過古書。刀爾登是真正讀過的，在二十來歲時自己大量閱讀經典和文集，打了底子，《亦搖亦點頭》便記述了他接觸中外文學的歷程與心得，書名一方面意謂豎排、橫排都看，一方面也是保持著主見，有所取有所不取；再一方面，也是體現他們一代人在世道幾度變更中的迷茫與恍惚。例如談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典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嚴復譯《群己權界論》）時，他筆鋒一轉：
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秋天，在一個山坡上，與一個同學皺著眉頭討論：「……會不會變天呢？」那時我還是個小學生呢！是的，我們這一代人，本來是標準件，出自政治工廠。我們不知讀過及聽過多少正統的書籍、報紙、廣播，每天浸泡在其中，生長在其中，在小學時便寫批判稿，寫學習體會，訂閱《朝霞》、《學習與批判》，「關心國家大事」……如今我好奇的是，那一代人，是如何衝出這包圍的呢？
「好像沒費什麼勁。」我同一位老友談到這個問題，他這麼說。是的，好像沒有經歷過什麼嚴重的思想轉變，沒有經歷過可用「崩潰」、「重建」之類的詞來形容的過程，瓦解是安安靜靜地發生的，等想起來時，它已經完成了。（〈「密爾」路碑〉）
生為文革一代，刀爾登的文集不能不帶有對文革與專制的反思，事實上他的反思是深入到文化傳統根柢的，並且他謹慎地不貿然站到另外的極端立場去，只是綜合這半生的體驗，來為古老的問題吐納出自己的一番心得。《不必讀書目》這部談中國古代經典和文集的書，書名便首先對應了國學領域裡頗讓人難為情的「書單」老問題。
近百年來有不少學者開過國學書目，談論說為什麼必讀、應該怎麼讀，然後這個人說你這最低限度的書單還是太繁太多，那個人說你的讀法還是夾帶了太多執見，鬧得很沒趣。然而老一輩學者多少還真的讀過那些古書，過了兩代人，我們大多是修課時選個幾篇意思一下便罷，連參與這個話題的資格也沒有了，因而經常不能不自慚於底蘊不足，轉頭又吐槽別人不讀書或沒把書讀通，反正通常不會錯，就這樣用散發焦慮的方式來處理焦慮。
刀爾登的處理方式，卻是從「必」字著眼，針對了這種焦慮來作解說：確實讀過這麼多書的他，不跟你擺譜說你們這些小朋友快來拜師，也不去迎合某些人的便辟心理，說這些書不讀也罷（甚至「不讀更好」），而是點出他在諸子百家、歷代文苑之中所看到的執迷，讓我們可以不像前人一樣地失陷進去。並且，其中如批崇古非今、道德掛帥等等痼疾，感覺起來雖可能有些老生常談，但別人批判舊中國的崇古情結，多是站在發展主義、追求國富民強的立場上面；刀爾登的關懷，則總在於我們個性的解放，以及情志的舒展。例如：
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許自己處在愚昧中。假如我們同意，對廣袤世界最少經驗的古人，擁有最好的解釋，那麼，我們也就同意了，理性的目的是迷信，知識的目的是混沌，不可積累的高於可積累的，無可驗證的優於可驗證的，而且，我們還同意了，文明的方向從一開始就前後顛倒，是從終點駛向起點，其意義至多是保持人類的壽命，使其有時間達到古人已經達到的境界—愚昧。（〈不讀《周易》〉）
這既是針對後世玄學家將易經與儒術發展成的迷信，也是針對有史以來，思想怠惰使人們相互要脅著自欺欺人，乃至造成道德的禁錮，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是「在同溫層裡取暖」的情形，一如《中國好人》中的片段：
習慣於依賴愚昧，並從愚昧中發現出力量，體驗到快樂。田間地頭學哲學，工人階級上講臺，在這種「遊戲」裡，受傷害的絕不是知識傳統的本身，而是我們。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唸過書的人拿起什麼事來都敢胡說，我懷疑他們和我一樣，也是「批判」著過來的。（〈被小學生批判過的〉）
