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從「漫長的十六世紀」到「漫長的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之前，世界公認最富裕強盛，人口最多，生產力也最高的中國，在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中，面對人數僅七千名的英國士兵，竟然不堪一擊，慘敗收場。此後西方各國食髓知味，侵略戰爭接踵而來，中國亦不斷腐爛敗壞，十九世紀尚未結束，中國已淪為世人眼中最愚昧、落後、破敗的國度。
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為何在十九世紀走向衰敗？這是明清以來的中國史，留給後人的巨大疑團，史家稱之為「李約瑟之謎」。《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主要內容，即是針對這一重大問題，提出結構性的回應。
過去的歷史教科書，面對這一疑團，歸納整理成兩個原因：一是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一是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這樣的歸因雖然不能說錯，但從不斷深入的研究成果來看，這個說法已經太過簡單，表面上有說，實際上等於沒說。
《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作者韓毓海，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站在世界史的高度，希望擺脫傳統的「現代化」觀點，轉從「世界體系」的史觀出發，釐清時代巨變的核心力量，從中看到中國社會的真正問題。
本書的論述，採取世界與中國相互對照觀看的方式。因為兩者關係密切，又深具對照意義，以至於我們若不知道世界如何發展，就無法看懂中國；同樣的，我們若不懂中國何以這樣改變，也將看不到真實的世界。
作者分別從三個方面展開討論。一是地緣政治的視野，一是財政金融的視野，一是國家組織能力的視野。作者稱之為治史者的三重視野：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
論述的重點，首先在說明五百年來世界史的消長、興衰，真正發生支配作用的因素為何？過去都認為西方興起的力量，在於資本主義的發達，但作者認為那是次要的原因，真正的核心在於現代民族國家特殊組織形式的奠立。在這種整合軍事、金融與國家為一體的強大推力下，資本主義才能發揮主宰全球的力量。
原來歐洲從十六到十九世紀，長期處於紛擾戰亂之中。兩百多個邦國，通過殘酷的戰爭手段，互相兼併，最後剩下三十幾個國家。正是這一殘酷過程，逼使歐洲各國不斷改良軍事武器，同時發展出一種向商人、資本家融資備戰，並在戰後以豐厚掠奪回饋給資本家的投資正向循環。這一方面造就了歐洲規模龐大的金融事業，一方面也讓戰爭等同商業投資，使商人與國家聯合一致，積極向外侵略，發展報酬更加豐厚，並可不斷累積資本的殖民事業。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看到五百年來推動世界歷史的真實力量，捨此不論，單方面探討資本主義精神，或者西方人文、科技的發展，並感嘆中國樣樣不如人，終究是隔靴搔癢，看不到歷史的核心問題。
相對歐洲將軍事、商人、國家合為一體的巨大力量，中國不但毫無準備，甚且反其道而行，繼續把軍事與商人的力量從國家組織中剝離出去，並把不事生產、喜談修身養性、善作八股文的書生，吸納到國家組織之中。從「國家能力」的角度看，中國是經濟越繁榮，越顯示其組織能力的脆弱無能，所以一場小小的鴉片戰爭，決定了以後一百多年的競爭劣勢。
「國家能力」的探討，是本書的重點特色。它牽涉的範圍很廣，有組織動員的層面，也有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權力運作等層面。以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來說，宋朝的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整體國力遠勝遼、金、西夏諸部族，但為何宋朝對北方用兵總是吃敗戰，除了納幣和親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這種情況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十分類似。為什麼呢？原因在雙方的社會組織差異極大。
原來游牧部落的社會組織方式與軍事需求緊密結合，人數雖少，動員能力卻極強。而且戰爭中的掠奪，也屬於部落生產力的一環，故能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北方民族尚且如此，何況現代西方國家是資產階級商人、金融資本家與國家軍事力量三者緊密結合，軟硬實力皆千百倍於遊牧民族，清朝想沿襲宋朝的方法應對，簡直是異想天開。
從「國家能力」的角度反省中國歷史，可以發現三個重大的問題。一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問題。二是以科舉選拔人才的問題。三是缺乏基層組織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但最緊要的，還是基層組織的問題。
簡單來說，中國的官僚系統，名義上雖由公務人員的「官」來組成，但實際上的運作，從徵收稅賦、會計文書，到水利土木、運河維持等事項，都由非公務人員的「胥吏」掌理。胥吏不領國家薪水，他的收入來自工作中的規費，以及私下撈取的好處。長久下來，胥吏便形成一種黑暗的基層力量，難以撼動，連官員也莫可奈何，因為缺少他們的中介，一切公務都將停擺。這也是為什麼，宋朝以後的各種改革，總是以失敗收場。因為改革只能針對公務人員，若影響到胥吏的利益，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改還好，一改則底層人民越受剽剝，越難生活，於是所有壓力又回到改革者身上。
