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雄甘地遇刺
……卡帕保證馬格南會盡全力讓雜誌社不會裁剪布列松的照片，布列松才在一九四七年夏天坐船去了印度，他打算報導印度慶祝獨立的活動。卡帕曾打算讓《生活》雜誌派布列松去印度，但雜誌社已派出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雜誌社不認為這個內容值得派出兩位攝影師。幸好無妨的是：布列松的船延誤，原因是船到蘇丹時機器出了毛病，比預定日期晚了一個月才到印度，那時已是九月底，慶祝活動已近尾聲，但仍有不少可拍的東西。印度因社會暴動和騷亂處於動盪不安之中，已有五十多萬人死於騷亂，而且瘟疫流行。
布列松的妻子伊萊是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印度第一任總理）姐姐的好朋友，透過她，布列松有機會見到了「印度聖雄」甘地，這位領導印度獨立和民族主義運動，並深受人們尊敬的領袖。當時甘地剛剛結束為了讓印度教和穆斯林團結而進行的絕食，身體還很虛弱。他在德里的貝拉會館（Birla House）接見布列松，時間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布列松帶了紐約現代藝術館為他舉行作品回顧展時，出版的作品集送給甘地。甘地似乎對攝影作品十分感興趣，他一頁一頁慢慢地看著，很長時間不說一句話。當他看到一幅靈車的照片時，甘地停了下來問布列松這幅作品的意義。布列松承認自己也不知道有什麼含義，因為他從不分析他正在做什麼，也不想去分析。甘地一邊搖著頭，一邊就闔上了書本，嘴裡輕聲自語道：「死亡，死亡，死亡。」之後他們兩人談了約有半個小時。甘地示意會談結束了，布列松從甘地家出來，騎上自行車（這是他在城裡拍攝時的交通工具），回到了他的旅館。
就在布列松離開甘地二十五分鐘之後，甘地由他的兩個孫侄女攙扶著穿過花園去做晚禱，一位印度教的狂熱分子從人群中衝出來，開槍射殺了甘地。布列松剛回到旅館聽到這條新聞，立刻飛快地趕回貝拉會館，設法穿過歇斯底里的人群來到甘地躺著的房間。出於對甘地的尊敬，他沒有走進房裡去，只是從窗外拍了照片。當時被《生活》雜誌派到印度的伯克-懷特聽到甘地出事的消息，也迅速趕來現場，並不顧一切地越過人群。也許她的行為冒犯了一些在場的人，當她拍了甘地的照片離開現場時，一些人尾隨在她身後，逼迫她交出相機並把膠卷拉出來曝了光。
當《生活》雜誌在紐約的主編聽說，馬格南的攝影師比他們自己派的攝影師，還更早獲得了甘地遇刺的照片時，立即打電話到馬格南在巴黎的辦公室，要買下布列松照片的版權。當時在辦公室的瑪麗亞．愛斯納因為沒有接到布列松的指示，就支支吾吾地說圖片社已對這些照片作了安排。這位《生活》雜誌主編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麼一個「芝麻點大的圖片社」，居然敢拒絕全世界上最大的圖片雜誌的要求。主編當時就氣呼呼地說：「好吧，去作你的安排好了。但我告訴你，我們再也不會購買任何一張馬格南攝影師的照片，絕不！」瑪麗亞．愛斯納害怕馬格南被《生活》雜誌封殺，急得哭了起來並緩和了態度。
布列松拍的甘地遇刺的照片，是馬格南使《生活》雜誌增色的幾千幅照片中的第一幅。不久之後，第一組「世界之民」系列圖片故事在《婦女家庭》月刊上發表了，整整一年裡，月刊每期都連載在各國拍攝的「世界之民」系列報導。這一報導滿足了當時美國雜誌讀者對世界的好奇心，同時也形成了馬格南全球性圖片報導的模式。然而，卡帕沒有在紐約慶祝馬格南的首次成功，他去了中東，準備報導以色列的誕生，這是《畫刊》雜誌委派的任務。

