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中有五項相互交疊的發展：進步、理性、個人主義、選擇和複雜性，這些都顯示未來思維大約誕生於19世紀中期至末期之間。不過我使用「未來」這個字來形容任何「在我們前方的時間點」（除了前幾秒鐘），但是正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所言，我們對於變化的規則一無所知；沒有所謂「未來」這種事，只有以複數形式存在的「未來群」。說的更具體一點，我們面對的是以這五種變化組合而成的未來，而它們分別以不同方式影響我們的思維。

 

在「緩慢開展」下的未來思維，可以預見的未來在本質上是項「統計」。保險公司會賺錢，是因為他們知道（或者更確切的說法是他們設計的試算表），一名35歲的中產階級男性，在總人口數中死於癌症的機率。不過如果僅是因為「速度」太慢無法追蹤這些變化，問題就會產生。「循序漸進」會讓我們以為事情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改變。我們談及生物演化，但沒有活著的人類實際上看過（或許不會是在活著時看到）進行中的演化。這就是為何人類可以編造各種關於人類如何誕生的理論。

當缺乏證據被誤解成「不存在的證據」，緩慢的變化也掩蓋了許多優秀企業變質走樣的秘密。咖啡連鎖店星巴克（Starbucks）的創立人霍華德．蕭茲（Howard Schultz），針對2007年星巴克陷入危機一事作出以下評論：「星巴克開始自掘墳墓。我們太急於擴張，忽略了經營，並且開始遠離業務核心。這無法怪罪於單一的錯誤決定、策略或個人。毀壞是緩慢、安靜而漸進地，就像一條鬆掉的線，一吋吋解開毛衣一樣。每一次的決定、每開一家店和面對每一位顧客，星巴克漸漸失去當初創立的專屬特質。」

 

知名導演詹姆斯．卡麥隆（James Cameron）在1980年代早期既沒有名氣，也稱不上是個導演。在製作糟糕的低成本B級片《食人魚2：繁殖》（Piranha 2: The Spawning）期間，卡麥隆擔心在電影完工、掛上他名字之前，該片的義大利製作人會解雇他（卡麥隆過去也對其他有抱負的導演做過類似的事），因而在執導《食人魚2》時決定盡力拍完。這件事使得卡麥隆把信用卡刷爆了，最後只好蹲在羅馬的一家旅館的客房前，吃別人留在走廊上的客房服務托盤裡剩下的食物。結果證明了這是個餿主意，來歷不明的食物造成他嚴重食物中毒，躺在床上高燒不止，更使他做了許多狂熱、幾近迷幻的夢。

在其中一個夢裡，有個骷髏機器人穿過火海來找他。卡麥隆在告訴朋友也是電影製作人赫德（Gale Anne Hurd）那個夢境後，對方承諾要在人生的某個階段和他合作一部，以這次發燒時做的夢為故事題材的電影，因此卡麥隆開始叫它《魔鬼終結者》（Terminator）。

接下來的事已屬於電影史。在當年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魔鬼終結者》不能設定在未來，所以卡麥隆讓它跟時光旅行有關。該部電影捧紅了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它不只是1984年最受歡迎的電影，也是有史以來最賺錢的電影。所以我們要怎樣看待這部電影的創意呢？答案是「什麼也不是。」我們只能推論創意會找上我們，至少對某些人來說。有些來自淋浴時，有些出現在發燒的夢境，有些來自放鬆的狀態，有些出現在我們內心緊張的時刻。

我們無法得知這些創意將成為什麼，以及何時會出現。但是它們能夠賺錢、滿足消費者，甚至可以減少流行文化、政治、科學或藝術方面的花費。這些古怪、無法預期的想像片段甚至能夠改變未來。很多好的創意來自創意思維的「神秘黑暗地帶」，它們即將讓整體生活變得更好，例如青黴素，抑或只是讓十五分鐘的中場休息時間更容易忍受，例如手機遊戲「憤怒鳥」（Angry Birds）。

不過也有些創意是不好的。2011年4月，奧斯陸的防災單位在舉行模擬演習時，大家都同意最有可能打擊到挪威首都的，是影響深遠的流感大流行，認為被恐怖主義攻擊的可能性和影響性不大。在三個月後，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以瘋狂轟炸和射擊的方式屠殺了近百人（多數是青少年）。「未來往往比你認為的更迅速和怪異」，商業導向的社交服務LinkedIn創立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曾如此表示。光是為了未來思維這件事，瞭解這種不連續性，正如瞭解上一節所提的緩慢、漸進趨勢是一樣重要的。此舉不是為了讓我們得以「預測」趨勢，而是這些趨勢表明「未來」與其說是「統計」，不如說是「想像力的挑戰」。

 

前面二種未來是大腦的產物。我們不是計算、就是想像「在前方」的某個時間點可能的變化，但畢竟這些只是「心理意象」，只有在描述時間還沒「過去」時，才能保有價值和興奮感。然而，總有一天，這個「未來」的日期或年份會轉至更真實的地方，即我們所謂的「現在」。未來是高貴的、更好、更糟或很不一樣，或許得等到它成為某個星期三的早晨，我們才醒悟到，所有事情都沒有按照我們預測的方向改變或發展。

