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決定命運 諸葛亮
劉備死後，諸葛亮一心一意地在成都替劉氏看家。不到五年，他就坐不住了。如果允許對古人的心思胡亂猜度的話，我會想，諸葛亮不計成敗地北伐，一大原因，是要回避皇帝劉禪。劉禪對諸葛亮又敬又怕，敬也罷了，這位相父智逾周公，自己的德才，怎麼掂量也不及成王，能不「嚴憚之」？諸葛亮坐成都，劉禪吃也不敢吃，玩也不敢玩，束手束腳，著實沒什麼風光。諸葛亮自己也彆扭，做臣子的令皇帝怕，豈是長久的事？雖然眼下君臣情篤，但日久天長，必生齟齬，有道是距離產生美，不如離得遠些，君臣兩便。
建興五年三月，諸葛亮進駐漢中。從此，到七年後病逝五丈原，他再也沒有回過成都。其五次北伐，七番用兵，豈能撼動曹魏？這一點，以他的智力，不會看不出來。
所謂盡人事以聽天命，天命如何，諸葛亮心知肚明，那麼剩下的，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在公而言，不願效公孫述之坐以待斃；在私而言，要以死於王事為自己的結局。
那麼，回到那個老問題，諸葛亮為什麼不趕下劉禪，自己當皇帝？劉備臨死的時候，已說過「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遺命在耳，諸葛亮此時「奪了鳥位」，也可以說是「奉旨篡漢」，有何不可？諸葛亮雖然忠誠，並不愚蠢，如果事皆可行，區區一個「忠」字擋不住他。那麼，不可行的是什麼呢？
諸葛亮清楚，自己不是當皇帝的材料。我們看他的《誡子書》，「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云云，知他的性格，多內省而自斂。這樣的人，當當丞相是可以的，要做開國皇帝，就差得遠了。
皇帝並不像咱們想的那麼少。從秦始皇開始算，中國稱過帝的人，可能成千上萬，特別是在亂世，夥涉為王者，遍地都是。只是絕大多數，頂多算山大王，或山皇帝。
最寒酸的一位，只有兩個臣民，一個是宰相，一個是大將軍。文武夾輔著，這個皇帝去討正宮娘娘，半路上被人捉起，國祚不永，亦云悲哉。
這麼多皇帝，分為兩種，一種是繼承人，一種是創基人。普通人生而不是現成皇帝的子侄，要創造幸福，只有靠自己。其中很要緊的，是胸有大志。當年劉邦去咸陽公幹，看見始皇的排場，說：「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羽看到始皇南巡的威風，對他叔叔項梁說：「彼可取而代也。」另一位陳勝，年輕時在田裡做工，便懷鴻鵠之志。
他有名言，「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實在是帝制時代的最強音。
劉備之有大志，從一點上就看得出來：他自稱是漢朝的宗室。諸葛亮呢？從小就沒這種志向，等到做了丞相，有了大權，現要立志，來不及了。
僅有志向還不夠。要做開國皇帝，最要緊的素質，是性格中的某種因素。比如劉邦的時代，大家平起平坐，你是梟雄，我也是梟雄，憑什麼你不聽我的，我倒要聽你的？劉邦性格最突出的一點，是盛氣淩人，當亭長時，對屬吏「無所不狎侮」，當上了王公，待人更是無禮，呼喝下屬如小兒。人性的弱點，是屈服於強者，投靠於強者。
而強者的強，並不總是在智力和勢力的意義上，多數時候，還是性格決定命運。陳勝稱王，而吳廣為假王，二人的高下，只在性格。和劉邦一同起事的，還有蕭何、曹參，這二人論才論德，都比劉邦高，而一為主上，一為臣下，就是氣勢之別。
社會學家有研究，人們說話，一部分是在交流資訊，另一部分，是在控制與接受控制。普通人說話辦事，多少總要為對方著想一下，真正的強人，從無這種忌諱。他們知道，只有自己多占一步，才談得上讓別人讓步，而所謂皇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對他讓步。在人類的原始時代，可能曾有那麼一個階段，領袖是力氣大或歲數大的人，而自從政治權力一出現──一開始是神權，社會就被那種性格的強者領導了。
比劉邦更好的一個例子是朱元璋。劉邦為人大度，是個不錯的領袖。朱元璋凶狡猜忌，然而為開國皇帝，他性格的強悍，實有過於劉邦。我們看他，只識得幾百個字，就隨意論衡文事，評點詩文，上達聖賢，下及群臣，僅此一項，便可知道他的自信，非常人所及。你可以叫它勇氣，也可以叫它厚顏無恥。叫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人當了皇帝。
諸葛亮，自然也是性格上的強者，但還不夠強；能駕馭人，但心有顧忌，而未能全心投入駕馭人的快樂中去。所以他當不了皇帝。