國府失守大陸前，最後的一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生活》雜誌發電報給正在仰光的布列松，委派他去中國。那時，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在共軍的進攻下節節敗退。布列松夫婦先飛往上海，在《生活》雜誌上海辦事處落腳，再北上去北平，那時的北平即將被共軍攻陷。布列松發現在中國拍攝很困難，不是因為有戰事而是因為他是白種人。在歐洲時他已習慣裝作若無其事在街上走來走去，一發現題材立即搶拍，然後不被人注意地快速離去，但在中國這種做法完全不可行。他在給馬格南的信中講道：「隨時隨地，至少有四、五十個孩子跟著我。中國是我去過的最難拍攝的地方。作為一名攝影師，我必須要有足夠自由的空間，就像一名拳擊裁判一樣。」布列松還意識到，中國人認為隨便對別人拍照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有一天他在故宮旁的太廟前看到一群人正在晨練，人群散了之後，還有幾個人仍不自覺地繼續著這種慢動作的運動，一個人還哼起了京劇，布列松被他們這樣旁若無人的行為迷住了。但他也不無傷心地說：「我沒有拍下人們在街上跳舞的照片，因為我尊重他們，擔心對著他們拍照會被誤認為我在取笑他們。」
甚至當國共戰火已燒到了城邊上，布列松被京城裡人們那種習以為常的生活舉動所打動，他以生動的文字記錄並描述了在一個茶館的所見：
「大約早上九點左右，男人們拎著他們的鳥籠或蟋蟀進來，叫上一壺茶，把鳥籠掛在樑上或是放在茶杯旁。冬天蒼白的陽光照進茶館裡，時光一下子倒流了幾個世紀。一位老人不停地把玩著手心裡的兩隻核桃，這兩隻核桃已被搓得又紅又亮，它們從祖上傳到他手裡已經是第四代了。他的鄰座手裡握著一根繫著長線的桿子，線上繫著一隻飛上飛下的鳥，像是一隻風箏或是一件玩具，它是伴侶而不是被捉住的俘虜。另一位客人在讀報紙，也許他正在讀國民黨軍節節敗退的新聞，或者只是在看一則廣告？一位老者在桌子間走動，往客人們的茶壺裡加熱水。一個男人站起身來，從他的衣袖裡取出一小條細木片來，木片的一頭繫著馬尾，他把木片從裝著蟋蟀的罐子上的一個小洞伸進去，讓這隻蟋蟀唱起歌來。另一位老人進來了，帶著一個外面蓋著罩子的鳥籠，那是防止鳥被凍著，也是怕鳥在街上受驚。這裡所有的一切都很寧靜，伴隨著鳥和蟋蟀的鳴叫聲、茶館裡的喝茶聲、善意的笑臉。」
這種情境是布列松典型的拍攝方式，雖然這一刻城北可能正在進行激烈的戰鬥。他找到一個踏三輪車的人，會說幾句英語，布列松讓他帶著自己在城裡各處轉，還當他的翻譯。有一天，布列松拍了一張「老婦人」的照片，她脖子上圍著一條狐皮，被一群剛剛招募來的新兵圍著。那位踏三輪車的人走近「老婦人」看了看，轉過頭來對布列松說：「他耳朵上沒有耳洞，他是個太監。」
幾天後，他有機會拍攝一個太監的小群體，這是他早就想拍攝的題材，在這個小群體裡有四十位年老的太監，是最後一代皇帝在位時的三千名太監中還活著的人。其中一位太監，曾經負責每天用紅絲綢，將皇帝最喜愛的妃子裸身包裹著送到皇帝的床上。
布列松擁有像孩子一樣的好奇心。一次，他尾隨著從廟中出來的迎親隊伍，新娘坐在掛有絲綢門簾的轎子打頭陣，各種吹鼓手隨後，還有穿著錦衣的家人們。當布列松尾隨著這支吹吹打打、喜氣洋洋的隊伍剛剛走出城牆，來到城外開闊的地帶時，意外地迎面遇到一隊剛從附近前線撤下來的士兵。布列松是這樣記述的：
「撤退的國民黨士兵失去了秩序，看上去大概是在廣闊無際的華北平原上，經歷了巨大磨難後退敗回來，他們就像一股從叢林裡爬出的蟻隊，疲憊而失魂落魄。當迎親的隊伍與士兵的隊伍相遇之時，兩支隊伍中的人竟無人互相觀望，好比兩個世界裡的人從未相遇一樣。這時，迎親的隊伍已到了新郎的家門外，抬轎的人從狹窄的門洞中擠進去，而此刻，士兵的隊伍還沒有走完，他們正以自己的方式走向各自的命運。」
