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破繭而出（節錄）
四、「客家」與「客家人」稱呼的出現
最早以「客」提到閩粵贛邊外移移民的大概要屬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三年）的江西《南安府志》。該書卷八〈禮樂紀〉中記載：「僅崇義（縣）粵、閩界聯，乃多僑客。」
但是「客家」名稱最早大概出現於康熙初期沿海復界之後。康熙十五年（公元一六七六年），當時的贛州興國知縣黃惟桂謂：「興邑地處山陬，民多固陋，兼有閩、廣流氓僑居境內，客家異籍，禮義罔聞。」
這段話的背景涉及明朝開國初期，贛南地曠人稀，但到中期以後，閩、粵流民開始不斷湧入，至清初達於高峰。當時的興國知縣認為縣民固然頑固粗陋，而閩、粵籍的移民，也一樣粗鄙無禮，因此說了上述的話。
然而，不論是《南安府志》中「僑客」，或是黃惟桂口中的「客家」，應
是泛指相對於當地居民的外來者而言，並不是針對這些與江西為鄰的閩、粵兩省移民所用的專門稱呼。
中國歷代有關「客」的用法極為普遍，最早是用於對來訪者的客氣稱呼，《禮記‧曲禮下》稱：「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後延伸為旅居他鄉，杜甫《去蜀》詩云：「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又被用於受到主人尊聘的謀士如「客卿」，或寄食於貴族豪門之人如「門客」；再用於為他人奔走活動的人，如「說客」、「掮客」；也用於與「主」相對而言，如「客觀」，或非專業的，如「客串」。但是在用於外來者時，常帶無平起平坐地位的含意，因此唐代身分較婢女略高的婦女稱為「客女」；漢魏以來大批逃亡在外的流民，常依附於官僚地主或門閥豪族等「主戶」，成為其佃農，稱為「客戶」，後來宋朝的人口統計即按此區分；到了明清，即將寄居本地的外地人稱為「客籍」，以相對於「土著」。歷代用兵，則往往使用外省「客兵」或少數民族的「狼兵」和「土兵」，以有別於本地的「鄉兵」。
但是，在「客」的稱謂被廣泛使用的同時，直到明代，卻未見任何文獻提到「客家」或「客家話」的稱呼。即使王守仁、俞大猷和鄭芝龍的三次平叛行動都是集中在後人所稱的客家搖籃地帶，但相關的的歷史文獻，不論是王守仁的喻民告示，俞大猷的文書往來，或是鄭芝龍等將領平亂後的官府報功奏疏，都不見任何提到「客家」甚至是「客民」的文字。即使是明朝滅亡之後，也還有鄭成功在漳、潮一代的客家地區發動過猛烈的軍事行動，均未見任何奏疏或地方文獻以「客家」或「客家人」稱呼受到軍事爭奪衝擊的地與人等。因此，可以判定，到明朝覆亡，甚至到清初鄭克塽在台政權滅亡為止，「客家」的稱謂都還未出現。
康熙復界以後，廣東各地湧入了大批粵東移民。這些外來者，如江西興國的閩、粵移民一樣，被冠上了相對於土著或本地人的「客」的稱呼。這種稱呼，顯然並不是當作「客人」的尊稱，而是有如「客女」或「客戶」等帶有貶義的稱呼。嘉慶《增城縣志》開宗明義提到：「客民者，來增佃耕之民也。」這個定義與漢魏以來稱無土無地佃農為「客戶」的傳統意義相同。
到了清初，圍繞著這些佃「客」，首度出現了「客」字之後加上「家字」，即「客家」的稱呼。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知縣張進籙修、屈大均纂《永安縣志》（永安縣即今紫金縣）卷一〈地理五‧風俗〉內載：「琴江（地名，在該縣東南琴江發源地）好虛禮，頗事文學，民多貧，散役逋賦，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就是說，琴江一帶之民稱為「客家」，甚為貧困，常常逃避徭役和稅賦，先人多是好幾代前（即約明朝嘉靖年間發現鐵礦時期）自江西、福建和潮、惠兩州遷徙而來。
但是，這時的「客家」稱呼顯然還不普及，且並非是對粵東一帶移民及其後人的唯一稱謂。事實上，康熙年間在台灣的一批粵東移民，就被封上「客子」、「山客」、「客仔」、「客民」和「客」等各種稱呼，但此時「客家」之名尚未在台灣出現。
