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喪失自主權
你可能沒有意識到一件事：你喪失思考能力了。你我都一樣。其實，我們喪失思考能力的頻率很高，時常一天發生好幾次。每當我們盲目地把思考工作外包給科技、專家、規定去執行，就等於丟掉了思考能力。
小至日常抉擇，如購物決定（網頁依購買記錄產生建議）；大至攸關生死的醫療抉擇（醫療專家提出建言），我們都把思考工作外包。請停下來想想，你最近做的幾項決定：你決定的理由是什麼？是否可能受到了科技、專家或規則的影響？
情況或許如下：醫生指出你膽固醇過高，建議開始服用史他汀類（Statin）降血脂藥物。醫生強調，研究一再顯示該藥具有療效，自己認識的心臟科醫師也都在服用。這位年紀比你小的醫師還透露自己近期也開始服用史他汀類藥物。你會因此服用此藥嗎？
也可能你正駕車前往不熟悉的目的地，而導航軟體建議你走一條乍看之下有點違背直覺的路。學校明明因為昨晚的暴風雪停課了，導航卻顯示小學附近交通壅塞，要你走一條繞行的遠路才能較快抵達。你是否會依照指示的路走呢？
又或者你登入退休存款帳號的網頁時，出現一些問題要你回答，接著建議您更新資產配置。網站根據你的回答，計算出你的風險概況，指出你應該調高股票投資比率。但是，近期股市漲幅不少，金融市場評論員也紛紛提出向下修正的預警。你是否會更改投資策略呢？
以上例子中，專家或科技都提出意見，要你跟隨；有的直接了當，有的含蓄隱晦。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你都把思考工作外包了，允許他人或機器引導你。
這很正常。21世紀既充滿不確定性又十分複雜，讓人難以招架。數據爆炸、選項激增，令許多人一直處於焦慮之中。我們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都希望找到利益最大化、最好的選項，最正確的答案。我們對利益最大化的渴望與「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相呼應：我們相信最佳選項一定存在，但擔心可能會錯過。所以我們一股腦地投入專家和科技的懷抱。這本身並不是個問題，但我們自動地把「決定工作」外包了，而且外包得很頻繁，導致我們的思考能力隨之退化。
我有意在本書各章都闡明一點：如何好好掌控專家和科技對我們思維的影響，是當代最重要的功課，也是艱困的挑戰。要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找尋方向確實令人生畏，但我們已經越來越習慣把決定權讓給專家、科技及規定了。
我要再次強調，這很正常。畢竟，要通曉所有事物的代價太高了，何不信任比我們更了解特定領域的人？聽從專業（涵蓋個人、系統或規定所代表的專業）很合邏輯，而且從成本效益的觀點來看通常也頗合理。
專家和科技不僅有用，而且不可或缺；我們要抵抗的是「不經大腦、盲目地將思考外包給專業」這件事，因為這會對我們的生活福祉、身心健康產生不必要的風險，並限縮我們發揮真正潛力的機會。會出現這個現象，部分是因為專業知識通常會伴隨「狹窄的專業化」。面對複雜問題時，「過度聚焦、思考過於獨立分化」已經產生越來越多問題了（對我們和我們仰賴的專家來說，皆是如此。）
想想六個盲人摸象那則熟悉的寓言故事。盲人各自專注在不同的點上，但沒人了解事情的全貌。他們只在意自己摸到的部位，諸如粗腿、長鼻、尾巴、軀幹，並推論出自己摸到的是：粗壯的樹幹、細長蜷曲的蛇、堅硬光滑且有尖角的矛。六人之中，沒人懷疑自己摸的是一頭大象。
現下，面對越趨複雜的事物，我們的因應方法是更加仰賴專業化；因此，盲人摸象的故事也更切身了。學者專家無法理解相互連結的複雜現象，這已然為常態。綜觀過去，許多人都曾用錯了自身的專業，提出自砸招牌的預言。經濟學家爾文．費雪（Irving Fisher）1929年表示，股市已進入「永恆的高原期」，但幾十年後再回顧，他口中的高原看來更像高聳的山峰。史丹佛大學的生物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在著作《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中曾表示：「餵飽全人類的這一仗完蛋了。到了1970和1980年代，會有好幾億人活活餓死」。最後，且看章家敦（Gordon Chang）在著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裡，如何以具說服力的論述表示中國注定分崩離析。這本書出版於2001年，接下來的十年，中國迅速發展。類似這種例子還有很多。
