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一個非常黯淡時代的開端，有對美國父女因緣際會離開溫馨的芝加哥自家，陡然來到希特勒治下的柏林心臟地帶。他們在那裡待了四年半，但這個故事鋪陳的主題是他們待在那裡的第一年。因為在那一年，希特勒從總理晉升為十足的獨裁者；在那一年，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沒人說得準，一切都在未定之天。不久後，那則更波瀾壯闊的戰爭與殺戮故事即將展開，而那一年如同某種開場白，闡述了故事的所有主旋律。
我一直在想，以外人身分親眼目睹愈來愈令人悲觀的希特勒統治，心中會是什麼樣的感受。那城市是什麼樣的面貌，人在那裡聽到、見到、聞到什麼，外交官和走訪該城的其他外地人如何解讀他們周遭發生的事？事後之明告訴我們，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期，歷史進程本有可能輕鬆就被人轉向。那為何沒人改變它的走向？為何要在許久以後才看出希特勒與他的政權帶來的真正危險？
一如大部分人，我對那個時期的初步理解來自書本和照片，而它們讓我覺得那時的世界沒有色彩，只有不同層次的灰和黑。但本書中的兩個主角碰到活生生的現實，同時也勉力過著日常基本生活。他們每天早上穿過張掛著紅、白、黑色巨大橫幅的城市，和一身黑衣、身材精壯的希特勒黨衛隊成員坐在同一處戶外咖啡館，偶爾見到身材矮小的希特勒坐在敞篷賓士大車裡呼嘯而過。但他們也每天走過陽台上長著茂盛紅色天竺葵的民宅門前，在柏林的大百貨公司裡購物，辦茶會，在柏林最大的公園蒂爾公園（Tiergarten）深深吸進春天的花香。由於社交往來，這對父女結識戈培爾和戈林，與他們一起用過餐、跳過舞、開過玩笑。但他們待在柏林快滿一年時，發生了一件大事，使情況改觀。事實表明，那是揭露希特勒真面目的最重要事件之一，且為此後十年的發展定下了基調。對這對父女來說，一切全然改觀。
本書內容並非虛構。凡是引號中的文字都有憑有據，來自信、日記、回憶錄或歷史文獻。在這本書中，我未著意替那個時代撰寫另一部恢宏的歷史。我從比較小處著眼：透過兩位主角——那一對父女——的經歷和感受，揭露那個已逝的世界。他們兩人來到柏林後，即踏上一趟發現、轉變、最終深深心碎的旅程。
本書中沒有英雄，至少沒有《辛德勒的名單》中那種英雄，但有隱約閃現的英雄行徑，有行事意外優雅之人。細微差異始終存在，儘管有時是令人不安的細微差異。那也是紀實作品的麻煩之處。讀者得把如今已知的事物全拋到一旁，像我筆下這兩位主角，在對未來一無所知下，走過他們經歷的世界。
他們被命運推著走，穿過一個錯綜複雜的時代，然後怪物露出了真面目。
——艾瑞克．拉森於西雅圖

摘文試閱
看不到的衝突
多德在柏林大約第一個禮拜時，在辦公室拍了一張工作照，照片中他坐在精雕細琢的大辦公桌後，背後牆上掛著一面大大的掛毯，他左邊可能一點五公尺處有具複雜的大電話。整張照片讓人想笑：多德身材瘦小，衣領又白又挺，頭髮抹了髮油且梳成清楚的兩邊，一臉嚴肅盯著鏡頭，跟他身邊豪華的擺設相比，更顯身形矮小。國務院裡不認同多德接任大使的人看到這張照片都笑開了懷。副國務卿菲利浦斯在寫給多德的信中末尾說：「一張你坐在辦公桌、後面有漂亮大掛毯的照片，廣為傳閱，看來非常氣派。」
多德似乎每樣作為都違反了大使館的慣例，至少在參贊喬治．戈登眼中是如此。多德堅持走路去與官員開會。有一次拜訪附近的西班牙大使館，他要戈登一同走去，兩人都穿早禮服、戴絲帽。瑪莎在寫給好友松頓．懷爾德的一封信中描述了那個情景，說戈登「名聲掃地，一時羞得抬不起頭」。多德去哪都開自己家的雪佛蘭，比起德國高官愛用的歐普和賓士，立刻矮了一截。他穿素淨西裝，講挖苦的笑話。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他犯了一個特別離譜的錯。總領事梅瑟史密斯邀他和戈登去會晤一位來訪的美國眾議員，地點在美國領事館裡的梅瑟史密斯辦公室。領事館設在廣場飯店對街一棟建築的一和二樓。多德比戈登早到；幾分鐘後，電話響起。