據當時的文獻記載，「廣東饒平、程鄉、大埔、平遠等縣之人，赴台僱傭佃田，謂之客子。」「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之徒，潮人尤多，厥名曰客。」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康熙年間官府或較早到台的漳、泉之民，對於租佃其田地的粵東移民，仍因襲傳統對佃農的稱呼，以「客」的相關貶義稱謂來稱之。嚴格而言，到這時為止，即使是在台灣，也未出現對整體粵東移民的完整「客家」概念，因此就沒有「客家人」或「客家話」的說法。作為對粵東移民的籠統概念，頂多是把他們所住的村莊統稱為「客莊」，並冠以從廣東延伸至台灣的負面印象而已，所謂「自淡水溪以南，番漢雜居，客莊尤夥，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所從來舊矣」，即是這種傳統的負面描述。
在此同時，各地對移居當地的「客」民，也不一定就以與「客」相關的用詞稱呼。如前述克朗牧師對新安縣地區的描述，當地居民也有以「崖佬」或「山裡人」稱呼他們的（「佬」字是廣東話的「獠」字演化而來）。「崖佬」是諷刺粵東移民以「崖」稱呼自己。另據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的《東莞縣志》，本地人（即說廣府話的廣府人）當時就已稱呼粵東移民為「崖佬」，到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年）版本的同一縣志，更進一步改稱為「流崖」（即崖人流民），甚至將「崖」字加上「犭」字偏旁，以示對粵東移民的輕蔑。
除了上述稱呼外，不同地方對粵東移民還使用了「棚民」和「來人」等稱呼。棚民是因移民搭棚而居，故以名之，主要是贛西南、贛北、湘東、浙江和皖南一帶對閩、粵客民移民的稱呼；「來人」則是廣西貴縣（今貴港市）僮族和循州（今河源、龍川）一帶對粵東客民的稱呼。珠江三角洲一帶也喜歡把客家方言稱為「麻介」話，因為客家話中把「什麼」稱為「麻介」（ma-gai），聽在本地人耳中，感覺刺耳，故以「麻介」話反諷之。
然而，「客家」的稱呼最後還是占了上風，並且得到了客家人本身的認同。同樣是據康熙五十九年的《東莞縣志》，到這個時期，住在東莞的粵東客民已開始自稱「客家」，這是他們自認為「客家人」的開始；也是客家人從「客」、「客戶」、「客民」、「棚民」、「崖佬」等各種外在稱呼逐漸向統一的「客家」外稱和自稱轉型的開始。
五、從紅巾作亂到土、客械鬥
咸同年間在廣東發生的「土客械鬥」，將粵東客民移民及其後人與本地之間的矛盾推向了高峰，也將前此隱藏在社會下層的「神祕」客家人正式推到了世人的面前，並促成了客家意識的抬頭。
激發這一進程的背後直接因素是鴉片戰爭的爆發和太平天國的起事。
進入嘉慶朝後，中國的內外情勢急轉直下。對內，延續了乾隆朝以來貪污橫行、國力日衰的趨勢，對外，有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斷前來扣關，希望打開通商的大門，而珠江口一帶首當其衝。
先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漳州平和縣小溪農民林爽文幼年隨父遷台，後加入天地會，因清廷抓捕會黨，率眾舉事，失敗後，其同黨之人很多逃回大陸，繼續投入天地會反清活動。其成員多為下層農民和販夫走卒，很快就在粵東客家人地區和兩廣的本地人與客家移民當中擴張勢力，並相繼展開了各種抗清活動。如仁宗嘉慶七年（公元一八○二年)），有永安天地會頭領官粵隴和白蓮教頭目賴東保，在青溪帶領天字嶂組織與農民數千人揭竿起義。
在內有天地會作亂的同時，更令清廷困擾的是英國鴉片的大量輸入。清初領有台灣後，開放了廣州、漳州（後轉移至廈門）、寧波和雲台山（鎮江）為對外貿易港口，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只剩廣州獲准對歐洲人貿易。大量歐洲人的白銀流入廣州，購買絲綢等商品，但也導致珠江三角洲大批稻田轉種養蠶的桑樹，以致從稻米過剩區變成不足區，稻米價格的上漲加劇了民生的凋敝。可是，隨著後來鴉片的源源輸入和白銀外匯的不斷流出，造成了國庫的空虛，社會的敗像更進一步加重了下層百姓的動蕩不安。