盲人摸象時，因為太過專注反而受到誤導；同理，專家的思考範圍太狹隘，忽略了自身領域外的發展。費雪教授的經濟學邏輯未能完全掌握「政策可能使市場條件惡化」這點。埃利希教授則低估了促成農業生產力遽增的綠色革命。而章家敦的論述則未完整考慮使數百萬中國人民脫離貧窮的因素：中國的都市化、現代化及全球化。
以上無意指涉專家沒有價值──專家確實有其珍貴之處；我也無意指涉這些預測無用──這些預測扮演了刺激思考的重要角色。特定科學領域也出現大量回歸專業化與聚焦化的趨勢。需要進行腦部手術的人找資深的神經外科醫師開刀，肯定勝過找一般外科醫師。同樣地，需要安排特種部隊深入險峻地形、進行秘密軍事行動時，最好先諮詢經驗老到的軍事專家和指揮官，因為他們深諳影響行動成敗的因素。
我並非主張大家應該懷疑、不信任專業知識、科技或其中隱含的規則。但今日眾多問題相互牽連，需要用整合性的思考方式看待。而且脈絡十分重要，許多專家會忽略自身領域外的脈絡。我們需要的是能以廣度補足深度、能整合脈絡的專業。
然而，產生這些條件的主要機構──高等教育系統──仍然只著重培養領域專家。獨立分化的學院架構持續培養目標狹隘的專家，鼓勵這種文化不斷延續。頂尖大學的招生人員仍特愛「單科特出」的申請人；從前班上人人各科能力均衡，現在班上則人人都是單科特出的明星學生。結果呢，虎媽開始緊逼孩子發展特出才能。現在，想獲得頂尖教育，你必須是市立青年交響樂團或管弦樂團的首席，或是百米跨欄加上丟鉛球的州冠軍。
在這種情境下，年輕學子當志工目的不再是為了幫助弱勢或貢獻社會，而是要讓招生人員眼睛一亮。從前具備多元能力的學子，如今已變成為威廉．德雷西維茲（William Deresiewicz）筆下「優秀的綿羊」，慎重其事地收集成就，卻不明白為什麼，為了達成目的、累積獎牌，不再那麼追求意義和目標了。最有可能成為我們未來領袖的這整群人，不僅被過度引導，而且還被誤導了。
以一個適切的比喻來形容：我們培養了數個世代的人去研究樹皮，他們許多人對樹皮的起伏、型態、顏色、紋理有深入的理解，但很少人明白樹皮僅僅是樹木的最外層，又更少人意識到樹木是森林的一部分。
距今約兩千七百年前，古希臘詩人亞基羅古斯（Archilochus）提出的比喻同樣適用。他寫道：「狐狸知悉許多事，但刺蝟只明白一大件事」。思想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1953年的著作《刺蝟與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就對比了刺蝟與狐狸：刺蝟「把所有事物連結到單一視野上」，而狐狸則「探索事物的連結……無論連結的強弱」。牠們就像專注單一領域的「專家」與探索多種事物的「通才」的翻版。
以撒‧柏林發表這篇文章幾十年後的今天，刺蝟已然主導學術、醫療、金融、法律界，以及許多其他專業領域。具備深厚專業知識的專家一枝獨秀，不斷晉升高位。若想在事業上有所進展，專業化是最有效率的途徑。大家都開始尊敬這些高薪的專家。
不過，套一句棒球哲學家尤吉．貝拉（Yogi Berra）的話：「未來不會和過去一樣。」我們的世界有越來越多連結了，看似不相干的發展正快速且深刻地相互影響。若利息受到干涉，房產價格很快會產生波動，影響當地學校的資金挹注，進而不僅可能造成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還有機會不平等的問題。或者地方再生燃料的新規範影響全球農業價格，進而造成糧食短缺的非洲國家社會動盪。模糊與不確定困擾著我們，但我們每天仍須做決定，從極為簡單到極為複雜的決定都有。在這個科技超高速發展的時代，狹隘的聚焦以及公式化的解方這兩者的優勢正在快速式微。
深厚的專業必須與寬廣的視野互補。若做不到這點，專家面對衝突的數據時，通常就會用高難度的思考特技合理化自己的觀點。想想美國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卸任後承認自己對自由市場的世界觀「有瑕疵」的事件吧。學者和嚴肅的經濟學家教條式地信奉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在這個假說的推波助瀾下，2001到2007年間發生空前嚴重的信貸泡沫。這場全球金融危機顯示，大多時候市場可能有效正常，但也可能失靈失效。