從梅瑟史密斯這通電話交談的末尾，多德得知：戈登不肯來，而且原因純粹是心裡不爽。在戈登看來，多德到下級官員辦公室開會，根本是自「貶」身分和職位。多德則在日記裡寫道：「戈登是個勤奮的職業外交官，而且拘泥禮節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多德無法立即按照外交禮節向興登堡總統呈遞到任國書，因為興登堡身體不適，已到他在東普魯士諾伊代克（Neudeck）的世居莊園養病，大概要到夏季結束才會回來。因此多德還未獲正式承認為大使，乾脆利用這段空檔了解大使館電話的操作、電報密碼、外交郵袋一般發送時間之類的基本事務。他見了一群美國記者，然後見了約二十名德國記者，而誠如多德擔心的，這些德國記者已看過猶太《漢堡人以色列家庭報》裡那篇報導，文中說他「來德國是要糾正那些加諸猶太人的不當行為」。多德在他們臉上看到了「一時的不以為然」。
他很快就對新德國的生活有了切實的體驗。他到柏林的隔天，希特勒的內閣就頒布了「遺傳疾病後代防止法」。這部新法讓當局得以將患有身心障礙的個人絕育，定於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多德還得知，大使館和梅瑟史密斯領事館裡的職員都認定德國政府在攔查進出的郵件，梅瑟史密斯因此已採取特別措施，確保最敏感的信函能原封不動送達美國。這位總領事如今派信差親手將此類郵件直接送到開往美國船隻的船長手上，到了美國，則有美國幹員在碼頭和船長碰面。
多德上任後自行展開的初期工作，有一項便是去了解大使館人員的長短處，包括高級官員（一等與二等祕書）、各類辦事員、速記員、受雇於大使館辦公處的其他職員等等。從一開始，多德就覺得他們的工作習性不甚理想。他底下的高階人員每天似乎想什麼時候上班就什麼時候上班，偶爾還翹班去打獵或打高爾夫。他發覺幾乎所有下屬都是中柏林西南的萬湖區（Wannsee）某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員。許多下屬本身就很有錢（符合駐外機關事務局的傳統），而且不管花自己的錢或大使館的錢都沒有節制。令多德特別震驚的是他們的國際電報費用。那些電文冗長、囉嗦，費用因而多到沒有必要。
在人事報告的注解中，他略述了主要下屬的特色。他說參贊戈登的妻子「收入甚豐」，而戈登容易生氣，「情緒化，太敵視德國人……已發過許多次火，令人火大」。多德在描述大使館裡一位也很有錢的一等祕書時，還簡單寫下了這樣的觀察心得：「（他）喜歡品評男人襪子的顏色。」多德指出，掌管大使館接待室的那個女人，茱莉亞．史沃普．勒文（Julia Swope Lewin），很不稱職，因為她「非常反德」，「不適於接待來訪的德國人」。
多德也對大使館外的政治局勢有了大略的了解。梅瑟史密斯報告中的世界，如今就具體呈現在他窗外，在夏日晴朗的天空下。到處都有色彩搶眼的橫幅標語：紅底、白圈，中央始終有一個又黑又粗的「帶鉤十字」（Hakenkreuz），也就是卐字飾。這時，大使館裡還未用swastika來指稱卐字飾。多德還發現，他走路時遇見的男子，身穿不同顏色的衣服代表了不同的意義：褐色制服是衝鋒隊（SA）隊員，他們似乎到處可見；黑色制服是黨衛隊（SS）隊員，人數較前者少，是較精銳的部隊；藍色制服則是正規警察。多德也知道蓋世太保和其年輕首領魯道夫．狄爾斯（Rudolf Diels）的勢力日益膨脹。狄爾斯身材修長，髮色很深，臉上雖有多道疤，仍被認為是個美男子。那些疤是他在大學讀書時與人用刀決鬥留下的，那時德國青年以這種決鬥方式來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狄爾斯的外表就和裝模作樣電影裡的惡徒一樣邪惡，但據梅瑟史密斯所說，至目前為止，他仍正直、樂於助人，而且在他的上司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明顯不講理的事情上，他倒是很明理。
事實漸漸表明，這個新世界也在其他許多方面遠比多德預期的複雜，需要更細心的觀察。
