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製片廠系統(摘錄)
卡爾·拉姆勒、阿道夫·朱克、威廉·福斯(William Fox)和其他獨立人士推翻了電影托拉斯,但也只是組成由自己人緊密連結的產業權力掮客團體——經濟學家稱之為寡頭壟斷。獨立電影公司搬到加州,並創立了好萊塢製片廠,包括環球影業、派拉蒙和福斯。從那時起,好萊塢一直被八家左右的公司壟斷,儘管各大製片廠的排行已多次洗牌。就像電影托拉斯一樣,好萊塢電影公司開始透過公司的控制和風險管理策略,使產業標準化。但事實證明,比起愛迪生和他的合作夥伴,好萊塢更具有韌性。
製片廠的誕生
甚至在電影托拉斯分崩離析之前,獨立電影公司就將電影製作地點從紐約和紐澤西轉移到洛杉磯。獨立電影公司為了逃避愛迪生的魔掌而向西遷移的故事經常被重述,但真正的原因要更實際得多(最早來到西岸的一些製片廠其實是托拉斯成員)。大多數電影仍然利用陽光拍攝。製片廠在佛羅里達、墨西哥甚至古巴等地,尋找冬季時更長的白日;但事實證明,洛杉磯才是最好的選擇。在洛杉磯,製作人一年四季都享受有好天氣,幾個小時內就可以到達各種不同的地點,可前往加州南部的沙漠、海灘、山脈和農場。洛杉磯也是一個沒有工會的城鎮,製片廠可以避免勞工組織產生的費用,至少在電影技術人員根據一九二一年的「製片廠基本協議」(Studio Basic Agreement)成立工會之前如此。所有的製片廠都還是在紐約設有財務辦公室,他們每天都會向這些辦公室諮商,一些電影也繼續在東岸製作,主要是為了利用百老匯的人才。但到了一九二二年,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國電影都在洛杉磯地區製作。
一九一○年代的一些併購,導致好萊塢製片廠的整併。製片廠垂直整合,製作公司納入發行商和連鎖影院,結合了電影製作和播映的各層面。例如,霍金森(W. W. Hodkinson)合併了幾家州際發行商,組成了第一間專門提供劇情片的全國連鎖公司——派拉蒙影業。
派拉蒙吸引了頂尖劇情片製作人阿道夫·朱克和傑西·拉斯基(Jesse Lasky),這兩位製作人新近聘請了一位新導演,名叫西席·地密爾(Cecil B. DeMille)。最終,派拉蒙將其製片商和電影院業者(稱為放映商)納入旗下,共同成為一個強大的實體,足以壓制尚未加入其網絡的放映商。放映商倚賴派拉蒙穩定的明星陣容,還有與百老匯公司簽訂的獨家改編協議,派拉蒙則堅持要求電影院業者只能租下製片廠整季的電影,否則就完全不能租,這種做法被稱為「大宗預訂」(block booking)。甚至許多電影在拍攝之前,電影院業者就被要求承諾租下這些電影,因此必須在未看過電影的情況下「盲訂」。後來,最高法院以違反競爭原則為由,禁止這種大宗預訂的做法,但這是二戰之後的事了。
預算龐大的「A級」電影會在時代廣場的斯特蘭德劇院這類頂級影廳首映,伴隨著現場表演、管弦樂隊和贈品。一段時間後,這些電影會轉到較低級別的影院放映,在那些地方沒有那麼豪華的配套,但票價較便宜。用當時的行業術語來說,電影要「清空」它們的「區」,一部電影可能需要長達兩年的時間,才能跑完所有區,最終在農村的電影院結束放映過程。事實上,在加拿大的一個溜冰場底下發現了大量以前遺失的電影,它們在北美影院巡迴播映結束後被存放在寒冷的地下,並不知不覺地被保存下來。
當歐洲電影業正在重建時,好萊塢製片廠填補了這個空窗期。他們設立了子公司管理國際發行業務,並在歐洲和世界各地的銀幕上播放美國電影。當一九二○年代好萊塢最大的競爭對手之一:德國烏髮電影公司(Ufa)陷入財務困難時,派拉蒙和米高梅對其提供四百萬美元的貸款,以確保這兩家好萊塢製片廠在德國獲得優先發行權。他們將這個新的企業稱為派烏髮梅(Parufamet)。
