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希臘人「弒父」而中國人「殺子」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著巨大的差別。
希臘神話中一個常見的主題是「弒父」，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是伊底帕斯的故事。
有一位國王，得到一條神諭，說他「將被兒子所殺」。這個國王很害怕，因此甚至不敢和王后同床。有一天，他酒後忍不住亂了一下性，結果生出一個兒子，叫伊底帕斯。國王很害怕，就把這個嬰兒扔到山裡。結果這個孩子被一個牧羊人發現並且養大。長大之後，他和國王在城裡狹路相逢。兩個人互不認識對方，國王命令伊底帕斯讓路，伊底帕斯脾氣也很暴躁，盛怒之下把國王也就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殺死了。然後他因為能力出眾，被民眾選為國王，按照習俗與前王后也就是自己的母親成婚，於是應驗了他將「弒父娶母」的神諭。
這個故事後來被佛洛伊德引用，成為心理學中一個著名術語：「伊底帕斯情結」。
除了這個故事之外，在希臘神話中，「弒父」的例子實際上還有許多。希臘的神界頻繁發生父子衝突，父親通常會對自己的兒子百般提防。天空之神烏拉諾斯把子女們囚禁於地下，結果他的兒子克洛諾斯用大鐮刀閹割了父親，取代父親的統治地位。
克洛諾斯成為神界的主人後並不放心，因為他的父親死前對他說：「你也將像我一樣被自己的兒子推翻。」於是克洛諾斯做出了一個殘忍的決定：把生下來的孩子全吃掉。所以他的前五個孩子，全都在剛出生時被他一口吞下。第六個孩子叫宙斯，也就是希臘神話中最偉大的神，出生之後，被母親用石頭調包，僥倖活了下來。長大後，宙斯把父親扔出王宮，自己成為眾神之王。
希臘神話中「弒父」的故事這麼多，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希臘社會當時的某種現實。
遍觀中國上古神話，我們絕對看不到這類「大逆不道」的情節，與此相反，我們看到的多是「殺子」的傳說。
例如堯舜禹中的舜很有才幹，但是他的父親瞽叟卻不喜歡他，經常無緣無故地毒打他。舜怎麼辦呢？他從來也不反抗。打得輕，他就乖乖地忍受著；打得重，他就逃到荒野中，一個人痛哭。堯聽說了這些事情，認為舜品德高尚，準備重用他。結果瞽叟更不高興了，他聯合自己小妾生的兒子象，要謀殺舜。有一次，瞽叟要舜修房頂。舜剛爬上去，瞽叟和象立刻抽走梯子，放火燒屋。好在舜把自己頭上戴的斗笠當作降落傘使用，然後跳了下來，逃過一死。結果過了兩天，瞽叟叫舜去挖井，舜又老老實實去了，等舜下到井底，他的老爹和弟弟就急急忙忙地挖土填井，想把他給活埋。幸運的是，舜很有警覺性，知道他們沒安好心，一下井就早早在井的側壁鑿出一條暗道，這才又撿回一條 命。
因為這種「百忍成家」、「不惜一切代價維持和諧家庭」的精神，讓舜成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聖賢，被萬人歌頌，後來又成為領袖。這個現在讀起來有點怪異的傳說，在一九一一年以前，一直被當作教育中國人的最經典故事之一，列為「二十四孝」之首。
「二十四孝」中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在一個大災之年，一名叫郭巨的孝子為了省下一口糧食以確保母親不挨餓，打算把自己的兒子活埋。他的理論是，兒子死了可以再生一個，母親死了就不能復生。這就是二十四孝中著名的「郭巨埋兒」。
這兩個故事也不是偶然出現的，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樣極端地強調孝道的故事很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也許可以把中國文化解讀為「殺子文化」。
那麼，為什麼西方神話的主題是弒父而我們是殺子呢？
這個原因比較複雜，歸根結底還是要追溯到中國和希臘地理環境上的不同。
前面已經講過，中國地理環境有兩個特點。第一，它是半封閉的，由青藏高原、草原、沙漠、長城圍起來。第二，被圍起來的這一大塊腹地，土地很肥沃，非常適合發展農業，也非常適合定居。
而希臘的地理環境與中國幾乎完全相反。希臘地理環境的第一個特點是開放性。希臘是個半島，看希臘地圖，給人留下第一個印象是：它的海岸線很長。除了北部，這個半島的其他任何地方距海邊都不過五十公里，海岸天然良港密布，航海條件得天獨厚。用當代思想家顧準的話來說，「這種條件幾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都不具備的」。
第二個特點是土地非常貧瘠。希臘多山，土壤裡有很多石塊和沙礫，不利於農業耕作。所以古希臘作家、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希臘「一生下來就是由貧窮哺育的」。
這種地理環境的不同，決定了中國文明和希臘文明的區別。
我們的祖先很早就在黃河兩邊世代定居下來，很快形成了大規模、單純的定居農業模式。中國文明從根上就是農業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們的生活方式不過是重複上一代，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時候發洪水，什麼時候播種。所以我們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 前。」