希特勒的政府並非鐵板一塊，裡面存有很深的分歧。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當上總理，當時興登堡總統接受了保守高層政治人物所擬的協議，並根據該協議，任命希特勒接任此職。那些政治人物深信他們控制得了希特勒，但等到多德來到柏林時，事實已表明那是妄想。被各界稱作「老紳士」的興登堡仍是反制希特勒勢力的最後一股力量，多德離美前數日，興登堡就公開表示不滿希特勒試圖鎮壓新教教會。興登堡自稱「福音派基督徒」，在寫給希特勒的一封公開信中，他警告希特勒要留意「對教會內部愈來愈不自由感到不安」，並說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我們的人民和祖國必會受到最嚴重的傷害，國家的統一也會受損。」除了依據憲法握有任命新總理的權力，興登堡還是德國國防軍的最高統帥。希特勒知道如果國家再度陷入混亂，興登堡可能不得不撤換政府，宣布戒嚴。他也認知到未來最可能的亂源是他友人和長期盟友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統領的衝鋒隊。希特勒愈來愈把衝鋒隊視為無法無天的激進力量，認為它已實現成立宗旨而早該廢除。羅姆的想法則相反：他和他的衝鋒隊員是促成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關鍵推手，如今，他們想控制全國軍隊，包括正規的國防軍，以作為回報。軍方極力反對。肥胖、乖戾、公開承認有斷袖之癖、淫靡成性的羅姆，完全沒有軍方所尊敬的軍人風範，但他的確掌控了一個人數超過百萬、勢力迅速壯大的組織。正規軍的人數只有它的十分之一，但訓練和裝備精良得多。衝突隱隱然一觸即發。
多德自認他在希特勒政府的其他成員身上察覺到一股明顯溫和的新傾向，至少跟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這些他所謂的「參與國際領導權大競賽的青少年」相比，他們是溫和的。這些人的地位次了一階，是各部會首長，他們讓多德找到樂觀的緣由。「這些人想完全停止迫害猶太人，想與殘存的德國自由派人士合作，」他寫道，「自我們來此那一天起，這些群體間的鬥爭一直未停。」
諾伊拉特自認是政府裡振聾發聵的力量，自信能協助鎮住希特勒和他的黨。有位同輩說：「他正努力教導納粹分子，想把他們改造為溫和民族主義政權裡真正有用的夥伴。」但諾伊拉特也認為希特勒的政府最終可能自取滅亡。他一名助手寫道：「他始終認為如果他待在政府裡，盡他的職責，保住對外往來，總有一天，他會看到他們垮掉。」
多德認為他「很好相處」，而這一判斷使多德堅信該盡可能以客觀立場看待德國的情勢。多德推斷希特勒底下想必還有同樣才智的官員。在給某友人的信中，他寫道：「希特勒的看法會變得與這些較明智之人一致，會緩和緊繃的情勢。」
隔天，下午約一點半，在萊比錫（多德拿到博士學位的那個城市），有個名叫菲利浦．祖克曼（Philip Zuckerman）的美國年輕人正與他的德籍妻子、岳父和小姨子一同進行週日散步。他們是猶太人，在那個週末做這事，可能不太明智，因為有約十四萬衝鋒隊員湧進萊比錫，參加衝鋒隊常舉辦的遊行、操練、喝酒盛會。那個星期天下午，龐大的遊行隊伍開始席捲萊比錫市中心，遊行經過的每一棟建築似乎都高高飄揚著紅白黑三色的納粹旗幟。一點半，有一支衝鋒隊員脫離主遊行隊伍，轉進尼古萊大街（Nikolaistrasse），祖克曼一家人正好走在那條街上。
這一支衝鋒隊員迅速走過他們身旁，但隊伍後頭幾個人判定祖克曼一家人肯定是猶太人，不由分說就上前包圍，把他們打倒在地，拳打腳踢，然後跟上隊伍離去。
祖克曼夫婦都受重傷，不得不送醫，先送萊比錫的醫院，然後轉送柏林的醫院，柏林的美國領事館也出面處理。總領事梅瑟史密斯發了一份相關報告回華府：「（祖克曼）很可能受到嚴重內傷，無法完全復原。」他提醒，美國或許得為祖克曼尋求金錢賠償，但對於他的妻子，官方幫不上任何忙，因為她不是美國人。梅瑟史密斯還寫道：「有意思的是，由於這場攻擊，她不得不就醫，並在醫院裡拿掉了幾個月大的胎兒。」由於這場手術，祖克曼太太再也懷不了小孩。