為了加快國際發行的腳步,許多好萊塢電影都用兩台攝影機拍攝,以製作雙份底片。底片剪接好後,一套留在洛杉磯,用於在美國境內發行,第二套則被送往國際發行中心,也就是倫敦。好萊塢的國際收益持續成長,到了一九五三年,國際銷售額超過了國內票房的利潤。好萊塢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引發了一場危機,許多國家試圖保護其市場,以免被美國獨佔。德、英等國對好萊塢的進口實行配額制,最終,歐洲各國聯合起來,試圖與美國抗衡。在國際聯盟的主持下,歐洲電影運動不只推動歐洲電影,同時也封鎖好萊塢。為了回應此舉,美國成立了國務院電影辦公室,為好萊塢協商更好的貿易協定。一九一八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韋布-波默林法》(Webb-Pomerene Act),允許好萊塢和其他行業在海外合作,不受美國反壟斷法的限制。
一九二二年,電影製片廠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亦即美國電影製作人與發行人協會(the 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and Distributors of America,MPPDA,下稱製作人與發行人協會),由前郵政局長威爾·海斯(Will Hays)管理。海斯和製作人與發行人協會後來被稱為好萊塢的審查者,但在一九二○年代初期,海斯在他的紐約辦公室工作,代表好萊塢遊說國會,而製作人與發行人協會的國際部門則促使全球發行運作更順暢。
海斯還致力於重新定義好萊塢的形象,強調電影在全球傳播美國文化和產品層面上,扮演關鍵角色。海斯一再重複表示:「每一英呎的美國電影,會在世界某處銷售價值一美元的美國產品。」他在其他演講中也聲稱:「電影讓每個國內的美國人,還有國外的數百萬購買者,對美國製品有視覺上、生動的感受。」
諷刺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好萊塢的典型電影製作風格是國際風格。電影迅速傳播,電影製作人透過與全球電影藝術的對話,相互學習。但是當好萊塢主導了世界電影的發行,歐洲國家就開始發展新的民族風格,讓他們的電影在市場上與好萊塢電影有所區隔。一九二○年代德國表現主義電影、法國印象派電影等民族風格的興起,有許多文化、政治和美學的原因。但動機之一,顯然是想找到一種與好萊塢不同,並與之競爭的方式。
回到洛杉磯,新的大亨們改組了製片廠,使電影製作合理化,並將之轉變為可以在工業規模上實現的藝術。電影製作方法當中的許多變化,都是由早慧的製作人:托馬斯·因斯(Thomas Ince)開始的。因斯製作了一九一○年代一些最重要的電影,包括《義大利人》(The Italian, 1915)和《文明》(Civilization, 1916)。他經營一間名為因斯維里(Inceville)的大型製片廠,數年後才開始與其他大亨建立一連串合作夥伴關係。他在威廉·倫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遊艇上慶祝生日的幾天後,以四十二歲之齡辭世,成就也戛然而止。因斯的正式死因是心臟衰竭,但他因赫斯特槍殺而亡的傳言不斷激起歷史學家、小說家和電影製作人的想像力。
在因斯維里之前,電影製片廠傾向由合作者組成自主的團隊,他們提出想法並將加以實現,就像不同的化學實驗室,在同一個屋簷下獨立工作,以分擔管理費用。格里菲斯在比奧格拉夫的工作方式就是如此,他密不可分的製作單位包括攝影師比利·比澤爾(Billy Bitzer)、女演員莉蓮(Lillian)和朵洛西·吉許(Dorothy Gish)姊妹。
然而,因斯維里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高效率系統。因斯同時監督五個拍攝階段。在拍攝每部電影之前,都會有「連續劇本」,鋪排每個鏡頭。有了詳細的藍圖,製片的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更有系統的管理。場景可以不按順序拍攝,演員和其他人員只需在必要時出現在場景中。攝製人員變得高度專業化,因此有了符合經濟的分工。很快地,所有的製片廠都成了電影製作工廠——有時也被稱為夢工廠。
