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言】那秩序存在於花朵之中
文｜佛克‧米歇爾斯（Volker Michels）
德國編輯，赫曼‧赫塞研究專家及作品選集的重要推手
赫塞於一九零三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鄉愁》，時值二十五歲，那時的他，有八年之久的時間以書店與古董商為業，後來他放棄這些，轉而以作家的身分謀生；工業化與自動化初期的那些年，人們崇尚這樣的進步，並且奉之為圭臬，《鄉愁》則與之相反，這本書將進步的都市化所威脅的自然，以及順應自然法則的生活，如讚美詩那般寫下，出身於這種環境並以此為典範生活的人，如果置身事外，或將受到懲罰。《鄉愁》的主人公彼得‧卡門欽是一個反抗者，他所抵抗的，是「進步」的片面性、環境由陌生機械強制決定，以及生活因打卡機與碼表而加速、單調化與奴役化。拜理性之賜，機械化、工作減輕、節約時間的時代來臨，這些優點受到大肆推崇，而赫塞卻感到不安。因此他於一九零七年去信作家朋友雅各‧夏夫納，說：「機械會幫助人類生活，一些善良自主的人也是，不過，但也會讓幾百萬個無賴輕鬆過活。」當時赫塞對「科技的完美」（腓特烈‧喬治‧榮格語）抱持保留態度，不久之後，它果然在軍事與政治宣傳被濫用，使當時的當權者得以加以運用，造成史無前例的物質毀滅，並操控人民，更別說機動化加速濫墾濫伐，從而帶給環境的惡果了。
《鄉愁》的世界與之相反，成為了鮮明的對照。他以直觀且不帶感傷的筆觸描繪自然，使人想起自己其實也誕生於此，只是我們往往以日常生活的其他事務為優先，從而淹沒了自然的狀態，使它難以發聲。這本書讓自然再度發言，並且讓讀者更夠以感官去知覺，並且感到自己成為其中的一分子，那種歸屬感，昇華自週日散步者對自然的沉迷與感傷狂熱：「許多人說，《鄉愁》是這麼寫的：他們『熱愛自然』，亦即他們並不反感自己時而陷入眼前令人激動的美景。他們走出門，為大地之美感到高興，他們踐踏草地，扯下花朵與枝椏，過不久又丟棄，或是擺在家裡，看著它們枯萎。他們是這樣愛著自然的。假如星期天的天氣好，他們會在這天發自內心、感動地重溫這份愛。」
支持被威脅的弱勢，無論是植物、動物或是殘疾的鄰居波比，在在使赫塞這第一本著作，還有後來的幾部作品成為文學綱領，受到年輕世代與亟欲成長的讀者所推崇。沒錯，就連工業界的代表，如通用電力公司的老闆以及後來的國家外交部長華特‧拉特瑙，他們都曾經讚許過這位年輕作者（如一九零四年《未來》雜誌的評論）：「這位作者對天地萬物懷有深深的愛，多美好！他描寫太陽與雲朵，山巒與湖泊，樹木與花草，以及活生生的一切，透過他的書寫，真誠、感情與思想的心聲是如此熟悉、流暢、清新與高貴。」
拉特瑙在他唯一公開發表的書評中，提出了他的先見之明，他認為赫塞後來的所有創作，尤其是詩歌，都有一種獨特的質地──赫塞的文學作品之所以富有影響力，並不是在於形式或內容的創新，而要歸功於他對於自身經歷的真誠描寫，並且為那些看似熟悉的事物，帶來栩栩如生的新意。
赫塞的書寫與生活經驗融為一體，也與《鄉愁》發表之後的另類生活方式一致。來自巴塞爾的彼得‧卡門欽，移居至尼米孔村（又名西西孔，位於費瓦德湖畔的維茲瑙），赫塞則是在一九零四年與巴賽爾律師之女瑪麗亞‧貝諾利結婚之後，從巴塞爾這座城市搬到波登湖畔的小村莊蓋恩霍芬，那時這裡更顯杳無人跡，居民不到三百人，他們在一間小農舍住下，想依照托爾斯泰、梭羅與英國社會改革家威廉‧莫里斯的理想，「過著一種遠離都市塵囂，與自然連結的簡樸生活」。這些行動，也意味著致力於自給自足、獨立自主，擺脫文明帶來的無數枷鎖與替代性滿足。此外，這也包含了赫塞對原始的強烈渴望：「很可惜地，我從來不懂得怎麼讓自己輕鬆自在地生活。有種藝術，卻總向我敞開，讓我運用──也就是美好地居住在某處的藝術。那段時間，我終於可以自由選擇居所，此後我住的地方總是格外美好，有時住在原始且不怎麼舒適的地方，窗前卻總有一大片獨特且遼闊的風景……如果周圍環境沒有為我的感官提供最低限度的真實素材或風景，那麼我是不可能住下去的。要我住在摩登的城市裡，空蕩蕩的實用建築中，四壁全是壁紙，周圍都是仿真木料，在自欺欺人與替代物當中生活，那麼我很快就會死去。