宣宗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失敗後，清廷簽訂《南京條約》，增開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廣州喪失了壟斷貿易地位，這意味著廣州港口數以千計依賴搬運為生的腳夫和船工工作機會的外移。這些苦力、船工和失業的洋行職員成為三合會（天地會在廣東一般被稱為三合
會）吸收的對象。
鴉片戰爭結束後不到八年，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太平天國造反事件。廣東花縣（今廣州花都區）一位客家移民的後代洪秀全，參照天地會的祕密結社方式，結合對鴉片戰爭後急於傳入客家移民區的基督教的一知半解，創立了拜上帝會，很快就吸收了上萬飽受凋敝的經濟打擊的貧困客家農民為其會眾，並於文宗咸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在桂縣金田村（今屬廣西），以太平天國名義舉事。雖然由於領導層所具有的各種性格缺陷，太平天國僅存在了十八年，但其最盛時期，兵員超過百萬，占據了半壁江山，徹底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根
基。
太平軍的起事，更暴露了清王朝的弱點，刺激了各處天地會的紛紛造反。咸豐二年（公元一八五二年），廣州發生大水災，許多村莊顆粒無收，次年再度發大水，刺激了更多的農民加入天地會，引起當局的加力防範。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東莞石龍迂洪義堂在頭領何六的領導下，舉起了反旗，陷東莞縣城。各地會眾瞬即響應，從四面八方湧向廣州城，城內頓時一片慌亂。由於舉事會眾頭戴紅巾或手綁紅帶，所以又被稱為「紅巾賊」或「紅頭賊」，也被稱為「紅兵」或「洪兵」。參與圍攻廣州的會眾，據估計不下於二十萬人。
面對紅兵排山倒海的圍困，僅有一萬五千防守力量的廣州城，堅持了幾個月，在此期間，花縣、清遠、增城、從化、龍門、開建（今封開縣）和英德等縣城紛紛落入洪兵手中。最多時，廣州、肇慶兩府共失二十七座縣城。最後是因久攻不下，洪兵才撤軍解除廣州城之圍。
在這場亂事中，洪兵既是官逼民反的產物，也是散漫難以駕馭的亂民。在攻城掠地的同時，他們到處劫掠尋常農民百姓，各地村莊紛紛募鄉勇或組團練自保。此舉得到了為保衛廣州城而焦頭爛額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和清政府的的鼓勵，但沒有想到的是，民間武裝力量的出現雖然緩解了清軍力量不足的壓力，卻激發了另一場更大的變亂。在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的，就是遍布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
這場變亂源於紅巾之亂發生後，原本就時生摩擦的客家與本地關係進一步惡化，許多本地人佃農加入了洪兵，而客家農民雖然也有人加入作亂一方的，但更多的人站在政府的一邊。待洪兵亂事蔓延開來，客家村莊常受報復。因此，官府和地主號召組織鄉勇後，客家農民紛紛加入，伺機公報私仇，一方面全力剿賊，一方面擴大打擊面，占據本地人的田土。即使在紅巾亂事消除後，也未停止。由此造成土、客相互鬥狠廝殺，愈演愈烈，垂六、七年之久，雖經官府調停，也無濟於事。受害者各數十萬人。就中又以鶴山土、客相鬥時間最久。
最早點燃土客械鬥戰火的是鶴山縣（另說是起於恩平），咸豐四年（陽曆）十月，洪兵突襲鶴山，遭一位客家地主招募的客勇協助清軍擊退，客家鄉勇們趁勢隨清軍在各村搜捕洪兵，並洗劫財物，鶴山的本地人地主大戶們心有不甘，呼籲本地人起來報復。不久客勇又協助清軍擊退洪兵對恩平的進攻，聲勢愈漲，當地客家佃農拒絕向本地人地主交租，土、客衝突擴大到恩平和開平。