儘管建造製片廠的大亨都是男性,但在早期,好萊塢有許多女性在電影產業的創意和商業部門工作。好萊塢最多產和最成功的編劇不乏女性,包括安妮塔·露絲(Anita Loos)、露依絲·韋伯(Louis Weber)和兩屆奧斯卡獎得主法蘭西絲·馬里恩(Frances Marion)。韋伯的導演事業也很成功,而愛麗絲·蓋伊-布拉切則擁有自己的電影製作公司,據說她執導了超過一千部電影,從一八九○年代的法國短片到一九二○年代的美國劇情片。編劇瓊·馬西斯(June Mathis)成為業內最有權勢的高層之一,在後來成為米高梅一部分的大都會影業(Metro)和高德溫影業(Goldwyn Pictures)、以及後來成為派拉蒙一部分的名角電影公司(Famous Players-Lasky)擔任高階主管。然而,到了一九三○年代,鏡頭後的女性卻越來越少。多蘿西·阿茲納(Dorothy Arzner)是一九三○和一九四○年代執導製片廠電影的少數女性,也是最成功的女性之一。阿茲納的獨特風格十分重要,她為許多大明星創造了強而有力的女性角色,包括露西兒·鮑爾(Lucille Ball)、克拉拉·鮑(Clara Bow)、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和羅莎琳·羅素(Rosalind Russell)。
明星系統
製片廠還透過品牌和一致的敘事,讓他們的事業更加穩定。隨著時間的推移,每個製片廠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米高梅頌讚旗下明星的魅力,該製片廠的廣告部門自豪地說他們「明星比天上的星星還要多」。派拉蒙影業以旗下有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等歐洲性感象徵而聞名,而華納兄弟則專精以城市工人階級為目標觀眾的小人物奮鬥電影。由於許多製片廠旗下有連鎖電影院,並固定與相同的放映商合作,因此他們也有購票者的詳細人口統計資料。
儘管如此,每個製片廠也讓產品多樣化,以吸引口味變化如天氣一般莫測的觀眾們。例如,除了黑幫電影,華納兄弟還讓約翰·巴里摩爾(John Barrymore)演出改編的文學作品。華納兄弟也憑藉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在大蕭條時期的熱門作品,如《第42街》(42nd Street)、《1933年的淘金者》(Gold Diggers of 1933)和《華清春暖》(Footlight Parade)(皆為一九三三年出品),發現音樂劇這個新市場。大多數製片廠也會每年製作一些聲望高的影片,處心積慮提高製片廠的聲譽,即使這些電影沒有獲利。在一九二九年的第一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認可製片廠在商業和藝術方面的表現,將最高獎項授予年度最佳影片和最具「獨特性和藝術性」的影片。
製片廠最穩定的商品,就是旗下的明星。明星在美國電影界一直佔有一席之地。我們已經看到,愛迪生的第一部電影以雜耍明星為主角,希望將現有的觀眾帶進新媒體。後來,獨立電影公司則利用著名的戲劇明星,以吸引中產階級的觀眾進場看電影。
明星代表重複和一致性,抵消了電影製作的不確定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工作室開發了一個系統來製作和控制明星角色,該系統將在電影中保持穩定,並在新電影推出的空檔以宣傳來保持電影觀眾的注意力。英國出生的查爾斯·卓別林在扮演了一連串不同的角色後,演出他最為人所知的流浪漢一角,並在電影進入有聲時代後繼續扮演此角色。流浪漢一角在不同的電影中總是戴著相同的帽子、穿同樣的褲子和鞋子,他總是在工作中失敗,但(經常)在愛情中獲勝,散發出悲愴和堅韌的形象。
卓別林極端投入單一角色雖屬特例,但其他明星呈現的角色也有一致性,卓別林只是更為強化。無論是《北非諜影》中的俱樂部老闆、或是洛杉磯的私人偵探,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都是在扮演他自己。凱瑟琳•赫本也同樣是在扮演凱瑟•琳赫本,無論角色是費城的社交名媛還是紐約的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