當時赫塞還沒有自己的花園。因為位於教堂廣場的那幢小房子，空間只足夠種一排窄窄的花圃，他很早以前就在屋前種好了，裡面有一叢叢的花朵與黑醋栗。一九零五年，長子出世，為數不多的房間（那裡沒電也沒有自來水，得從村莊的泉井取水），空間開始陸續被擠壓，而顯得窄小，於是他們在村莊之外的地方購地建屋，一九零七年夏天落成，這幢自己的房子，空間足夠建造一座花園。
那是赫塞生命中的第一座花園。它使得這個小家庭得以長期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同時，他的願望也因此得以實現，早在他還很小的時候，母親就給年方九歲的他屋後陡坡的一畦花圃，讓他種植照顧。對於那座花園與童年的記憶永不磨滅，那時候的他，第一次以遊戲的方式體驗到，各種法則是如何存在於有機的生物、生命的變化、繁茂生長與消逝中，以及花朵、蜥蜴、鳥類與蝴蝶當中。因為這份記憶一直影響著他的創作，直到他最後的詩篇（詳見本書收錄的〈千年之前〉）。因此可以想見，赫塞在自己的孩子們開始能夠感知與接收各種印象的時候，就希望他們能夠儘量地親近自然，先是在波登湖的新花園，後來在伯恩，皆是如此。他的妻子米亞以相機留下了照片，其中有赫塞的四歲兒子布魯諾正拿著玩具鏟幫忙父親翻土的模樣。對此，她在日記中寫下：「布魯諾的祖父送他一些園藝用的小鏟子，他喜不自勝，現在他可以花園裡幫他爸爸的忙了。無論他看見父親做什麼，就精準地模仿，他也一腳踩在鏟子上，把土塊鏟碎──動作相當熟練。有一天早晨，他去找爸爸，說：『爸爸來，小布要鏟土，你來幫我！』爸爸時常在花園裡生火，把各種各樣的垃圾都燒掉。有一回柴薪用完了。這時候布魯諾就飛奔出去，帶了一朵金蓮花回來，說：『你看，爸比，這個可以生火！』」
這種對於園圃的熱愛，使蓋恩霍芬的花園裡充滿了豐饒的田園景緻，以及一叢叢花圃的百花爭妍，共有超過三十株果樹，以及向日葵花田的小徑，讓來訪的人始終津津樂道。其中一位是來自葛拉瑞絲歌[1]鄉下寄宿學校的年輕教師，他在到訪的數十年後，在《洛桑日報》寫道，當時赫塞領著他穿過花園，走上鋪滿沙子的主要小徑，一邊跟他強調：「你看，這條路鋪得非常堅實。沙子底下有優質的泥沙，素材卻不是石頭，而是一層又一層的當今所有德語文學。」赫塞在一封一九四四年九月寫給他小兒子的信中，證實了這個插曲：「我們在蓋恩霍芬有很多的沙子，卻沒有石頭──我把許多無用的書籍與大量的雜誌鋪在那條路面底下。」這樣的作法實在太目標導向，也很不尋常。由於有許多讀者閱讀他所撰寫的書評，因此當時赫塞每年會收到出版社寄來的大約五百本書，給他撰寫書評，其中寫得不好的，他就用這樣「為土地奠基」的方式進行清運。
赫塞在蓋恩霍芬所寫的大部分的信件當中，處處散發著跳脫傳統的興趣，充滿新意與狂恣而少有掩飾。他是這樣自得其樂，面對德皇威廉時期奢華上流社會的階級意識，赫塞用一種簡樸的生活方式來進行挑釁；當同輩知識份子顯得裝腔作勢時，他的簡潔務實則令人不安。當時，在這種厭惡一切誇誇其談的情境下，他第一篇觀察體驗〈花園裡〉則道出了自己身為藝術家，是如何受到園藝之事的激發：「從事園藝的時候，有點像從事創造性工作的慾望與忘乎所以，人們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與意志去耕耘一小塊土地，可以為夏天種出最愛的水果、顏色與香氣；也可以將一小方花圃與幾平方公尺的裸地，種植出一片絢麗的色彩。」