官、吏分家的結構，說明了國家科舉所選拔出來人才，完全不符合社會所需要的能力。這些人才不是不夠傑出，而是缺乏管理上的專業技能。加上國家在組織上配備不足，無法提供支援，官員只好一切外包，放任胥吏與商人的協調安排。從好的方面看，這是政府把大部分的事權交付民間辦理，也等於交給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如此則政府付出的管理成本最低，而民間發揮的活力也最高。但從壞的方面看，則當市場陷入混亂，或由少數人把持時，國家也只能任其敗壞崩潰，一樣沒有介入導正的能力。這也可以解釋，何以中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就越顯出其組織的脆弱性。
中國歷代賢臣，每感於社會經濟的種種不公平，壓迫基層農民的生活，便呼籲朝廷痛下改革決心，無奈朝廷的改革只能在官僚系統的空架子上著力，凡事都須以胥吏和利益集團為中介，無法直接領導基層，貫徹改革措施，所以徒勞無功。如此反覆出現的歷史經驗，給我們一個啟示，即傳統社會組織必須徹底改造，如果不重建一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基層組織來落實改革，則一切理想都將流於空談。
這就是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兩頭大，中間小的組織。上有風光體面的朝廷，下為數量龐大的農民，中間則缺乏組織，無法互動，只能委任民間自為。如此的組織形態，上下溝通不易，資源流動的效率也多仰賴旁門左道。太平時期還好因應，一遇危機，則崩潰的速度難以想像。而這也暴露了中國現代革命路線的一大關鍵，就是如何重建國家基層組織的問題。其中，共產黨從鄉村入手，成功建立下層組織，國民黨則致力統合城市的上層官僚系統，兩相爭雄的結果，歷史選擇了前者，雖然留有遺憾，但也符合長期歷史的合理性。
本書另一個反省的側面，落在金融財政的問題。此事起因於明朝對外貿易的大量出超，美洲與日本白銀源源不斷輸入中國，創造中國貨幣經濟的空前繁榮，以及絹絲、蔗糖、菸草、瓷器等手工業的快速發展。於是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規定以白銀作為正式繳稅貨幣。從此以後，白銀便獲得國家貨幣的地位。弔詭的是，中國當時銀礦很少，白銀來源主要從外貿中獲得，也就是國家貨幣供給，全由外商控制。當時人不知此事後果嚴重，但讀歷史的人知道，明朝覆沒的危機，跟這一金融政策息息相關。
危機來自兩方面，一是原為米倉的江南地區，因為對外貿易的發達，耕作人口大量轉入手工業，使這一地區的米糧生產由有餘轉為不足，反而需要從他地輸入米糧。平常靠著充裕的貨幣運作，搬有運無還算順暢，可是在十七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國際上發生兩件大事，促使危機爆發。一是美洲白銀大量減產，一是荷蘭、英國、法國等後起海洋國家，欲與西班牙、葡萄牙搶奪東方市場，雙方便以海盜行徑互相干擾交易。這兩件事使得白銀輸入中國的數量大量萎縮。不巧的是，此時中國氣候違常，糧食欠收，引發物價上漲，兩種因素加在一起，等於是在天災缺糧的情形下實施通貨緊縮政策，雪上加霜的結果使當時經濟快速崩潰，飢民流竄，盜賊四起，天朝的殞落，即使沒有李自成與吳三桂，也已經是無法避免的事了。
下至清朝，情況也未見改善。尤其鴉片戰爭之後，白銀大量外流，市面充斥各種成色不一的銀錢，以及外國紙幣，其混亂的情況大大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而中國始終沒有發行獨立貨幣，民間只好轉而信賴外國銀行管理下的通貨了。一國的貨幣無法自主發行，增減流量，也無法形成信用制度，支援商業發展，反而任由外國銀行掌控，這即是二戰前中國經濟始終無法翻身的基本原因。
看過《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讀者，將欣喜於作者用世界史為背景，反省中國史的傑出寫作方法。因為缺乏西方歷史的對照，我們將一直停留在「船堅砲利與腐敗無能」的循環論述之中，看不到世界與中國的真實問題。
此書也讓人明白，近代的中國與西方，屬於兩種不同的發展典範。前者向內捲縮，重農輕商，務求民間平衡穩定，所以能夠和平的形成巨大市場規模。後者則向外擴張，軍商合一，以掠奪性的獲利，形成巨大的資本規模。在組織上，前者傾向消極無為，在一定的道德框架下放任民間自然發展。後者則傾向積極管控，在理性規畫下力求發揮最高效能。
兩種典範在歷史的碰撞中，必然引發巨大的風波與動盪。其勝敗固然攸關存亡，但從長期歷史來看，風波稍定後，雙方更需藉此一大歷史因緣，相互調整學習，攜手合作，努力開創新典範，讓人類在軍事結合金融的推動力量之外，仍有其他道路可走。
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看到當時歐洲各國競相以武力向外擴張，所以提出「永久和平」的呼籲，主張國家不應發行國債用於軍事行動，不應以暴力干涉他國政府，常備軍應該逐步廢除，不應對他國從事暗殺或介入政變等等。這一呼籲，在當時迷信國家力量的人士眼中，完全不受重視。如今事過境遷，康德謀求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或許應該重新受到注意，只不過他偃兵息武的主張，若能擴及金融領域，或許就更符合當今世界局勢了。
作者序
(一)
從中國的視野、或「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五百年世界歷史的變遷，致力於探詢當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我最近這些年來學術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說老實話，這也僅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讀書不多，尤其不是歷史系科班出身，所以這個探詢的過程，其實完全就是學習的過程。