北平被共軍攻陷前不久，布列松又回到了上海，在百老匯大廈租了一間公寓與妻子伊萊住了進去。從公寓的窗戶可以俯視喧鬧的蘇州河，河裡的舢舨常卸下一包包的棉花。一天早上，當他去《生活》雜誌辦公室時，發現在一家政府銀行門前聚集了很多人，原來這些人都在等著兌領黃金。布列松意識到國民黨政府的貨幣已經瓦解了，他飛奔到對面大樓的窗口拍攝這一景象。警察趕來維持秩序，不少警察用步槍的槍托毆打混亂的人群。布列松發現從窗口拍攝的角度不太理想，於是跑到街上去拍。他想擠出人群，但被夾在混亂、躁動的人群中，進退兩難。當他被困在群情激昂的人堆裡時，他覺得有人掏了他的口袋，最靠近他的幾個人眼睛貪婪地盯著他的相機，幸運的是沒有人下手。實際上，幾天前在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布列松發現他的一台相機不見了，相機背帶被刮鬍用的刀片割斷了。當汽車在下一站停車時，布列松迅速跳下車擋住那些想下車的乘客，當檢查了最後一位無奈的乘客的口袋後，布列松在汽車的踏板上發現了他的相機，很明顯，是小偷趁人不注意時把相機丟下溜掉了。
布列松與伊萊乘坐最後一艘英國輪船，於一九四九年四月離開上海，船上擠滿了想逃離上海的難民們。布列松記得，那天晚上甲板上還有雞尾酒會和手風琴伴奏。

卡帕之死
……四月底，《生活》雜誌派往報導越南等中南半島國家抵抗法國殖民統治戰爭的攝影師霍華德．索丘雷克（Howard Sochurek）突然接到家裡的急電，說他的母親重病，要他盡快回美國。《生活》雜誌在紐約的專案編輯雷．馬克蘭德（Ray Mackland）與約翰．莫里斯一起吃午飯時，試探性地問約翰．莫里斯，卡帕是否對報導中南半島的反殖民統治戰爭有興趣，因為這時卡帕離那邊並不遠。莫里斯並不認為卡帕會感興趣，不過他還是答應幫忙問問。但還沒等約翰．莫里斯與人在日本的卡帕通上話，雷．馬克蘭德就迫不及待地直接發了一封電報給卡帕，告訴卡帕《生活》雜誌將付給他為期三十天的報導費二千美元和二萬五千美元的人身保險。
之後，《生活》雜誌的主編愛特．湯姆生又打電話給卡帕向他解釋說：「你不是非去不可，如果你不想的話可以完全不必去，但如果想嘗試一下的話，可以代替霍華德．索丘雷克去中南半島。」
卡帕說他有興趣接受這個任務，因此《生活》雜誌通知霍華德．索丘雷克速去日本，讓他在日本與卡帕見面後再回美國。他們約好四月二十九日傍晚六點半，在東京新聞俱樂部的酒吧見面，但卡帕卻遲到了一個半小時，而且沒有向索丘雷克道歉和解釋遲到的原因。索丘雷克很生氣，但很快就被卡帕的機靈迷住了。索丘雷克向卡帕介紹在中南半島發生的戰爭：《生活》雜誌的創辦人及出版商亨利．魯斯（Henry Luce）認為，美國基於其本國利益，應該全力支持法國，因此他不希望《生活》雜誌有任何與他觀點相左的報導。但幾個月前，當亨利．魯斯休假時，《生活》雜誌刊出了一篇十六頁的專題報導，圖片和文章都由大衛．道格拉斯．鄧肯拍攝和撰寫。報導的主要觀點認為，法國在中南半島的這場戰爭毫無意義，不斷衰敗的法國，很可能會使整個中南半島脫離西方國家的控制。報導還突顯法國官員們在越南的悠閒生活：每天工作很短的時間，漫長的午睡，懶散的週末等等。這一期《生活》雜誌幾乎引發外交衝突，法國外交部長發表談話，指責《生活》雜誌破壞法國人在越南的形象，是誹謗、中傷的行為。
當亨利．魯斯休假回來，知道發生的這一切時非常生氣，立即派霍華德．索丘雷克去越南報導「正面」的故事來彌補《生活》雜誌引起的麻煩。索丘雷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派到了東南亞。可是與魯斯的願望相反，索丘雷克沒能報導英勇的法國殖民軍對抗越南人民的戰鬥。因為當索丘雷克到達越南時，正好目擊了胡志明市的越盟武裝部隊，包圍了在奠邊府（Dien Bien Phu）的最後一支法國主力軍。
