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革命帶來了民主，有些卻只留下了混亂與獨裁？在《論革命》這部經典作品中，漢娜．鄂蘭帶領我們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上兩場命運迥異的實驗：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
 
但這不只是一本歷史書，而是一本關於「政治創造力」的說明書。鄂蘭尖銳地指出：真正的革命不只是為了「吃飽穿暖」（解放），而是為了能與他人平等地坐下來，共同決定未來的方向（自由）。她揭示了為什麼當憤怒與同情主導了街頭，自由往往會成為犧牲品；而真正的變革，實則誕生於那些被我們忽視的「公共空間」與「參與機制」。
 
鄂蘭挑戰了我們對「政治」和「革命」的直覺想像。她不以階級鬥爭為核心視角，也不將革命理解為財富重新分配的工程。她提出的，近乎一種政治的美學，其中的核心衝突對抗包括：
 
▌革命的目的――「解放」vs.「自由」
這是鄂蘭最根本的區分。很多革命失敗，就是因為分不清楚這兩者。解放是「擺脫」壓迫、貧困或暴君。這是一種消極的過程，例如：推翻獨裁者、不再挨餓。而自由是「參與」公共事務、共同說話、共同行動，這是一種積極的建構。鄂蘭的觀點是：革命如果只停留在「解放」，那只是換了一個統治者（或者換了一種束縛）。真正的革命必須是為了建立一個能讓大家持續「行使自由」的公共空間。
 
▌政治的邊界――「社會問題」vs.「公共空間」
這點最具爭議，也是最容易讓人困惑的地方。社會問題指的是飢餓、貧窮、醫療等生理層面的「必然性」。政治/公共空間則是大家平等對話、爭論、創造新事物的空間。鄂蘭認為法國革命的悲劇在於，革命者試圖用政治來解決「貧窮」。當群眾的飢餓衝進政治領域，那種生理上的迫切感會壓倒一切理性的討論。而後果就是，為了快速解決痛苦，人們會放棄法律和程序，轉向暴力。政治變成了「行政管理」，而不再是自由的辯論。
 
▌動力的來源――「同情」vs.「權力」
這裡涉及到革命者的心理動機。鄂蘭認為同情的危險性在於它是針對個體的痛苦，它是情緒性的。當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因為「同情」苦難的大眾而行動時，他變得無法忍受緩慢的法律程序。如果因為同情受苦者，可以為了他們除掉任何擋路的人，這就是恐怖統治的心理根源。另一方面，鄂蘭重新定義了權力，權力不是「命令與服從」，而是當人們為了共同目標聚集並行動時，產生的能量。權力是大家「一起做某事」的力量，它與暴力逼迫人做事是截然不同的。鄂蘭強調的「公共精神」，就是公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愛，這種熱愛是基於對制度的尊重，而非單純的同情或憤怒。
 
對於現代社會中容易被情緒動員、或者對代議民主感到失望的讀者來說，鄂蘭提出的概念極具啟發性。她認為真正的自由，來自於像革命初期那樣，人們自發組織、在公共論壇直接參與事務的小團體。這在當代網路時代，或許能給我們一點關於「直接民主」與「公眾參與」的新想像。放下「誰對誰錯」的道德預設，轉而嚴肅地思考「制度的結構」。這對新聞、對選票、對社會運動的理解，將會產生另一種獨特的思路。如果你曾為改變而吶喊，卻在浪潮退去後感到空虛，《論革命》將迫使你面對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我們是否準備好，為自由建立長久的制度，而不只是掀起一場風暴？
 
這本政治哲學經典帶給現今讀者的重要啟發：
●鄂蘭提醒我們，推翻暴政只是門檻，建立一個能讓所有人說話的自由空間才是真正的挑戰。這對現代的社群媒體運動或情緒性的短期抗爭是極大的反思。

●她認為權力不是拿來壓迫別人的工具，而是「當人們共同行動時，產生的能量」。這能激勵人們去思考如何組織、如何達成共識，而不只是抗議。

●在個人主義盛行的年代，鄂蘭喚醒了我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她認為，唯有在公眾面前行動，人的生命才真正閃耀。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
出生於德國漢諾威，是二十世紀極具影響力與原創性的政治思想家，一生從事政治評論與思想研究，著述豐富。鄂蘭師從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於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她的思想養成深受德國哲學傳統影響，但其後的人生經歷，尤其是流亡與戰爭，則深刻形塑了她對政治與人類處境的理解。
 