科技經常產生期待和現實之間的差距。1960年代的人想像2000年時，他們說的盡是休閒太空站、飛行汽車和機器人管家的故事。科技確實帶來了奇蹟，例如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筆記型電腦和更多種類的節能車，但比起人類所「夢想」的科幻都會景觀，它們顯得太過平凡。想像著未來科技時是振奮、可怕、美麗，並且意味著改變世界。在真實世界裡，科技通常是無趣的、無形的，並且容易產生我們認為可以解決的爭論、意見和挫折。所以在未來，人們可能還是會抱怨用「光速傳送」自己到英國斯勞（Slough）辦公園區前，還得排隊等候使用「瞬間移動裝置」和進行「安檢」吧。

 

根據定義，「想像的未來」是我們使用「未來」這字眼時所指的「東西」，因為未來無法存在於大腦以外的地方。無論是邏輯計算，例如2048年的退休人數，或是好萊塢編劇家的構想，未來都是希望和恐懼可以自由馳騁的地方，不受真相、地心引力或繁文縟節等麻煩事的干擾。那是一個夢幻世界，一種平行世界，我們在其中創造某種「效果」；就像撩撥影迷、說服選民，或是幻想擺脫沉悶的會議。

把「在未來」這種話當作是一種影響工具，效果會非常好。過去的事件要求我們要確認事實，並且使用語言或意象引起認同感和熟悉感；而未來的思維只需要灌輸某種有用的感覺。我們經常請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或專家預測將來，然而如果我們尋找的未來不是真實無趣的那一種，而是我們喜愛、害怕，或樂於害怕的場面；那麼藝術家或激勵喊話的體育教練，或許更合適做這類預測。

 

一百年對蜻蜓而言是永恆，但對岩石來說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如果蝴蝶有未來學家會議，那它們會預測接下來三個月發生的事。時間是相對的，而我們以「人為中心」思考時間，會認為一輩子、80年左右很長，1個小時很短暫。

我們描繪某個叫「未來」的東西時，大致默契這一刻必然屬於某個我們、或至少是我們的孫子有機會體驗的東西。因此，未來思維最常見的日期是整數，如二〇二〇、二〇三〇或二〇五〇年。如果是公元四八七二年或一〇三三四年就離我們太遙遠，難以在腦中想像或縈繞。身為人類，我們將自己對「時間認知」視為常理，而無法看見需要花費數千年才會出現或改變的事，例如被風化或被元素侵蝕的高山，或是動物屍骸轉化成的石油。

不同類型的未來反映出一個事實，那就是「超前思考」有著不同的「動機」。首先，是未來思維的「功利」層面。我們能夠藉由勾勒明日世界可能的面貌，獲得可能更賺錢或更有機會的意見和想法。如果企業邀請趨勢觀察家和未來學家演講，這類觀點通常是他們有興趣瞭解更多的可能性。

第二種思考、尤其指談論的動機，是取得「影響力」和「地位」。從巫醫到政治家，未來是一口永恆的井，可以從中挖掘讓人們害怕、爭吵和愛上的所有影像、想法和創意。巫醫本身或是各黨派的政治家，通常扮演其關鍵角色：預防或加速「這種」未來的展現。

人類躲進未來的第三個理由……是為了「逃避」。有時候為了自我逃避，像是一些保證讓你「煥然一新」的暑假計畫浮現腦海。有時為了逃離所謂的「當下」，那個令人討厭、無情、到處是傻瓜的地方。

很多情況下，科幻小說家都是處於不安狀態的，他們創作另一個時空的理由，是為了尋求「免於」受困當下的庇護所。科學家還發現經常思考未來的人，往往比那些不常想的人快樂。

超前思考的第四個理由，即是利用未來瞭解現在。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1984》，其實講的是1948年的故事。電影《決戰猩球》（The Planet of The Apes）場景設定是地球，敘述著我們被當時所擔心的事物擊敗（故事文本結合1970年代電視影集《原子彈》（an atom bomb）和2011年時探討的基因工程）。未來藉由「指出」和「誇張」某些承諾、希望或恐懼，讓現在更為清晰。

我們思考未來的第五個理由是……沒有任何理由。我們就是這麼做：思考它。我們不會問為何心臟會跳動，它們就是會跳。同樣地，我們「超前時間」的思考能力深植於另一個身體器官，當我們「被組裝」時就無法選擇了。

每一刻有其獨特的未來「類型」。每個人的未來「面貌」，在某些方面會不同於別人的想像。所謂單一、明確的目的地：未來，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思想萬花筒」。而現今凝視萬花筒的挑戰是，我們根本無法得知「如何有建設性地思考未來」。如果學校真的希望幫孩子面對現代的社會，難道未來思維不應該成為任何學術課程的必修學分嗎？難道不應該要求所有政治家掌握各種「長遠思考」的複雜面嗎？這不就像我們發明了汽車，卻不喜歡教人開車一樣奇怪？

現代的人需要什麼（從選擇合適的退休金儲蓄方式，到承諾一段長久的關係皆是），和他們有多擅長、克服、處理這些挑戰。其差距造成了「疑惑」，接續引發迷信、宗教信仰，或其他減輕困惑的思想。難怪這些顧問（從精神領袖、江湖術士到退休金規劃師和職業顧問），成為了過去二十年來最快速成長的經濟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