宋儒程頤曾有高論，說不是高祖用張良，而是張良用高祖。這個是儒生自解的話──雖說互相為用，但論其始末，怎麼也是皇帝用臣下，臣下為皇帝所用。但程頤又說，高祖與群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這個就說得很好。人在社會中的力量，手足居末，頭腦居次，性格居首；所以第一要務，是找到性格比你弱的人，駕馭他們。能駕馭幾百個，就可以縱橫一方；如能駕馭億萬個，那麼，恭喜陛下。
一毛 楊朱
孟子把力辟楊、墨作為一生的大事業。一方面，有想法而無體系的人，每需要辯論的對手，來澄清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我們看稷下學宮的鉅子，半是後世所謂的道家者流，便知當時異見的流行程度，已令正人君子忍無可忍。「異見」是從孟子的立場上說，他看到孔子的智慧被無知無識的人們冷落，楊、墨之言反倒充盈天下，氣得死去活來。「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為了和楊、墨作戰，孟子把門檻鋸掉一寸，說只要批評楊、墨，就算是投名狀，立刻入夥，成為聖人之徒。
楊朱著名的主張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聽到這一句，不只孟子，就是普通人，也難免動了肝火。您想啊，我們都時刻準備著給別人好處，又時刻指望著從別人那裡得點好處，若按楊朱的主張，又向哪裡放惠，又從哪裡得濟？楊朱的一派，後人總結其為「貴生重己」，重己便輕物，貴生便不以事功為意。他以為人的生命是自己的， 並且，他是無靈論者，認為生命只有一次。那麼，這唯一的東西，無論是財富、權力， 都不值得拿來交換；因為那些事情，會傷身害性，如果交換，相當於砍頭求帽──這顯然是極端的主張，與常識不符。常識是，生命就是生活，個人生活與社會的平衡，儘管不完美，卻不能火冒三丈地執其一端，追求利益不等同於交易生命，而讓渡一些自由往往是必要的。
楊朱的話，實在是有感而發。比如他把追求利益當成傷害本性的事，就和當時的局面有關。戰國諸子所持觀點不同，但沒有一個人認為當時的社會狀態可以接受。成千上萬的學者，不約而同，從各個方向圍攻社會，有點令人吃驚。近代政治學家曾想像集中的權力出現之前是什麼樣子，在人各自為生、彼此之間尚無任何協議的時候。先秦的一些學者則宣布那種狀態──如果真曾有過──簡直就是理想世界。這種想法，從現實倒推而來，本身是幼稚的，但楊朱和其他許多人，沒有儒者那種經濟的壯志，又怕多歧亡羊，惹不起躲得起，似乎是最簡單的選擇。當時兩大學派──法和儒，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管理民眾，使之為國家所用，一個要臨之以威，一個要賄之以仁，楊朱這批人則只唱反調，專門研究不為大人君子所用的理論。「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就是一種反調。法家說，你給君主出力，君主給你好處，楊朱搖頭；儒者說，只要你歸仁，就能攤上一個好皇帝，過上又高尚又幸福的生活，楊朱也搖頭。像一個拗孩子，打定主意不做一件事，給他糖也不要，給他果也不要，你把全世界給他，他也不要。人或稱之為「極端個人主義」，有點誤解。楊朱主張的價值，在於它是個人主義在理論上的生發點，不在於實際的方針。人的生命屬於自己，是最簡單也最經常被忘掉的道理，因為有那麼多力量致力於讓大家想不起這個道理，而且總是成功──看看戰國諸子，誰笑到最後？
孟子以為楊朱的主張，使人無異於禽獸。如果把楊朱主義當成社會理論，孟子是對的。至於背後的道理，孟子裝做看不見，本來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忽視那個道理。在另一方向上，韓非則直接地說楊朱這種人該殺，因為就算是一匹上等好馬，趕他他不肯向前，勒他他不肯停步，讓他往東他往西，留著有什麼用？倒把別的馬都教壞了。君主懸設良田美宅、高爵厚祿，就是要換得人們去給他拼命，楊朱輕物重生，怎會給官家拼命？如果尊禮這樣的人，大家都學壞了。
韓非也說得不錯。同屬楊朱一派的，有一個叫子華子的人，認為「迫生不如死」。「迫生」就是悲苦的生活，聽說舊社會人多悲苦，按子華子的主張，豈不要視死如歸？看來，楊朱的主張，無論如何不能化為治術，即便沒有儒法的交攻，也遲早式微。它的影子，倒也存在，卻變成了另一種姿態。和楊朱主張接近的，還有一個叫詹何的人，有人問他如果一個人身在江海，心存魏闕，那可怎麼辦。他答以重生，重生則輕利。那人又說，如果實在做不到，老是惦記著名利呢？他說，如果實在約束不住自己，就一點也不要約束，儘管放縱，怎麼舒服怎麼來，才是不害生。中國式的享樂主義有一千種道理，這是其中之一。
後世的人，一想起來就批評楊朱的「一毛論」，說給他天下他都不換，太自利了。其實，童話裡說，森林裡有許多光溜溜的動物在行走，很不體面。它們的毛，並不是一起拿去換天下了，而都是一根一根地給拔走的。
莫入冤谷