1933年納粹上台，身為猶太人的鄂蘭被迫離開德國，流亡至法國，期間曾投入協助猶太難民兒童移民巴勒斯坦的工作。1941年，她輾轉抵達美國，並於1951年成為美國公民。這段跨越歐洲與美洲的流亡經驗，使她的思想持續關注極權主義、無國籍處境與公共世界的瓦解等核心問題。
 
鄂蘭的著作橫跨政治理論、歷史分析與思想評論，深入探討極權統治的本質、現代政治的危機，以及人在歷史斷裂與道德崩解之中的責任與判斷能力。她不僅重新界定了政治思想應當關注的核心問題，也持續啟發人們思考：在支撐瓦解的世界中，學會理解世界、維持判斷，並重建公共生活。
 
 
譯者簡介
 
翁子穎
畢業於師大華語系，現就讀臺大翻譯碩士學程。來自臺中，喜歡文字，熱愛寫字。
譯作賜教、工作邀約：40784228i@gmail.com

謝辭
 
緒論：戰爭和革命
第1章　革命的意義
第2章　社會問題
第3章　追求幸福
第4章　第一個基礎：自由的憲法
第5章　第二個基礎：時代新秩序
第6章　革命的傳統及其失落寶藏
 
註釋

緒論：戰爭和革命
 
        戰爭和革命──彷彿事件只是讓列寧早期的預言更快實現──決定了20世紀的樣貌。與19世紀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資本主義（capitalism）和帝國主義（imperialism）、社會主義（socialism）和共產主義（communism）等不同，上述這些雖然有許多人拿來當作正當化的理由，卻已和當今世界的主要現實脫節。戰爭和革命依然是政治的兩個核心問題，超越了所有意識形態的正當性。現今的格局中，戰爭帶來全面毀滅的威脅，革命則帶來全人類解放的希望──讓各個民族迅速「在地球上依照自然法和自然之神，接受獨立和平等地位──如今就剩一個人類有史以來便決定政治存在的古老問題：自由與暴政之爭。
 
        這點本身就讓人驚訝。在現代解構心理學與社會學這種「科學」的聯合攻擊下，「自由」這個概念似乎已經被埋葬得很徹底。即便是理應深植於自由傳統的革命者，也比較願意將自由貶低成中低資產階級的偏見，而不是承認革命的目標一直都是自由。不過，如果說「自由」這個字的消失令人震驚，那更讓人吃驚的或許是，近年來自由的概念竟然重新闖入當今最嚴肅的政治辯論核心，也就是戰爭與暴力正當性的討論。在歷史上，戰爭是最古老的現象之一；至於革命，正確來說，出現時間並非現代之前，而是在所有近期的政治資料中。相較於革命，只有極少數戰爭的目標和自由概念有關；即使民族抗爭反抗外來侵略往往被視為神聖之舉，但無論是在理論或實務上，這從來都沒被認定成唯一正義的戰爭。
 
        戰爭的正當性，即使是在理論層面也有悠久的歷史，雖然它遠比有組織的戰爭歷史要短。戰爭正當性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相信政治關係在正常狀態下不受暴力支配，這個信念最早出現在古希臘，因為希臘城邦（polis）明確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定義在說服而非暴力之上。（這並非自欺欺人的空話，舉例來說，雅典人處決犯人時，會「說服」犯人飲鴆，避免市民遭受任何身體侵犯之辱。）不過對希臘人來說，由於政治生活僅限於城邦內部，因此他們認為，在今日我們所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或「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領域內，暴力行為是無須辯解的。不過他們的「外交事務」其實只是希臘城市之間的關係，波斯戰爭（Persian wars）是一個例外，所有希臘人在這場戰爭中團結起來，不只關注希臘城邦之間的關係。在城邦的高牆外，也就是在希臘人所認為的政治領域外，「強者盡其所能，弱者則承受必要之苦」（修昔底德［Thucydides）語）。
 