亂後，大批客家人被當成「豬仔」，運載到澳門，再賣到秘魯、古巴等地充當苦力。另有大批禍亂地區的客家農民被迫遷徙到珠江三角洲以外的地區安置，主要是送往粵西南高州、廉州（今屬廣西省）、雷州和瓊州（海南島），及今廣西東部和東南部各縣，也有的被遷回粵東原籍。至此珠江三角洲西側開平、恩平及新寧等各縣「無復有客民足跡矣。而客屬村居田產概為土人（即說廣府話的本地人）占有矣。」
六、客家稱呼的普及與客家覺醒運動的出現
經歷了這場與另一方言群體史無前例的慘痛操戈殺伐後，更多的客家人有識之士開始為客家人的權益發出不平之鳴，並為社會上對客家人的偏見、歧視與污蔑發動了輿論論戰。
首任台北知府林達泉是廣東大埔縣客家人，他在亂事結束後不久，特撰寫〈客說〉，針對當時社會上流傳的詆毀客家人的言論，駁斥廣東地方當局稱客家人是「客匪」，並指稱：「客家多中原衣冠之遺，或避漢末之亂，或隨東晉、南宋渡江而來，凡膏腴之地，先為土著所占，故客家所居之地多磽瘠。其語言多合中原之音韻，其說皆有所考據。」
事實上，從粵東客民進入珠江三角洲一帶之始，因土客摩擦，地方上對客家人的偏見言論即已不停出現。隨著矛盾的升級，謾罵詆毀的強度也有所增加。為了破解這種歧見，惠州和平縣進士徐旭曾早在嘉慶十三年（公元一八○八年），就撰寫《豐湖雜記》，倡先提出了中原論，指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
從時間先後看，雖然康熙二十六年（公元一六八七年）的《永安縣志》已有「客家」的記載，但截至徐旭曾的時期，即到十九世紀初期為止，「客家人」的稱謂顯然猶未普及，所以仍以「客人」或其他稱呼稱之。
但至遲到十九世紀四○年代，受到各地層出不窮的土、客衝突的影響，社會上已不能不正視客民的存在及其在不友善的逆境中奮起抗爭的客觀現實，找出一個統一稱謂以代表這個漢族民系的時機已經成熟，「客家」的名稱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開始成為客民與非客民共同接受的稱呼。繼承了徐旭曾中原理論的客籍進士林達泉，或是其他文人學士，顯然也就是在同樣的思路下，以「客家」之名把「中原衣冠之遺」的客民包裝起來。
然而，除了文人學者的倡導使用外，「客家」稱呼的普及與西方傳教士的出現也密切相關。由於香港島割讓英國以前，廣州是對外的唯一口岸，因此歐美傳教士來得最早，同時隨著鴉片戰爭的結束，到香港的更多。
美國浸信會（Baptist Churches）的羅浩（他的教徒給他取的姓名Lo How的譯音，本名Issachar Jacox Roberts）牧師，是較早到中國傳教的基督教傳教士之一，他於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從任職的澳門教區轉赴香港，找到一位周姓（Chow）客家教師擔任他的翻譯兼助手，並為他販售聖經，曾影響到洪秀全改信耶穌。他在同年十月十五日的的日記中提到周姓翻譯說的是hakah dialect（客家方言，原文中未將hakah開頭字母h大寫），這大概是西方文字中，根據客家話的「客家」發音拼寫出來的最早的「客家」稱謂翻譯。一八四四年七月五日，周姓助手的日記中，也提過他到Hoklo（福佬人，即說潮州話的居民）的船上送聖經。次年羅浩牧師在總結他在廣州的傳教活動時，曾提到他的傳教對象是客家人（hakahs）、福佬人（hoklos）和本地人（puntes，即廣府人）。從這些記載可以知道，到一八四○年代初期時，客家、福佬和本地的稱呼已經在香港、廣州一帶確定了下來。巴色教會的瑞典籍韓山明（Rev. Theodore Hamberg）和德國籍黎力基牧師。
韓山明牧師於一八四九年開始有系統的學習客家話，並著手編輯《德語-客家對照字典》（Kleines Deutsch Hakka Wörtuerbuch ）。韓山明於一八五四年過世後，由黎力基牧師繼續其未竟的工作。這本字典於同年出版。一版出版後，黎力基牧師再接再厲，從事第二版的詞彙補充，還附加福佬話的詞彙。在從事這些工作時，前後兩人都將「客家」稱為haka，「福佬」稱為hoklo，更可以確定，「客家」一詞已經完全在西方人士當中普及開來。（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