陳勝、吳廣，說過一句中學生都熟悉的話：「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按秦律，徵發的兵士若不能克期到達戍地，都得處死。那麼，假如九百戍卒中，沒有陳、吳這樣的人呢？他們或許會逃亡，或許，而且更為可能的，會趕到戍地去領死。
這個判斷，是否違反常識？老話說「除死無大事」，難道以死博生，不更符合常識？且看另一種例子。
秦國東征，最強硬的敵人是趙國。先敗給趙奢，又敗給廉頗，秦兵為之喪氣。十幾年後，為了爭奪上黨，兩國再次開戰。最後，趙軍被困在長平的狹谷中。秦王親赴河內，動員軍民；十五歲以上的男丁，都徵發到長平一帶，阻斷趙軍的救援。關東的大國，盡作壁觀，誰也不出援兵。趙軍被圍一個多月，糧盡力窮，只好投降。這四十萬降卒，秦將白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只留下二百四十名年齡幼小的，遣回趙國以宣示秦威。
這便是我們熟知的長平之役。後人疑惑的是，坑殺四十萬之眾，如何能夠得志？這不像秦皇坑儒。一是幾百人，一是幾十萬；一是儒生，一是軍人。當時秦軍臨陣之數，也不如降卒之多，難道這些人就不反抗嗎？史書對坑卒的過程沒有記載，只說白起「詐而盡坑之」。但就算是騙入死地，總不能騙得趙卒自己給自己挖個坑，把自己活埋了吧？
所以，有人或懷疑降卒並沒有那麼多，或以為當時必有搏鬥，而史書失記。但史無明文或暗示的事，我們只能當它沒有發生，不然就無史學可言了。而別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夜坑殺四十萬眾，不但可能，且不很難。
另一個坑卒的大人物，是項羽。項羽先是坑殺了二十萬投降的秦軍，後來又坑殺襄城等地的軍民。如果坑殺是非常困難的事，他當會考慮別種屠殺方式，之所以後來屢次坑殺，大概是因為易於得手吧。
有一次，項羽攻下外黃，惱恨當地人的抵抗，命令全城十五歲以上的男丁，到城東集合，準備盡坑殺之。這場屠殺，後被一個十三歲的小孩攔下了。而究其本末，項羽下這樣的命令，是知道人們必會服從的。可以想像，外黃人儘管知道是赴死，還是會去城東的；且人之將死，言行俱善，多半還會很講風度，扶老攜幼的，算是活得困窘，死得從容。
反抗還需要個性，赴死只需一種態度；反抗還需要智力，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會做的。
道理之一，坑殺要得手，被坑的人一定要多，活埋一個人是很難的，坑殺十萬人，就容易多了。這個道理，以前講過了，不多述。道理之二，是反抗往往比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氣，特別是當反抗需要挺身而出、赴死只需跟隨眾人的時候。
稍微運用一下想像力，便可知道降眾被坑殺的場面。人人都在等待奇蹟或幸運降臨自己，等待領袖從別處出現。這是一群被命運感壓垮的人，絕望壓過了恐懼，幻想又壓過了絕望，最後唯一留給他們的「幸運」──按他們的理解──是與眾偕死，而且做伴兒的還不少呢。坑卒只是極端的例子，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每每允許自己做下各種或愚或惡的事，只要能對自己解釋一句「這又不是我自己」。
當年小孩勸住項羽的理由，是如果殺降，以後便沒人投降了。三國時的何晏，也力論白起坑卒這樣的事，可一而不可再，因為人們一旦知道必死，就不會俯首就死了。
但我們看到的事實，卻不是這樣的。坑卒之類的事情，確實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了。
唐人議論白起事，曾說「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誅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還屬武安。」意思是周武王伐商，也殺了許多人，但那是恭行天罰；而白起殺降，是自己擅作主張，所以周朝享祚七百年，而白起終被賜死在杜郵。這個就是為君上諱，而胡說八道了。白起的坑卒，既是自己的主意，也合秦王的心意。范雎獻給秦昭王的方略之一，是不要僅「攻其地」，還要「攻其人」。如白起者，正是執行這一方針。
殘忍如白起，坑殺四十萬人後，心中還是有些不安。他以後一直不願意同趙國作戰，或許有回避內心衝突之意。最後他被秦王賜死，死前說，我坑殺了數十萬趙國降卒，也是該死啊。他死後，諸侯置酒相賀，那時的人已視白起為凶神，甚至傳說他的眼珠不會轉動，和正常人不一樣。而長平，從此成為非常有名的地方。山西高平，多有丹水、冤谷一類的地名，亦是後人同悲之意。李賀曾在長平撿到箭頭，寫了一首詩，有句「蟲棲雁病蘆筍紅，回風送客吹陰火」，最是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