最近五百年來，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歐美霸權的形成並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由逐漸衰落而再次走向復興。有人把這段歷史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勝利，對此我不敢苟同。因為首先，究竟什麼才是「資本主義」，學術界可以稱之為「正宗」的意見，起碼就有三派，至於其他的紛紜眾說，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見中，一種將資本主義歸結為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的變革，特別是大機器生產和雇傭勞動關係的奠定（卡爾．馬克思）；一種著重於「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明，說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於念經，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馬克斯．韋伯）；第三種則側重於自然經濟向金融經濟的蛻變和飛躍（費爾南．布勞岱爾）。用這三個流派來解釋什麼是資本主義，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們來解釋西方之所以興起，中國之所以衰落，在我看來，則起碼是沒有抓住歷史要害，而且也不盡然符合歷史的事實。
我認為：最簡捷地解釋這五百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實際上就在於「國家能力」這一點上。在西方現代興衰的過程中發揮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來說，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十六世紀地中海地區的銀行家們投資於國家間的戰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買單和做擔保（這隨著一九一三年美聯儲體制的形成而達到高峰），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關鍵，至於那被奉若神明，而又眾說紛紜的「資本主義」，充其量只不過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充當了「助手」的角色而已。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目標在於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金融家的根本目標則在於通過債務關係攫取最大利潤，至於是否採用上述三種「資本主義」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於這兩個根本目標之達成而定。
考察中國五百年興衰的關鍵，其實又在於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矛盾現象。經濟發達的宋，反而打不過立足於軍事組織的遼、金、西夏部落，這裡的關鍵並不在經濟，而在社會組織能力。由皇權直接來面對基層馬鈴薯一般無組織的小農，這樣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什麼組織效率可言，唐以降，基層財政、稅收、司法漸與正式之國家行政相脫離，而為民間「胥吏」階級所掌握，此即「役法」之大弊；而宋代以來的政策，又是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運輸，乃至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國家取「無為」和「不干涉主義」，而這就是「開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層沒有組織，而且上層的貨幣財政也十分混亂，貨幣短缺、「多幣制」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明隆慶元年（一五六七）之後，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於進口美洲白銀，這又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最大失敗。而對外，所謂的「天下秩序」，於周邊藩邦採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貢」方式，完全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空間」、「地緣政治」意識，如此組織能力鬆散的帝國，無論它有利於還是不利於發展經濟，能夠或者不能夠發生「資本主義萌芽」，而一旦遭遇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之打擊，其渙然瓦解卻是必然的。而國家既然已經瓦解，至於發展什麼「主義」才好，自然也都統統變成空談了。
研究中國歷史，上要看貨幣財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繫和互動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穫。在嚴肅的歷史問題面前，任何輕薄的態度、任何教條主義的盲從都是必須杜絕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寬慰的是，上述淺見，並不是盲從得到，而是從自己的讀書、思考和摸索中得來的。
（二）