大約是同樣的時代，雨果‧馮‧霍夫曼斯塔[1]在他的隨筆中寫下對花園的看法：「再也沒有什麼比得上依照自己的幻想去建構一塊生氣勃勃的大自然，更能夠貼近詩人的心境了。」他繼續說：「因為園丁所做的，就像詩人豢養語言──他組構字詞，使其顯得既新穎又奇異，同時字詞也第一次賦予了自身的意義與內涵。」
不過，赫塞完成多年來的夢想之後，他那永恆擺盪在定居與游牧生活之間天性，很快地透露了未來的變化。「我很期待第一批從自家花園生長的水果與蔬菜，卻也沒有失去對遠方的渴望。」一九零八年三月，在一封寄往巴塞爾的信件當中，他已寫下這番話。而畫家法蘭茲‧費特[2]，曾經問過他是否也在家裡養蜂，他則因為不喜束縛而否認道：「我沒養蜜蜂，除了貓之外，其他的動物一概不養。我很愛所有的動物，自己卻不養任何一隻──責任太重大了！要不每天都得掛心於牠、照顧牠，永遠無法旅，要不就是得找到朋友託付，代為照顧，然後心生愧疚。」
於是赫塞越來越常去旅行，首先往慕尼黑，他在那裡的一份文化雜誌擔任共同創辦人的職務，然後往義大利，各種演講邀約，帶著橫越德國，往維也納，及至布拉格。一九一二年，他在錫蘭與印尼旅行三個月歸來，決定告別這幢才住了五年的波登湖畔的房子（還有「因為冬天孤寂且漫長」），好搬回瑞士去。
「為了好好慶祝在這裡的最後一個夏天，我在花園裡種了上百株大麗菊、錦葵與丁香花。」赫塞在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他的生日這天，寫信給作家朋友亨利‧沃夫岡‧賽德爾，那時的赫塞不久將遷居伯恩，他不無憂傷地總結自己的生活：「郵差將你的郵件帶到的這個地方，你一定會喜歡，我的窗前有草地與一座綿延幾十公里的湖，房屋周圍被我的農園圍繞，種植著許多大麗菊、太陽花、錦葵與丁香花，裡面還有三個男孩，在覆盆子叢追逐。我在這裡的生活，外在顯得美麗且誘人，不曉得我在伯恩能不能有一半這樣的美？雖然我在離伯恩很遠的市郊租了一個老農舍，有花園與老樹，但是現我對於迄今為止的一切感到無限依戀，遠大過於對新事物的快樂了。」
那是他甫過世的畫家朋友亞伯特‧維爾提的房子，如今他搬進去住。與蓋恩霍芬的房子相較，這裡的花園簡直可以用華麗來形容，它有一口泉井，繁茂的灌木花壇，以及一片橢圓形的草坪，露天臺階可以抵達。赫塞在他的書信與寫作當中，曾經提起他在波登湖的花園非常多次，有關這座花園，相較之下較少提及。一方面有可能是因為這裡的一切都已經規劃好，而且早已底定，讓個體的創造慾少有自由發揮的空間，不像一塊耕地供人自由開墾。另一方面的顧慮是，他搬進這幢已然殘破、亟待整修的維爾提別墅的兩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赫塞在這段期間，提出了許多時評與新聞倡議，那是他人生中絕無僅有階段，此外，他也成立了伯恩戰俘收容所，這些活動在在使他沒有餘暇給自己的私人生活。因此，他在戰前著手書寫的短篇小說《夢中之屋》（以前屋主亞伯特‧維爾提的一幅石版畫作為名）並沒有完成，這部文學作品以更為詩意的方式描述伯恩花園，同時期的赫塞也曾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六日的一封信中提及這座花園，那是寫給住在柯恩塔[1]的父親與姐姐的信：「可惜你們無法到我們的陽臺來看一眼。橢圓形的草坪，房屋南面的牆邊，雪白色的玉蘭花盛開，大片的葡萄藤與紫藤布滿了半圈的屋牆，還有簇擁的丁香花、木瓜海棠，以及其他種類的花朵，花園裡則有五月花與鬱金香。接下來我種下大麗菊，它們還擺在地下室，是從蓋恩霍芬帶來的，這種東西我還有很多，我大約拔下了一百株。在蓋恩霍芬有各種頑強的雜草叢生，讓園藝工作變得勞苦，這邊就不用煩惱這些，土質更佳，不過鳥兒與蝸牛卻明目張膽地把作物吃個精光；昨天傍晚我種下的萵苣，今天早晨已消失無蹤。」四天後，他在戰前最後幾次提及伯恩這座花園的文字，其中一則如下（文字寫在給奧特馬‧舍克的明信片上，他曾邀請赫塞到佛羅倫斯）：「可是，你要一個園丁如何在五月時節放棄他的花園？處處都是雜草，而我還得栽種大麗菊、豆類與黃瓜，還有幫胡蘿蔔播種！實在沒辦法。更大的力量在宰制我們的生活！」