索丘雷克告訴卡帕這場戰爭出現跟以往各種戰爭都不同的游擊戰，對戰地記者而言，幾乎不可能保護自己，因為越南游擊隊採用突襲，抓不準他們什麼時間、在什麼地方會突然出現。他們兩人一直談到深夜才分手，直到分手時，索丘雷克還不能確定卡帕是否已決定去越南。
實際上，至少有兩個原因讓卡帕決定接受《生活》雜誌的委派。其一，他急需用錢。在五〇年代，雖然《生活》雜誌支付二千美元不算是一筆巨款，但在一個月的時間就能賺這麼一筆錢也相當不錯，而且，如果刊用卡帕拍的照片，還要另付稿費。再加上莫里斯發給卡帕的電報中還註明：如果戰事變得很危險的話，《生活》雜誌會支付更高的費用；其二，卡帕為自己「仍在世的最偉大戰地攝影家」這一聲譽正在慢慢喪失而擔心。上一期《生活》雜誌刊出的由大衛．道格拉斯．鄧肯所拍攝的，在越南的抗法戰爭照片不斷引起人們的關注，並時常與卡帕最好的作品相提並論，令卡帕心有不快和擔心。另外，可能還有第三個原因：卡帕的好朋友歐文．肖認為，卡帕接受這一任務是為了反擊當時在麥卡錫主義盛行下，卡帕一直被半官方地扣了一頂「同情共產主義」的紅帽子。
卡帕見到索丘雷克之後，發了一封電報給在紐約的約翰．莫里斯，告訴莫里斯他已接受《生活》雜誌的委派。莫里斯突然為卡帕擔心起來，當天晚上打電話找到還在日本的卡帕，再次告訴他，他並不是非去不可。當時卡帕正在東京的新聞俱樂部，電話的訊號不好，兩人都必須大聲吼叫才能聽清對方在說什麼，莫里斯還記得當時大喊著說：「鮑伯，你沒必要非得去，這不是我們的戰爭！」但卡帕回答說：「用不著擔心，不過是幾週時間！」卡帕離開日本去了越南，離開日本前還給莫里斯寄出一封短信，說很抱歉那晚的電話中他說話太大聲等等。
在信中卡帕還寫道：「我非常感謝你打電話提醒我，但我接受這一任務並不是因為什麼責任，而是我喜歡。拍攝照片對我而言一直很有吸引力，如果拍攝題材比較複雜，又可以隨我自己的意願去拍，那就更有吸引力了。」
莫里斯還意識到，這次報導對卡帕來說也比較特殊，因為卡帕可能並不會完全站在法國一邊。卡帕有一些朋友在法軍中，他們很受法軍統領的尊敬，但這並不會令卡帕對這場法國為了保住它的殖民地而進行的戰爭產生同情。莫里斯說：「卡帕曾說過他不會再去報導任何戰爭了，所以當他決定接受這一任務時我很震驚，我認為卡帕接受任務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賺錢，儘管這並不是一大筆錢。」
卡帕直到五月九日才拿到簽證到達河內，這正是成千上萬的法軍被俘，越盟取得奠邊府戰役勝利的第二天。卡帕在寫給馬格南巴黎辦事處的信中說：「在我還沒有拿起相機時，故事已經結束了。」但卡帕在河內還是有不少內容可以拍，他拍攝了法軍士兵從奠邊府逃到河內的情景，還拍攝了在紅河三角洲和河內的備戰情景。五月二十四日，卡帕與《時代》雜誌的攝影記者約翰．麥卡林（John Mecklin）一起飛往南定，雷內．考尼（René Cogny）將軍也從法國來到南定（Num Dinh）為法軍鼓舞士氣。午餐時，卡帕和約翰．麥卡林被邀請隨軍參加第二天要摧毀南定到太平（Thaibinh）公路旁兩處據點的軍事行動。晚上，在破舊的「現代旅館」酒吧，他們兩人還見到了一位史克力霍華報業集團（Scripps-Howard）的特派員吉姆．盧卡斯（Jim Lucas），他們一邊喝酒，一邊閒聊。卡帕宣稱：「這是最後一場美好戰事了。你們老是抱怨法國的公關做得很爛，其實你們沒有意識到，這才是一場對新聞記者來說最有利的戰爭，因為沒有人告訴你事情將會怎樣、應該怎樣報導，也就是說你可以完全自由地採訪和拍攝。」