在農業社會，老年人是永遠的權威，一切社會資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裡，老年人對家族的支配是終身制的，年齡越大，輩分越高，發言權就越大。所以中國社會是一個「尚老社會」，與「老」有關的一切詞都是好的：「老實」、「老練」、「少年老成」、「老闆」、「老總」……都有成熟、穩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而希臘人的生活卻不是這樣。
希臘貧瘠的土地不適合種稻米和麥子，不過那些多岩石的山坡能用來種葡萄樹和橄欖樹，也可以養羊。所以，希臘糧食不能自給，但是可以生產橄欖油、葡萄酒和羊毛。
橄欖油、葡萄酒和羊毛不能吃，怎麼辦呢？可以賣掉換糧食吃。所以希臘人就到海上去做生意，把自己生產的橄欖油、葡萄酒和羊毛賣到別的國家，把別的國家的糧食運回來。
海上貿易和定居農業這兩種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大海顯然是年輕人的天下。因為大海充滿危險，一次遠航要費時數月，與風濤搏鬥，這是老年人做不到的。所以在早期的希臘社會，最富有的往往是年輕人。在希臘傳說中，我們讀到更多的是對青春、活力的讚美。希臘雕塑歌頌的多是青春、健美的人體，因為希臘人崇尚展示青春和力量的體育運動。
這種航海的商業活動更重要的一個作用是打散了血緣紐帶。大規模的航海活動，不可能是一個家族的男女老幼同上一條船，只能是各家的年輕人上一條船，在這條船上，人與人之間是平等關係，而不是長幼尊卑的關係。所以一般來講，在古代希臘，兒子成年後，父親就會承認他的平等地位。這一傳統後來演變成了一條法律：「雅典男性成年後（滿十七歲、滿十八歲）即完全擺脫家父的控制，在透過由家父或監護人及立法大會主持的市民資格考察以後，即可獲得獨立權利而登記造冊。」
說到這裡，我們回頭再看希臘神話。神話是現實社會的隱喻。佛洛伊德在《文明與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書中，把西方民主制度的產生直接歸因於兒子對父親的反抗。他認為，文明的發展過程就是從「原始父親」的專制向「兄弟聯盟」的民主轉變過程。在希臘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血緣紐帶不斷鬆弛，父權不斷弱化。成年人以平等的方式組成社會，從而創造出希臘的民主城邦。
「弒父精神」是推動希臘西方社會不斷發展的一個基本精神動力。人們對家庭權威的態度，決定了他長大之後對社會權威的態度。西方文化的一個明顯特徵是敢於反抗權威，在代際衝突中完成新陳代謝和自我更新。
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鬼魂經常干涉人世的生活，需要人的供奉。而血緣紐帶斷裂後的希臘並非如此。「在古希臘羅馬人的觀念中，靈魂猶如飄忽的影像，不具實體，甚至連思考和說話的功能都沒有，無力干涉生者的世界。而且，死者一經埋葬或火化，其靈魂即可渡過陰河，進入一去不復返之鄉，從此斷了還陽的歸路。因而，古希臘人對已經安葬，尤其是已經火化的死者的靈魂並沒有畏懼感，很少有鬼魂上門造訪的故事。」
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中，血緣紐帶也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早早地被割斷了。例如兩河流域的蘇美文明，也很早就從血緣酋邦時代進入分層社會，推動這一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業。而商業在兩河流域之所以重要，也是因為兩河流域的地理環境與中國相當不同。
「古代蘇美位於兩河之間……每一座城市及其衛星城鎮都被沙漠和其他的城市分離開來。……蘇美幾乎沒有石頭或金屬，除了棕櫚、檉柳、柳樹和白楊這些並不太好的建材之外，幾乎沒有木材。銅、石頭和建築木材，如果需要的話，也只能透過與北部上游的貿易而獲得。」
因此，蘇美文明不存在如中國這樣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不同地區的物產必須大量交換，大商業特別是長距離的遠途販運在蘇美社會中具很重要的地位，並且決定性地影響社會組織的形成。「在蘇美人那裡……大商業的存在是生產分工或者說社會勞動分工中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將整個社會生活整合起來的黏合劑。」
因此，蘇美人的血緣紐帶也很早就斷裂了，血緣紐帶斷裂的一個表現就是神廟的興起。因為人群不再以血緣為聯繫紐帶，自然也就不能用共同的祖先來維繫團結。他們要尋找新的共同信仰，這就令中東地區出現巨大的神廟。蘇美各個城邦都竭盡全力，修建精美的神廟，供奉整個城市崇拜的主神，這些神與祖先是沒有關係的。共同的神「是有力的社會黏合劑，將居民團結在一起，團結在國王身邊，順從其作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人們的社會地位由財產而不是血緣決定，窮人大批地成為富人的奴隷，由此進入奴隷社 會。