從一次大戰開始，直到一九三一年，花園不再是赫塞的寫作主題了。另一種「更大的力量」不僅摧毀了歐洲的和平，也擾亂了赫塞居家生活的安寧。他的小說《藝術家的命運》、未完成的短篇小說〈夢中之屋〉斷簡，以及幾年後發表的童話〈鳶尾花〉中也可見一斑，在在宣告這種轉變。這些作品，也是赫塞與他的妻子米亞先後接受長期心理治療所帶來的結果。
「他知道美麗的天堂就在這片魔法玻璃牆後面，」一九一四年發表的〈夢中之屋〉，他遠眺伯恩的阿爾卑斯山，「那裡的生命，在天真的富饒之中，顯得美好而輕盈；嫵媚的花朵天真自然，滋養著美麗。而北方，卻是誕生自渴望的痛苦與深淵的掙扎。……他站在北方人那邊，他站在捨棄以及不可饜足的慾望那邊。」五年後，他才順利跳脫出來，越過那片「魔法玻璃牆」，與家人分開，並於一九一九年以「一介衣衫襤褸、褲裝磨損之文人」展開新的人生。「這段時間戰爭開打，我的安寧、健康與家庭全都破滅，我學會用全新的眼光看整個世界，尤其是藉著心理分析治療一起度過時代的苦難，並且透過它來進行重整。」一九二零年一月六日，赫塞在寫給路易‧芬柯的信中如是說。
像從前那樣擁有自己的房子與花園，這種中產階級水平的生活已經不復存在。十二年之久的時光，赫塞賃居於盧加諾湖山腰上的一幢巴洛克建築，生活在那片「高貴的廢墟」當中，這幢建築遺世獨立於一座陡峭荒蕪的公園之上，《克林索的最後夏天》曾有描述，他發展自己的畫家志業，並且在那裡寫作──《徬徨少年時》使他又一次成為年輕世代的作家代表，之後赫塞陸續出版《悉達多》、《荒野之狼》以及《知識與愛情》，為他的作品帶來第三波文藝復興。
直到一九三一年，一位蘇黎世的富裕友人資助當時已五十四歲的詩人赫塞，幫助他建造自己的房子，並且跟妮儂‧都爾賓成為終生伴侶，她擔起赫塞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因為體認到，對於像赫塞這樣人來說，幸福無非就是讓他好好地為自己的事業而活），因而赫塞終於敢於重新在伯恩過著像在蓋恩霍芬時那樣的生活，又有了空間給自己的花園。只是這次的花園，對赫塞而言，不再是為了自給自足，或是為了脫離文明社會、保持距離，而有著稍微不同於以往的另一種功能。
那幾年間，赫塞的眼疾日益加重（一九零一年，因為傷寒觸發淚腺炎，開刀卻失敗），上半部顏面於是有了嚴重的神經痛，因此他急於尋找新的工作韻律，好讓自己的眼睛慢慢康復。在這段期間，畫畫這件事情給了他許多幫助，但即便如此，還是需要眼睛的緊張與專注，幾年下來，比在戶外勞動更加使人疲勞。因此，園藝工作隊他來說，意義在於「保健與民生」，一如他在一九五四年發表的〈復活節筆記〉中所稱：「每當我的眼睛與頭部痛得不可遏抑的時候，我就會需要轉換，而且是身體方面的。這麼多年來，我慢慢發展出一種為了這個目的而發明的勞動，那是屬於園藝與燃燒煤炭的假性勞動，不只是為了讓身體能夠轉換與放鬆，而且也有助於冥想、編織幻想，以及讓靈魂與思緒專注。」
一九三零年七月，赫塞獲得這塊位於蒙塔諾拉鎮南面山上的土地，一萬一千平方公尺的大面積，雄偉磅礡之勢，可以俯瞰前方義大利的湖谷與山巒，若想在這裡建造一座花園，這座葡萄丘陵有些陡峭且布滿岩石，可以想見並不適合。儘管如此，赫塞運用了造園技巧，讓這件事情實現了。
赫塞的座右銘是「運用一點自由，讓大自然的意志成為我的」，這塊地於是由一家園藝造景公司包辦，毋須土地重劃，而是大量保留土地原有結構，加上腐殖質、擋土牆，鋪上階梯與步道，讓這片地可以種植開墾，嵌上泉井、種植樹木，在森林邊緣的數十棵栗樹裝設硬地滾球道。花園的中央仍是葡萄丘陵，赫塞希望最好能把它佃租出去，但是卻乏人問津，於是他只好雇用一位短工來幫忙採收七百公斤的葡萄，此後每都有這樣的收成。花朵、草莓、蔬菜、沙拉與香草的園圃，都被種植在底下的露臺階梯附近，上方窄小的梯臺，則種植著葡萄藤。