        因此我們必須轉向古羅馬，才能找到戰爭正當性的第一個理論，以及正義戰爭（just war）和非正義戰爭（unjust war）的區別。不過羅馬對這兩者的區別並無涉及自由，亦未區分侵略戰爭（aggressive warfare）和防禦戰爭（defensive warfare）。蒂托•李維（Titus Livius）曾說：「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必要的戰爭是正義戰爭，其神聖之處在於除了正義戰爭之外，沒有希望的武器。）自李維以來，「必然性」（necessity）涵蓋的意義繁多，今天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有力的解釋，來將戰爭指為非正義戰爭，而不是正義戰爭。征服、擴張、既得利益團體的防衛、由於具威脅性的新權力興起而保護權力，或是對於權力均勢（equilibrium）的支持──這些著名的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現實，不僅是歷史上多數戰爭的起因，也被視為「必然性」，也就是合法訴諸武力的動機。直到一戰之後，人們才開始將侵略視為罪行，並認為只有可以抵禦或防止侵略時，戰爭才具有正當性。這個觀念的理論與實務上的意義，正是現代技術條件下戰爭的毀滅性空前增長的結果。
 
        戰爭作為國際政治最後手段的傳統理由中，明顯不包含自由論述。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今日將自由論述引入當代戰爭問題的討論時，人往往會覺得奇怪又違和。在破壞力前所未見也難以想像的核戰爭面前，激昂地喊著「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y death），不僅空洞，還荒謬至極。實際上，顯而易見的是，為了國家、後代子孫的生命和自由而冒著生命危險，與為了同樣目的而冒著人類生存危​​險，完全是兩回事，因此很難不懷疑捍衛者的「寧死不紅」（better dead than red）或「寧死不受奴役」（better dead than slavery）等惡意的口號。這意思當然不是「寧紅不死」會比較可取，當舊有事實已經不適合當代社會，那反過來說也不會比較好。其實從今日討論戰爭問題所使用的詞彙中，很容易發現雙方都有意思保留。「寧死不紅」的人所想的是：損失未必那麼大，文明會倖存；而「寧紅不死」的人則是想著：奴役不會這麼糟糕，人性不會改變，自由不會永遠消失在地球上。換句話說，雙方的惡意之處，是他們都逃避自己所提出的荒謬選擇，沒有認真看待這些問題1。
 
        重要的是要記得，我們是在技術發展到了毀滅性已逾越理性使用範圍的階段，自由的概念才引入戰爭的辯論中。換言之，自由彷彿是「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為理性上無法正當化的戰爭提供理由。如果把目前沒有希望的混亂問題和論述，視為暗示國際關係將有重大改變的希望之兆，也就是說，在國際關係沒有徹底變化，人心也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戰爭就從政治場景中消失，這是否有可能發生？我們目前對此的困惑，難道不是顯示我們對於戰爭在政治領域的消失缺乏準備，我們無法在不考慮將「以其他方式繼續」作為最後手段的情況下思考外交政策嗎？
 
        除了全軍覆沒這種有機會利用「乾淨」炸彈或反飛彈飛彈（anti-missile missile）等新技術消除的威脅之外，還有一些指出這項結論的徵兆。首先，總體戰（total war）的種子早在一戰時就已經萌芽，當時由於新型武器的使用，使軍人和平民的差別已不再受到尊重。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差別本身是相對現代的成就，而在實務上廢除這種差別的意義，無非意味著戰爭回到了羅馬人將迦太基人（Carthage）從地球上抹滅的時代。在現代情境下，總體戰的出現或再現具有至關重要的政治意義，違背了軍隊和平民關係的基本假設：軍隊的職責是保衛平民百姓。然而我們這個世紀的戰爭史中，幾乎可說是軍隊日益無法履行這個職責的過程。時至今日，嚇阻戰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已公然將軍隊的角色從保護者變成遲來的徒勞復仇者。
 
        與國家和軍隊關係的這種扭曲密切相關的，是自從一戰結束之後，雖然甚少受到注意但值得注意的第二點事實：我們幾乎自然而然地認為，沒有任何政府、國家或政府形式足夠強大，能在戰敗之後倖存。這個發展歷程可以追溯至19世紀，當時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結束後，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變成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Russo-Japanese War）中吞敗後，則發生俄國革命（Russian Revolution），無疑預示了戰敗對政府可能造成後果的不祥徵兆。無論如何，政府的重大變革，無論是一戰後人民自行推翻，或是外部的戰勝勢力要求無條件投降並建立戰爭審判，如今幾乎是戰敗的必然結果，前提是沒有全軍覆沒。在我們的討論中，這種狀況的成因是否為政府本身決定性的衰弱，或由於喪失權威，抑或是不論國家和政府建制多完善、多受國民信任，都無法承受現代戰爭對於全體人民所釋放出空前絕後的恐怖暴力，這並不重要。事實上，即便在核戰的恐怖尚未出現前，戰爭就已經具有政治性，儘管和生物學無關，卻仍然關乎生死。這意味著一戰以來，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所有政府都一直處於苟延殘喘的狀態。
 