這一性質的攻擊原被認為已銷聲匿跡，因為政府有明令禁止。但衝鋒隊似乎不甩這禁令。
在另一份談此事的報告中，梅瑟史密斯寫道：「攻擊猶太人已是衝鋒隊最愛的消遣之一。你不得不坦白說，他們不想失去獵物。」
他對新德國的這一現象和其他現象有局內人的一手了解，正因如此，他才氣惱來訪德國的外人無法看清希特勒政權的真面目。許多美國觀光客返國時都很困惑，因為他們曾在國內報紙上讀過德國的恐怖情況（前一個春天的毒打和逮捕、焚書、集中營），但這跟他們在德國經歷的歡樂時光相比，落差實在太大。出生於密爾瓦基的電台評論員漢斯．馮卡爾滕伯恩（Hans von Kaltenborn）便有這樣的感受。就在多德抵德後不久，他曾帶著妻子和一對兒女遊覽柏林。人稱「評論界泰斗」的卡爾滕伯恩，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採訪新聞，在美國名氣極大，因此後來在電影《華府風雲》（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科幻驚悚片《地球末日記》（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中都有他客串演出自己。啟程前往德國之前，卡爾滕伯恩去過國務院，獲准看了總領事梅瑟史密斯寫的部分報告。當時他以為報告內容誇大不實。如今，在柏林待了四、五天後，他告訴梅瑟史密斯，他支持自己最初的見解，稱那些報告「不實、誇張」。他說梅瑟史密斯想必倚賴了錯誤的消息來源。
梅瑟史密斯很震驚。他很清楚卡爾滕伯恩真的這麼認為，但把這位評論員的看法歸因於他「是德裔，無法相信德國人會如此離譜地做出那些每天、每個小時在柏林和全國各地發生的事」。
那是梅瑟史密斯一再注意到的問題。那些生活在德國的人、那些用心注意的人，了解情況已有根本的改變，不祥之氣已籠罩大地。但外地人看不出這點。梅瑟史密斯寫道，這有一部分得歸因於德國政府已開始有計畫地「影響來德國的美國人，以使他們正面看待這個國家發生的事」。他在美國人撒繆爾．博薩德（Samuel Bossard）的奇怪行為上看到這方面的明證。博薩德於八月三十一日遭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攻擊後，立即找上美國領事館，在官員之前宣誓寫下可供為訴訟證據的書面陳述，並向柏林的數位記者忿忿談到這件事。然後，他突然閉口不談。博薩德返美前夕，梅瑟史密斯找上他，問他要怎麼辦，結果發覺他不願談這件事。梅斯史密斯覺得事有蹊蹺，著手調查，得知德國宣傳部已帶博薩德參觀過柏林和波茨坦，且對他極為客氣和禮遇。梅瑟史密斯說，這番努力似乎奏效。據某篇新聞報導，博薩德一回到紐約就宣稱：「如果美國人在德國受到攻擊，不管是哪種攻擊，都只可能出於誤解……似乎有許多美國人不了解德國已發生的改變，因為太不上道才招來攻擊。」他信誓旦旦表示明年要再去德國。
梅瑟史密斯還察覺，在德國政府決意撤銷對境內扶輪社的禁令背後，有著特別靈活的手法。扶輪社不只可繼續運作，更引人注目的是，還可保留猶太社員。梅瑟史密斯本人就是柏林扶輪社一員。他寫道：「猶太人獲准保有扶輪社員身分一事，正被拿去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廣為宣傳。」外界看不到的真相是，有許多猶太社員已失去工作，或在自己專業領域裡執業的空間嚴重受限。梅瑟史密斯於報告中一再點出：走馬看花的遊客根本不可能了解這個新德國裡的真正情勢。「來到德國的美國人會發現自己置身在官方撲天蓋地的影響中，會發現時間被令人開心的娛樂占去，沒什麼機會去弄清真相。」
梅瑟史密斯勸卡爾滕伯恩去找一些駐柏林的美國記者，那些人會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他的報告為真。
卡爾滕伯恩不領情。他認識其中不少記者。他說他們心存偏見，梅瑟史密斯也是。
他繼續他的旅程，但不久後就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