而在中國，商業自始至終不發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直是主體。「美國著名甲骨學家吉德煒指出，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特點有助於解釋其文化發展的形式。早期中國文化的根基是農耕，所以市場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中國境內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東的，這種自然環境很難激發地區間貿易的發展，因為它們流經的緯度相同，故而自然資源基本相似。缺少大範圍貿易網絡也可以用自然資源分布的廣泛性來解釋，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給自足，沒有必要進行貿易。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自然環境與此完全不同，社會發展所需的金屬礦石、堅硬的石料和優質的木材十分匱乏，都要依賴遠程貿易網。」
因此，中國歷史的發展與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在其他文明血緣斷裂的同時，中國卻出現了血緣群體的不斷擴張，從家庭、家族擴大到部落、部落聯合體，最終形成國家。
商代和比它早一千多年的蘇美城邦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城市、宮殿、文字和青銅器。但這只是表面類似，骨子裡，中國早期文明和蘇美文明及後來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有很多截然不同的地方：在兩河流域，青銅器之所以出現和發展，主要是由於耕種和作戰這些實用因素。而在早期中國，青銅器主要被製造成禮器，用於政治目的。雖然中國的青銅文化如此發達，但農民們用的一直都是簡陋的石器。
蘇美人創造文字是為了記帳，或者說為了服務於經濟。而中國的甲骨文記錄的幾乎都是占卜，而占卜是商代政治的運作方式。在蘇美，城市是從經濟中心或者說商品交易中心發展來的，而在中國，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經濟中心。因此，考古學家張光直強調，推動中國文明形成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是政治而非技術和貿易。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例如希臘和蘇美，是相反的。
張光直也因此認為，中國早期文化與馬雅文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重要特徵是連續性的，就是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許多文化、社會成分延續下來」。而蘇美文化「是一個突破式的，就是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上，經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產生而造成一種對自然生態系統束縛的突破」。「親屬制度被破壞，親緣關係被地緣關係所取代。」
然而，雖然和中國一樣屬於連續發育的文化，馬雅文化也沒有祖先崇拜，只有神靈崇拜。所以，我們看馬雅文化與蘇美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一樣，有著巨大的神廟建築。中國沒有這種與民居完全不同的神廟建築類型，中國的太廟建築與活人使用的宮殿建築毫無二致。
因此，血緣這個紐帶，從新石器時代到春秋戰國，一直牢牢地束縛著中國人。儒家的政治學說原理，其實就是把血緣原則放大到國家。有人說，中國人的宗教是儒教，而儒教的核心是孝道，是「慎終追遠」、「無後為大」。語言學家研究統計，世界上主要民族的語言中，關於親屬的稱謂有二十五個詞左右，但中文裡有多少個呢？三百五十個。與父親同輩的男性，英語只用一個uncle就打發了，而中文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等五種稱謂。英語中cousin這個詞，在中文中要用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這八個詞才能完全表達。這正說明血緣關係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直到明清，太廟仍然建在離皇宮最近的位置上。在中國南方，一個村子中心最精美的建築基本上都是宗祠。而如果你到世界各地去旅遊，你會發現，不論是印度、中東還是歐洲，他們城市中心的教堂、寺廟供奉的都是神，沒有一個是供奉祖先的。
中國人的廟供奉的是祖先，其他文明的廟供奉的是神。這是中國文明與其他文明的一個根本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