        第三個事實似乎顯示，隨著嚇阻力量被引作軍備競賽的指導原則，戰爭的本質已經徹底改變。嚇阻力量的策略「旨在避免戰爭，而非贏得假裝準備的戰爭。其試圖透過從未執行的威脅來達成目標，而非行動本身實現目標」2。可以確定的是，早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時代，就已經認為和平是戰爭的終點，因此戰爭是在為和平作準備。而將軍備競賽包裝成維護和平的手段，甚至還比這種觀念更古老，可以追溯到發明政治宣傳的時代。但重點在於，今日避免戰爭的目的，並不只是總體政策的真實或虛假目標，而是軍事準備本身的指導原則。換句話說，軍隊不再是為了政治家希望永遠不會爆發的戰爭而準備，他們的目標已經變成開發出讓戰爭不可能發生的武器。
 
        此外，正如前述帶有矛盾性的努力一樣，以「冷戰」取代「熱戰」的可能性，今日在國際政治中清晰可見。我並不想否認，目前大國暫時（希望只是暫時的）重啟核子試驗的主要原因，是新技術的發展與發現；但在我看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試驗不同以往，現在也是政策工具，因而帶有不祥的特徵，成為和平時期的新型軍事演習，參與其中的並不是傳統軍事演習中的假想敵，而至少有可能是真正的敵人。核武軍備競賽似乎已經轉變成某種試探性的戰爭，交戰雙方對彼此展示自己所擁有武器的破壞力。這場「如果」和「何時」的致命遊戲，有可能突然變成現實；而絕非無法想像的是，有一天，一場從未真正爆發的戰爭迎來了勝敗的結局。
 
        這純粹只是幻想嗎？我認為不是。我們可能至少在原子彈首次出現的那一刻，就面臨了這種假想的戰爭。當時許多人認為（現在也有人這樣想），若要強迫日本政府接受無條件投降，只要向日本科學家展示這種新武器就好，原因是對於知情的人來說，這種展示將構成絕對有優勢的證據，任何運氣或其他因素都改變不了這種優勢。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十七年後，我們對於毀滅手段的技術發展漸趨純熟，很快就能完全排除戰爭的非技術因素，達到在事前就能精準計算戰爭結果的程度。這些戰爭中的非技術因素包括軍隊士氣、戰略、總體能力，甚至可能包括單純的運氣。一旦達到這個程度，對於專家而言，就如同戰場、佔領領土、通訊中斷等判斷標準一樣，單單測試和演示的結果也能成為勝敗的關鍵證據。
 
        最後，也是我們的討論最重要的一點，即戰爭和革命的相互關係。兩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關係正在穩定增強，而這種關係的重心已從戰爭逐漸轉向革命。可以肯定的是，戰爭和革命的關聯性本身並不新奇，而是和革命一樣古老。革命可能比解放戰爭早，或和解放戰爭同時發生，例如美國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革命可能也會造成防禦戰爭和侵略戰爭，例如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但是除了這種例子之外，在我們這個世紀發生的革命也有截然不同的事件。在這種事件中，雖然戰爭的狂暴只是序幕，只是革命所引發暴力的準備階段（如鮑里斯•巴斯特納克（Bori Pasternak）著作《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中對於俄羅斯戰爭和革命的理解）；或者，世界戰爭看起來反而像是革命的後果，一場席捲全球的內戰，甚至二戰在相當大部分的公眾輿論看來都是如此，這個觀點也不無道理。二十年後，我們幾乎理所當然地認為，戰爭的結局是革命，而唯一可能合理化戰爭的理由，便是自由的革命事業。因此無論我們目前的窘境會如何收場，如果我們沒有徹底毀滅，革命就與戰爭完全不同，很可能會和我們一起走向可預見的未來。即便我們應該要能夠改變這個世紀的樣貌，讓這個世紀不再發生戰爭，但很可能依然發生許多革命。在這場分裂今日世界的重大競爭中，瞭解革命的人可能會勝出；而仍相信傳統的強權政治的、因此將戰爭視為外交政策最後手段的人，則可能會在不久後的將來，發現自己所精通的，其實是無用且過時的技藝。而對革命的理解，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專家並無法反駁或取代──孔多塞侯爵（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首次使用「反革命」一詞──其始終都與革命有所連結，就像反動（reaction）也總是和行動（action）連結在一起。邁斯特伯爵（Le comte Joseph de Maistre）的著名論述「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 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evolution.」（反革命不會是反向革命，而是革命的對立面），自 1796 年他說出這句話以來，一直都是空洞的妙語3。
 