梁簡文帝曾說，立身須謹重，文章須放蕩。後人反是。自唐以後，聖道沒見到弘揚多少，國祚沒見到延壽多少，而文章倒成功地弄得無趣了。喜歡趣味的，由文被逼入詩，又逃詩入詞，逃詞入曲，又逃到小說，最後小說裡也全是大道，這時人們方心滿意足，吮大拇指而發呆矣。（〈庾信文章豈老成〉）
《不必讀書目》各篇標題以「不讀」開頭，其實當然不是不讀，而是不像教科書那般總要「主義掛帥」，牽強附會地將屈原說成愛國主義、李白說成浪漫主義、杜甫說成現實主義詩人，談《儒林外史》、《紅樓夢》則必云其如何揭露封建社會之醜惡云云（大陸教科書至今仍多如此，但台灣人請勿嘲笑，不少政論家在帶風向的時候，一樣是用這種強行說教的工具思維來看待世界上的一切文學藝術）。刀爾登則脫去了教條，而能以個人的角度，帶領我們關注這些舊書真正值得細品的地方，就是「人」的處境：
偉大的《儒林外史》，講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證明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說服力是不夠的，但小說告訴我們，他們怎樣活下去，怎樣把幻想維持下去，其中那慘澹的信心，是除了《紅樓夢》的讀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別人身上。（〈不讀《儒林外史》〉）
我們總是需要希望，即便只是一種「慘澹的信心」。這是冷靜克制的刀爾登並未放棄的溫情，他的反思不會走到徹底的絕望和否定，淪為「小人窮斯濫矣」、「破罐子破摔」的灰心喪氣，我相信這是他從文學裡得到的滋養，也是他想傳遞給我們的慧命。
二○一二年以後，以社群平台和營銷公眾號為中心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來臨，中共的網路管制趨於齊備，群眾在國勢日蒸的背景之下，亦多擁護中央以經濟發展為綱、民族主義為大棒──異議不是沒有，但已動搖不了境內的主流。仁人志士打了十幾年擦邊球，結果是中共劃出一條不得跨越的紅線了，報刊再也沒有了撬動政治、影響國家大政方針的可能，也就是不再那麼能令人「興奮」了，我也就漸漸沒再買大陸的實體雜誌，即使去年在大陸工作，偶爾買一兩本，讀起來也不再有先前的滋味。刀爾登隱逸的個性與文風，在這個新時代，自然是格格不入的，近年也很少再聽到他的消息，但或許這樣也好。
承蒙大寫出版相邀，為台灣讀者介紹刀爾登作品的時空背景，我也是首度拜讀了他文章的完整結集，而更接近了這位學長所閱讀過的，厚重、複雜而又保育著慘澹信心的古代、現代中國。大家在今日或者幾年、幾十年以後的將來讀到這幾本書，興許會很有一些恍如隔世的魔幻感：眼前的中國，居然也有過這樣的年月，出過這樣的作家。或者也不該說「恍如隔世」，而是真的隔了好幾世；然而，相隔百世的古人古書，刀爾登猶能有所共感，感知到那些不一樣的、失誤而真實、可貴的生命軌跡，我們也應該要能。謹為之序。
胡又天 二○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胡又天，北京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作家、歷史學研究者，著有《玩世青春》、《寶島頌》、《金光布袋戲研究》等作品。
文明墮落的一阻力
文／繆哲
讀者眼前的，是刀爾登君近十年來文字的一選集。其中有為遣無聊而寫的，有為逞狡獪而寫的，但多數的篇目，則是謀稻粱。刀兄懸的標準高，為了混飯吃，不得不卑其筆；對平日的所作，頗不自重。得虧喜歡他文采的幾個朋友的熱心，這些散出於報刊的短文，才結作一書冊的模樣，不復侷促於明星的花邊、富賈的野史與鴻儒的闊論間。