中國改革與革命是近代落後的結果，革命當然不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原因。而對於「中國近代何以落伍」這個大題目，則大致又有幾種回答：其一，是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全球擴張所致；其二，則是一般地、抽象地將其歸之於中國在制度、技術，乃至文化上的落後弊端，以及西歐的先天優勢（以馬克斯．韋伯的理論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以「天下」和「世界」為擔當的文明，資本主義則是自一五○○年以來從地中海地區發展起來，以金融和軍事技術為核心，向世界擴張的體系。這兩種有深刻歷史傳統的組織形式，在五百年歷史間漫長的「互動」、博弈，才構成了我們解釋五百年來世界大勢和中國「天下興亡」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說，那些構成中國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國長期繁榮的因素，這正如我們文明中固有亟須變革的弊端，但其中卻同時也蘊涵著近代改革與革命，以及中國現代復興的種子。只有瞭解中國文明形成的長期性、歷史性、複雜性，同時又瞭解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歷史性和複雜性，而不是抽象地將問題歸之於「制度」和「體制」簡單地打發掉，我們才能對於上述重大歷史課題做出真正有意義的探究。
中國當然不是從來沒有制度。自上古以來，就有以黃帝為代表的「血緣世系」以及以堯舜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並存。就前一個世系而言，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貴族血緣承繼；就後一個世系而言，權力始終是向平民開放的，這就是所謂：「人人皆可為堯舜」。而這裡的「平民」，更不專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農工商各階層－－特別是包括少數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數民族血統者，太祖朱元璋以貧苦農民可以當皇帝，其合法性就來自於堯舜的名分世系。這兩個世系的互動沿革，就是所謂「多元一體」的制度基礎。從歷史的長時段看去，宣導「天下為公」，不斷向平民、向少數民族開放權力的堯舜世系、堯舜體制，是比導致羅馬帝國迅速崩潰、貴族院壟斷權力的「憲政」更合理、更進步、更能經受歷史考驗的制度，這已經為中國的長期統一、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所證實。
作為最後一個漢家王朝，明朝無疑處於中國制度的重要轉折期，從體制的上層看，其主要特徵表現為：它是歷史上皇權與士大夫階級衝突最激烈的王朝。太祖洪武十三年，廢除了自秦以來輔佐天子處理國政的相位，這成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極大變動。從此天子直接面對六部，六部有建議權，而天子則獨攬決策權，另設內閣大學士，為天子襄理文墨，但內閣大學士沒有建議權，為了避免皇帝與六部之間發生直接衝突，遂設司禮監居中傳遞協調－－如此多頭、側面之管理體制，自然使得行政上彼此之掣肘成為不可避免；世宗、穆宗和神宗在位期間，皇權與六部之間的衝突，終於達到不可化解的僵持階段，造成這三任皇帝幾乎不見六部官員的局面。此後，作為皇帝代言人的內閣大學士和司禮監，與士大夫的代言人六部之間的衝突更是日益加劇、不可協調。而從基層看，胥吏、豪民和生員結合為一體，甚至成為一「雖未掌握武裝，但已掌握錢糧」的空前勢力。明末置天下饑荒於不顧而放手聚斂的，就是這個全面控制基層的利益集團。可見，皇權與官僚體制之間的激烈衝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上層與基層的全盤脫節，造成了明代中期以來國家行政效率、國家組織效率的迅速衰敗。
而這一時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變革時期，因為一個銀行家、戰爭和國家密切結合的軍商合一、軍政合一、資本與國家合一的體制，此時正在歐洲勃然興起，而一五○○年以降的中國，國家體制的上中下結構卻開始走向脫節，以至於國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動員官吏，反而總是被龐大的官吏集團所阻礙，國家組織效率的嚴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經濟改革都不能真正實行。實際上，最終導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權專制的原因，更有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階級之顢頇獨斷，以及胥吏、豪民階層控制地方。無能而顢頇的士大夫階級為了一己之私，妄圖以道學的專制壟斷社會權力，這種「士大夫階級的道學專制」，更促成了體制從內部的解體。
不過，確如錢穆指出：民權的表達和實行不能單靠一紙憲法和幾個代議士，關鍵在於形成下情上達的有效機制。他的這種看法倒是真具啟示性的。而且，毫無疑問的是，誠然如他指出：中國作為一個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說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制度」而只有「專制」，例如所謂均田與兼併、科舉與選舉、郡縣與封建的制度爭論，實際上就一直貫穿於中國歷史之中，並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改革與革命的真正動力。看不到這一點，自然不能說對中國的文明有起碼的瞭解，甚至會淪為錢穆所譏諷的：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惡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擔起「改革的後果與代價」，往往就與精英們沒有知識和眼光，只會看見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關係。