        儘管戰爭和革命緊密相關，但仍須要在理論與實務上區分兩者。我們一定要注意到，革命和戰爭的本質皆與暴力有關，這點就足以將兩者與所有其他政治現象區分開來。難以否認，戰爭之所以這麼容易變成革命，又革命之所以顯現出引發戰爭的不祥兆頭，原因在於暴力是戰爭和革命的共同因素。一戰中的暴力，或許真的嚴重到可以造成革命，就算沒有任何革命傳統，即便先前沒有發生過革命，也是如此。
 
        可以確定的是，就連戰爭都未曾完全受到暴力影響，更別說革命了。在極權主義政權的集中營等由暴力完全統治之處，不僅法律──正如法國大革命的人所述「法律變得沉默」（les lois se taisent）──幾乎所有事物和人也都會沉默。正是因為這種沉默，讓暴力變成政治領域中的邊緣現象；人是政治動物（political being），生來便具備語言能力。亞里斯多德對人的兩個著名定義，「人是政治動物」、「具有語言能力」，兩者互補且都指涉希臘城邦（polis）生活中同樣的經驗。此處的重點在於，暴力本身並沒有語言能力，也不只有語言在暴力面前無能為力。因為這種無法言喻的政治理論對暴力現象幾乎無話可說，必須留待技術專家討論。由於政治思想只能依循政治現象本身的表述方式，因此仍然受到人類事務中的事物約束；而這些表達與物理世界的現象並不一樣，需要語言和表達，也就是需要超越僅僅在物理上能看見、聽見的事物，才得以顯現。因此，戰爭或革命的理論都只能處理暴力的正當性問題，因為這種正當性構成了政治上的限制；如果這種正當性反而美化或合理化了暴力本身，那就不再是政治性的，而是反政治性的了。
 
        由於暴力在戰爭和革命中扮演主導的角色，嚴格說來，儘管戰爭和革命在歷史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兩者皆發生於政治領域外。這個事實讓發生許多戰爭和革命的17世紀被指為前政治狀態（prepolitical state），也就是「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不過這個概念當然從未被視為史實。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表明，政治領域並不會在人群聚居之處自動形成，也顯示有些事件是發生在歷史脈絡之中，卻不是真的屬於政治，甚至可能無關政治。「自然狀態」這個概念，至少暗示出無論如何都無法以19世紀的發展理念來解釋的現實，不論我們如何想像──不論是因果關係、可能發生的事或現實、辯證運動，還是事件中的連貫性和順序。「自然狀態」的假設暗指了開端的存在，這個開端與後續的一切是分開的，中間彷彿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
 
        開端問題與革命現象的關聯相當明顯。正如《聖經》和古典文獻記載，我們歷史的傳奇開頭，證明了開端一定與暴力密不可分：該隱（Cain）殺了亞伯（Abel），而羅穆盧斯（Romulus）則殺了瑞摩斯（Remus）；暴力是故事的開始，換言之，若沒有暴力、沒有違反的行為，也就無法產生任何開端。在《聖經》和世俗傳統中最早記錄的行為，不論是傳說或據信為史實，都以極少數思想能夠達到的方式，產生了有力的隱喻或普遍適用的故事，其深遠的影響貫穿數個世紀。這個故事清楚說明：任何人類所能建立的兄弟情誼，都始於殺害手足之罪；任何人類所能建立的政治組織，都始於犯罪。「開端是一項罪行」這個概念──這是以理論改述「自然狀態」一詞──已經流傳了數個世紀，對人類事務狀態不證自明的合理性，與聖約翰（St John the Apostle）在《聖經》〈約翰福音〉中開篇「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對於救贖事務的自明性無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