由於赫塞是個晚上工作的人，除了信件往來之外，所有與書寫有關的工作，他都會喜歡在下午與晚上的時間完成，「園圃時光」基本上都安排在清晨。他都是怎麼度過這些時光的，在一篇同名的敘事詩中可以窺見一二，那是一九三五年夏天寫給他姐姐阿德雷，祝賀她六十歲生日的作品。這首詩在七月的短短四天內寫成，由數百句六音步詩 行組成，那是從古希臘羅馬時代流傳下來的詩歌體裁，荷馬、奧維德與維吉爾都曾經運用它，在德語文學當中，包括克卜洛斯托克、所羅門‧葛斯納與歌德（《赫爾曼與多羅提亞》、《狐狸雷納德》）也使用過這個體裁，托馬斯‧曼的《孩提之歌》也不例外。
再也沒有什麼比六音步詩行的格律更適合用來呈現愜意的牧歌了，語言的旋律、表達的姿態，呈現出說話的節奏感。同時，赫塞時常將自己的簡樸的田園生活與顯然不合時宜的作為，與汲汲營營的時代精神並置，並且以幽默諷刺口吻讓話鋒轉變，這時，六音步詩行莊嚴的藝術風格於是派上用場。卡爾‧孔恩應該也留意到了，他在新版的《園圃時光》回憶道：「當時的德國，如果要避開眾聲喧嘩與公眾行動，就要使出機巧的詭計，這時候，費雪出版了一本裝幀精美的書籍……書名叫做《園圃時光》，可以說是當今文人所鄙夷的某種文學支流的後裔，這個支流發源於維吉爾的《農事詩》」。赫塞在這本精美的書中，完全傳達了他在盧加諾湖畔山上的蒙塔諾拉的園圃之樂，當時還沒有附庸風雅之士來到這個地方，而是只有葡萄農、園丁與農夫……此外，那頂中間凹陷的寬緣草帽也屬於這裡的一部分，赫塞置身大自然的時候都會戴著它，就像雷諾瓦、塞尚那些偉大的法國風景畫家那樣……不過這段時間，農事文學是如此受到排斥，沒有任何一個作家敢於支持這種從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脅迫下逃避而來的文學。」
赫塞從來不曾迴避這樣的脅迫。他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寫就的）《玻璃珠遊戲》中的另類世界觀作為抵抗，並提出一種教育模式，用以抗拒納粹式的教育實踐，並且非常具有遠見地使用跨界整合的方式使之瓦解。面對被當權獨裁者迫害的人們，他就打開自己的家門，用積極主動的行動參與，幫助上百位流亡者以及無數需要幫助的訪客，提供他們庇護所，給予經濟、諮詢與務實的支援，如協助擔保、鑑定、中介簽證辦理，以及與瑞士外事局斡旋。更不用說那些來自所有難民營與各國的數千封來信，他的回覆都清晰詳實、充滿著利他精神。
面對導致這場集體災難的超級強權，個體所能做出的抵抗儘管有限，赫塞卻竭盡全身之力做到了。在這樣的環境下，他的園圃牧歌於是誕生。這些作品以一派悠閒從容來挑釁社會，從當時到今天都是，它們完全有意識地去延遲一場導致災難的行動主義，並且提醒我們，在紛亂的當代局勢中，彼岸仍有值得我們信賴的自然秩序，「那秩序存在於花朵之中，年復一年，都將回到草地之中，數千年不曾改變，而帝國、王朝與國家終將凋零，在明日化為過眼雲煙。」
當我們去思索變幻中的恆常，我們就會發現，在這個急速奔忙、過度刺激、政治局勢嚴峻的世界裡，有一個重點慢慢浮現，那就是去質疑各種野心，那種「意欲以理念塑造歷史的野心，因為我們的世界很可惜地，就是這樣被慾望與驅力創造而來……最後帶來了流血、暴力與戰爭……因此，在這令人難以忍受的時代，我們應該用寧靜的靈魂來面對世道，而我們行善，並不急於改變世界的風俗，那也是件值得的事。」（園圃時光）
這樣的態度發人深省，並且與路得這類行動派人士的座右銘完全相符：「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也還要種下我那株小小的蘋果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