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那就非要從基層做起、從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農民做起、從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變革社會就非要找到、找對中國社會的真正主體不可。以為單靠幾個「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爛之舌即可變革中國，這不過就是黃口小兒式的幼稚政治。因此有人說：五百年來，中國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層和精英，而精英們最大的不成熟，就在於他們總是咒罵下層民眾「不成熟」－－這實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時下人們恐怕都知道，近代以來，中國沒有科學、工業、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離開組織勞苦大眾，特別是農民這個中國社會主體，離開了改造土地制度這個中國經濟的最深層的基礎，如果沒有與基層現實密切聯繫的革命政黨作為社會改造的利器，那就不會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國幾千年來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馬鈴薯一般小農、毫無動員效率可言的「一盤散沙」的社會結構，更不能得以根本改變。但是，對於這一淺顯的道理，卻不是人人都願意承認的。以為靠「個人自由」、一紙憲草、幾個「民意代表」就能解決一切中國問題，這其實就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見、偏見和一塌糊塗的「政見」。「豈有文章驚天下，漫道書生事不成，百年一覺浮漚裡，悲欣交集說摩登」－－其實，就我個人來說，真正弄明白這個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三）
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為什麼在十九世紀走向衰敗和落伍？長期戰亂分裂的歐洲，為什麼會在十九世紀後超越中國、領先世界？──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在世界學術界，它被稱為「李約瑟之謎」。而本書的基本目標之一，便是以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去回應這一課題。
許多傑出的學者已在破解這個謎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如麥迪遜（Angus Madison）的《世界經濟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關於「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論斷（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但是，他們的解釋也遭到了兩個方面的有力挑戰。一個挑戰就來自馬克思主義，而第二個挑戰則是伴隨著一九五○年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開闢，特別是一九七○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的持續起飛而產生的。
而本書的基本探索之一，就是對「李約瑟之謎」提出進一步的、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地緣政治性的。自西元十世紀以降，在中國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絡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和金融流動體系，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貫通「內陸歐亞」的北方貿易體系，以及以琉球為核心、聯繫西洋、東洋和南洋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十六世紀中後期以降，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隨著世界地緣政治態勢的大變動，最終導致了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流動體系於十九世紀走向瓦解。而中國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緣政治體系變動的結果。
第二個解釋是金融性的，它基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儘管在十世紀之後中國社會就開始進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由於長期實行經濟、社會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而明隆慶之後，從美洲大量進口白銀和銀元，更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與貨幣短缺矛盾的基本國策，從而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依賴於美洲白銀供給，這成為阻礙中國長期發展、實現革命性發展的重要瓶頸。
第三方面的解釋就是政治上的，具體說就是「國家組織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經濟和市場的不斷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的持續下降這個矛盾現象，是我們觀察歷史得出的第三個基本結論。