此外，也有可靠的研究指出：通才較擅長駕馭不確定性。賓州大學教授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發現，相較於專家對自身領域的預測，非專家的預測更精準。他的結論是：如果想尋求較精準的預測，要找那種「柏林筆下典型的狐狸。他們知道許多小事，博採眾長，並能接受曖昧與矛盾。」仰賴單一觀點的意識形態會削減駕馭模糊情況的能力。現在這種模糊情況比以往更普遍。
未來總是難以預料，但我們駕馭不確定性的能力已遭到「越發狹隘的聚焦」削弱了。我們越靠近什麼，就越容易相信什麼。用心理學行話來說，我們把自身信念當作錨點，以信念為判斷基準來調整，但調整得並不充分。更白話來說，就是「手上拿著錘子就更容易看到釘子」。專業知識使我們的目光緊貼樹皮，較難察覺到自身觀點有必要調整。我相信，在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域裡，寬廣的視野更勝過深厚的專業知識。
專業化優勢遞減，影響層面擴及個人、企業、甚是國家。由專家群所構成的勞動力相對較不靈活，隨著科技快速發展，他們需要不斷重新接受訓練。就此觀點來看，美國近年著重培養就業導向的技能，實則令人擔憂。企業需要改變，因此擁有多項不同技能的員工較有價值。許多有遠見的公司已經把多元技能設為升遷條件了。一位曾在多處歷練、待過多個職位因而具備分析能力（如基本統計、批判思考能力等等）的專業人士，和具備特定技能的專家競爭時，明顯較具有優勢。
生活在21世紀的重點，並不是要消除我們對深厚、特定專業的依靠，這太不切實際了。但我們可以在深厚的專業與寬廣的視野之間取得平衡；寬廣的視野能幫助我們理解專家的建議有其限制。這代表我們應該要有策略地運用專家與科技。專家的關注範圍或許有限，但我們可以將他們的建議與我們寬廣的視野結合。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很適切的建議，不見得有助於達成我們自己最終的目標。
我們必須隨時主動並有意識地整合專家與科技提供的觀點。每個觀點本來都不完整。只有我們自己能看到事情的全貌，所以整合工作只有自己能做。這個過程就像是專家提供磁磚，而你利用這些磁磚拼貼出屬於自己的馬賽克作品一樣，請別忘了：每片磁磚都只是全貌的一部份而已。我們必須學習讓專家隨侍在側，而非讓他們主掌大權。
某些情況下，將思考工作外包確實合理，但那必須是經過思量後，有意識的主動選擇。如果你還沒看過巴巴．希夫（Baba Shiv）的TED演講《讓出駕駛座有時是件好事》（Sometimes It’s Good to Give up the Driver’s Seat），我很推薦你去看。這位史丹佛大學教授在這場簡短的演講中，描述他和妻子在得知癌症診斷後的處理方式──他們有意識地把治療的一切決定交給醫師。如果你決定觀賞這場演講，請注意一點：他們的思考過程非常有自覺。思考外包本身不是問題，但若是自動、下意識地這麼做，那就令人憂心。
「習慣」是造成我們不再自主思考的原因。我們長久習慣仰賴別人替我們思考，現在似乎是重新思考這個現象的好時機。
請思考以下引文：
一件錯誤的事若長久不受到檢視，看上去就好像是正確的。若有人起身反對，還會激起捍衛傳統的大聲疾呼，然而，反對聲浪很快就會平息，因為時間比邏輯更具說服力。
這是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1776年發表的論說文《常識》（Common Sense）的開頭，他呼籲重新檢視當時英國政府對美國殖民地的統治。潘恩認為遙遠的君主統治應該受到質疑，而非視為理所當然。許多美國人從未質疑過英國國王的統治，純粹只是因為情況一直如此。潘恩呼籲美國人重新審視他們對統治的基本假設，希望他們停下來自主思考，質疑自己為何會甘於盲目臣服於遠方的國王。
潘恩的訊息十分適用於現代，這點仍使我感觸良多。只因為沒人質疑「人們不假思索地把思考外包給專家」這件事是錯的，許多人就相信這麼做是對的。是時候重新審視這個行為，並思考該怎麼做才正確。調整現狀已經不夠了。我們必須自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