我與刀兄是相知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們一起讀大學，一起行走於某省的「南書房」，一起編報紙；在被人威脅奪下「五斗米」時，又「掛冠」而去，一道「回家再讀書」了。刀兄的學問淵博，識見敏銳，這使他在不大的朋友圈或口碑圈裡，成了受寵的人，與被懼怕的人；蓋在刀兄的面前，我們未免顯得愚蠢。他的天資，是舊友皆歎為不及的。記得我那一年高考，刀兄奪了鄙省的魁元；惟這一經歷，成了他「平生最大的不體面事」，人說必掩耳。蓋刀兄的性格，是羞與人爭的——而高考無非爭競而已。這個性格，亦使他在今天的瓦釜之鳴裡，自毀黃鐘，不思所作。即使有思，也懸鵠太高；往往剛一開頭，就拿心裡的尺子——我每告誡他「那可是量莎士比亞或王國維的尺子呀，哥們兒」——量自己，而每量必氣餒。故他的「有作」，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了。收入這集裡的文字，不過他棋酒的餘事，或混飯的勾當而已。
即便如此，這集裡的文字，也大有可觀了。就自然的作品說，人不多見山，多涉水，是不可稱某山高，某水廣的。人的作品，也須比長量短，方知高下。刀兄寫作的當今，是漢語史上最暗淡的一頁。人們所知的詞彙，似僅可描畫人心的膚表，不足表精微，達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懨懨如冬蛇，殊無靈動態。名詞只模糊地暗示，不精確地描述。動詞患了偏癱，無力使轉句子。形容詞、副詞與小品詞等，則如嫫女的豔妝，雖欲掩，然適增本色的醜劣。刀兄的文字，則是出乎其時代的。他的名詞有確義，動詞能使轉，小品詞的淡妝，更彌增其顏色；至若句式，則如頑童甩的鞭子，波折而流轉。故刀兄的友人們——包括我自己，都素重其文，稱是「文明墮落的一阻力」。這或是愛屋及烏亦未可知。但人之得益於私誼者，是有時而盡的；人所主張與反對的，也有過時的日子。到了那天，人們評判文字的好壞，將不復以激情，以偏見，而僅以品質。刀兄的友人們於今天的感受，想那時必多共鳴的人。
語言與人心或文明的關係，是古來的老話題。奧利弗‧霍姆斯（Oliver Holmes）論伊莉莎白王朝的語言說：「語言腐壞了。臭氣還薰染了英國的良心。」這是以語言的腐敗，為文明腐敗的禍首。《漢書》稱「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則又以語言的腐敗，為世風腐敗的一後果。歐威爾（George Orwell）也稱語言的愚蠢，為起於思想的愚蠢。則知語言與精神的好壞，雖不知孰為表，孰為裡，然互為表裡，是可得而言的。今天漢語的污濁，亦自為精神污濁的一表徵。雖挽狂瀾於既倒，是個人力不能勝的；但刀兄於驅遣文字時所表現的「潔癖」，亦自為精神之「骨氣」的宣示或對文明之信仰的一宣示。在他的清峻的文字下，是思想的通脫。如這集裡所論的，大都為古事；然所見每與我們聽說的不同。常人論以道德、善惡者，刀兄則論以平恕。此即《紅樓夢》所稱的「人情練達，世事洞明」，——雖然刀兄對《紅樓夢》一書，是素來鄙薄的。這個思想自周氏兄弟以來，即有人提倡之不遺餘力，但今天我讀刀兄的書，仍有孤明先發之感，由此也知我們思想的不長進了。
二十多年來，我與刀兄同居一城，衡宇相望，是頗感慶幸的。因我們所居的城市，粗鄙如「頭曼」；可與語者，舉目而寥寥。魚之大幸，固是相忘於江海，但陸處於涸轍，也不得不欣喜有相濡以沫者。但我遺憾的是，刀兄不自惜其才，「市也婆娑」，精力多耗於遊耍了。言畢不免「當奈公何」之感。
二○○八年末，於石家莊「數他人之寶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