中國政治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現了國家組織能力下降的問題，其根源就在於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那個時候起，就已經不再能夠擔負起一個逐步近代化的國家的治理之責，即他們既沒有管理經濟、財政、稅收、司法、軍事和金融的具體能力，也不再能夠擔負起組織人民、教育人民的責任。華而不實、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已日益成為中國社會近代發展的阻礙力量，而中國基層治理，早已經落在了橫徵暴斂的胥吏手中，即從那個時候起，中國其實已經出現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機。
被列寧稱為「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率先提出了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危機這個重要課題。面對著經濟的迅速發展、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強大的外敵入侵壓力等多重難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問題並不是缺乏經濟能力，而是整體上喪失了政治能力。實際上，國家治理者的缺位，其造成的最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困擾著王安石的「上層」，而在基層政治的瓦解，或者在於胥吏之害，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
既然儒家培養士大夫的標準如此脫離治國理政之實際，那麼標準越多、條文越細，就越不能執行，唯一的結果是行政變成了文牘，變成了以開會落實開會，以文件落實文件。實際上，是連起草文件的事，又都交給了胥吏。官員忙於奔走，更把基層的實際事務交給地方上的能人「胥吏」去操辦，這樣官員等於浮在上面，於是一切都成為表面文章，胥吏成為操持地方的黑社會勢力，而國家沒有了他們卻竟然無法在基層辦事。──宋代對外不能抗擊遼金，對內不能制止社會陷入無政府的江湖狀態，即使它經濟和商業搞得再好，也難以避免亡國的命運，我們所謂「弱宋」，也就是指其國家能力的衰弱。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理論與實際脫節、政治與基層民眾脫節、經濟活動與國家財政金融脫節，而歷代統治者想出來的辦法，竟是主張放棄基層，並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和非正式的「包稅人」控制和魚肉基層。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更把放棄基層看作中國政治的最好傳統，即他認為：基層靠那些土豪劣紳和黑社會去「自治」，「可以舉修齊的實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謀公眾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則有鄉校和鄉學，言賑濟則有義田和義莊。言積穀備荒則有社倉的儲蓄。言防盜緝奸則有保甲的連坐。乃至堤防溝洫，道路河川，無不由鄉社的群力從事於修築和疏浚」。蔣介石的上述內容，掩蓋了所謂「役法」，實則早於唐末便已徹底崩潰的事實，而所謂胥吏，亦自那時起，由組織基層人民從事公益事業的事務員，變成了魚肉基層和鄉里的贏利階級。他的說法，簡直是把長期由土豪劣紳和黑社會把持的中國基層說得如同天堂一般，但這恰恰暴露出國民黨政權脫離民眾、無力組織和動員基層的痼疾。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打敗國民黨的重要社會背景之一。
（四）
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我們只有從生產方式的「發展」與「組織」之間的關係角度，從複雜的社會階級的角度，才能去正確分析、瞭解歷史變化發展的真實。五百年來，中國為什麼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為生產不發展、市場不發達，更不是由於什麼「體制干預」過多，而恰恰是由於「體制」的無為、體制的「無力」和低效率。廣大的勞動階級（特別是農民）長期處於一盤散沙狀態，中國基層社會更與上層完全脫節，以至於像黃仁宇所說：經濟雖大有發展，而社會卻全無組織效率，從而無法將社會財富組織為國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體制」的方式參與這種發展、保證這種發展、推動這種發展，結果反而在近代為外國和外部的金融資本和武力、為內外特權利益集團之勾結所控制。
尤其是－－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精英」、讀書人對於什麼是社會生產組織，特別是對於社會各階級爭鬥的道理，基本上是外行，對金融組織、貨幣組織、稅收體制，更是一竅不通、一塌糊塗；既將一切簡單地歸之為「體制」，而同時對於「體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膚淺，無論天下興亡多少事，永遠正確的只有他自己。這種「反體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評價估計，也不過就是「道學家們」的「發脾氣」罷了，而自宋、明以來，這種士大夫階級的「氣功」，對於國家和人民，從來就沒有過什麼真正、切實的助益。這也就是張居正所謂「國家以高官厚祿養此輩，真犬馬不如也」，也就是曾國藩所謂「國家以此等人為學為官，與用牧豬奴何異？」
顧炎武的《精衛》，我一直很喜歡。詩曰：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在這個意義上，讀歷史、研究歷史是大有好處的，因為歷史敘述著過去，也昭示著未來。歷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寫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二○一三年六月一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