隔天早上七點，法軍的一輛吉普車來接卡帕他們三人，卡帕老練地帶上他的相機、一瓶法國白蘭地和一罐保溫瓶裝的冰茶。他們加入有二千名法國士兵和二百多輛機動車的隊伍中。部隊來到南定郊外，等待適當時機要渡過一條河流，卡帕情緒高昂，看得出他將盡全力拍出好照片，他還對另一位攝影師說：「我從不會炫耀我的工作，也不會詆毀我的同事。」
八點四十分，法軍的先頭部隊遭遇越盟游擊隊襲擊，法軍用大砲回擊。卡帕非常驚奇地發現，在公路兩旁的越南農民，仍然像沒有戰事一樣地在水田中種地。卡帕不顧法軍士兵的警告，跳出吉普車，來到田間小徑，他以炮火為背景，拍攝農民們在田間勞動的景象。幾分鐘之後，法軍車隊又開始向前移動，但只走了幾里就停了下來，因為一輛卡車遇到了地雷，車內的四名士兵被炸死，還有六人受傷。這時車隊又遭到越盟游擊隊的襲擊，法軍坦克也開砲了，公路邊上的一些村莊在中彈後起火，一座躲者狙擊手的廢棄教堂被摧毀。卡帕在砲火中到處拍攝，甚至還搶救了一名受傷的南越士兵，卡帕把他背到自己的吉普車上並送到哨所搶救。
車隊在路上遇到越盟挖的兩個深溝後停了下來。卡帕到隊伍前面去拍攝推土機跟兩名越軍俘虜修復被破壞了的公路。卡帕的同業與法軍軍官們吃午餐時，卡帕還繼續在拍，後來，他在卡車的陰涼處打了一個盹。午餐後有消息傳來先頭部隊到了Doai Than據點，所以卡帕他們跳上自己的吉普車開往前線。他們駕車到達一個小村莊，四周都是鐵絲網和鋸齒形的防禦工事，士兵們已開始在牆基上安置爆炸物。麥卡林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
當我們穿過Doai Than幾百碼後不久，車隊又遭到越南游擊隊襲擊。我們跑進路邊的田裡，部隊的陸軍中校司令也在那裡。卡帕問他：「有什麼消息嗎？」中校回答說：「到處都是越盟。」當車隊又開始向前進時，卡帕跳上吉普車去拍攝，在我們後面的一輛載滿步兵的軍車拚命地按喇叭，但卡帕還是從容地拍他的照片，還說：「這是一幅好照片。」接著，他從吉普車上爬了下來。這時我們已在Doai Than一公里外，但離目的地沙南（Thanh Ne）還有三公里。公路高出稻田約三、四英尺，路的右邊有一條排水溝似的小溪。
太陽強烈地照射大地，四面八方都在開火。法國人的大砲、迫擊砲在我們身後交錯。左邊約五百碼處被樹林包圍的村莊中，可以看到武裝游擊隊的活動，再往前五百碼的村莊裡則火力密集，混雜著法軍的砲彈爆炸。一名南越士兵爬過來用英語和我們交談，但他只會簡單地講「先生、你好、我很好」之類的字彙。卡帕感到不耐煩，就爬上公路，他還回過頭來對我們說：「我到公路上待一會兒，如果你們要往前移動時，叫我一下。」這時是下午兩點五十分。
麥卡林當時已感到情況十分危險，但他認為卡帕已經報導過五次戰爭，可算是這方面的專家，他應能準確判斷危險的程度。麥卡林看到卡帕在吉普車後躲了幾秒鐘，似乎在等交叉火力的間歇點。之後他很快地向公路的前方跑去，當公路向左彎時，他跳下公路到右邊的小溝裡，拍攝法軍士兵在高高的草叢裡向前衝的情形。然後又爬上公路，拍攝法軍士兵雙手抓住卡車等待車隊開動的景象。因為車隊並沒有移動，於是他決定再到溝裡去拍攝士兵，他拍了兩幅照片後，大概是想換一個高一點的角度再拍，但這一幅卻沒能拍成，因為當他爬到公路邊長滿雜草的斜坡上時，踩到了一枚地雷。
當麥卡林和盧卡斯聽到卡帕受傷後，立即跑向前去，他們發現卡帕平躺在地上仍有呼吸，手中還抓著他的那台康泰時相機，他的左腿幾乎已被炸掉，胸前也有一道大傷口。麥卡林叫著卡帕的名字，看到他的嘴唇微微顫動，但是沒有發出聲音。一名法軍士兵攔下一輛救護車，但當他被送到五公里外的戰地醫院時，他已經死了。那年卡帕才四十歲，是第一名在中南半島戰場犧牲的美國戰地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