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我」劇場裡的魔力

親愛的墨利斯：

老師和家長看見現在的孩童和青少年，不分寒暑，無論日夜，成天不是坐在電腦前面打電動，就是沉迷於數位社交網站，往往視之為世界末日的預兆。連續不斷的螢幕畫面使人變笨、孤單、墮落，讓家長憂心忡忡，最後總耳提面命要孩子最好去讀本「好書」。至於什麼是好書，其實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反正一般來說，印刷成冊的東西，名聲總是比電子產品好上許多。二十一世紀老師的寵兒、教育界的偶像，是那些懶洋洋躺在沙發上，沉浸在書籍世界裡渾然忘我的人，手中那本書不需要是歌德筆下的經典，《哈利波特》或者《冰與火之歌》也可以算數。

不過，情勢並非一直如此。現在的打電動和按讚，就等於十八世紀的小說閱讀。在當時，捧讀小說被視為危險的低俗風氣，會蒙蔽理智，引誘青少年性開放，把他們變成胡思亂想的空想家。例如書商約翰．葛歐格．海茲曼（Johann Georg Heinzmann）在他一七九五年一月一日出版的《論德國文學的瘟疫》（Über die Pes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暫譯）一書中，就宣洩了自己的焦慮與恐懼。他在前言中以古德文字體振筆疾呼他再也無法坐視不管了。這個好人認為，讀小說會「在我們新興的世代中推波助瀾散播野蠻的性衝動」。他斥責「閱讀小說」會導致大部分青少年脫離現實世界，「他們整個人被奪走，陷入同胞用想像力製造出來的極端夢境中。」海茲曼覺得那會危害既有秩序，因為這種「讀癮，暗地裡會使人不幸、家庭崩壞，就如同可怕至極的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結果」。他指的顯然是雅各賓派（Jakobiner）的公開處決。

為什麼讀小說？

到歷史裡轉一小圈可發現，人之所閱讀，不只是因為沒事可做，也不單純是因為無聊。自從廣大的社會階層可接觸到印成文字的故事後，閱讀便開始了。今日即使有電視、網路和電玩來分食日益不足的時間，閱讀也一樣在進行。只要眼睛能看，閱讀就不會停止。牛津文學大師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認為道理很簡單：「大多數人閱讀詩、小說和戲劇的理由在於：讀起來輕鬆愉快。這個事實昭然若揭，所以大學裡幾乎不曾提起過。」

把樂趣當做人類行為的基本動機，在一般喜好連篇累牘的文學界，尤其是德國文學界，完全不受重視。過去的學者也好，現在的專家也罷，都只關心時間結構、隱喻手法、人物刻畫，或者只管分析語彙、統計語義種類。但是，促使作家寫書、讀者看書的動機，正是參與他人生命中的迷惘糾葛、殷殷期待、成就失敗，而能夠帶給讀者樂趣的這一點，卻完全不受他們青睞。書籍內容是杜撰或者說是低等的想像也行，對讀者來說無關緊要。畢竟天下事無奇不有，什麼都可能發生。

我們讀過的內容往往會神祕地嵌入記憶中。我還清楚記得《蓋普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一書中的護理師珍妮．菲爾斯，清楚得彷彿昨日才讀過此書。珍妮不想嫁人，因此利用了一個不省人事的士兵，使他勃起射精，「借種」生下了兒子蓋普。後來，蓋普的妻子在口交時咬掉了婚外情對象的陰莖，因為他們的車就停在蓋普正飛速轉入的大門車道上。

即使不是如此，那麼隨著一聲巨響，兩車撞毀、男性生殖器斷裂、家庭破碎以及蓋普的生活天翻地覆，仍舊營造出又悲又喜的奇怪感受。任何人都會覺得驚愕、噁心、遺憾、情境幽默，但專業的分析家顯然不包含在內。湯馬斯．安茲（Thomas Anz）在其《文學與樂趣》（Literatur und Lust，暫譯）一書中，也提點了這類研究上的盲點。

古希臘時代的哲學家伊比鳩魯（Epikur, 342-270BC）不就提過，萬事萬物的價值，主要是由樂趣與痛苦所決定的嗎？他認為人應當擺脫痛苦恐懼，消除沒有樂趣之事。也因此，這位哲學家後來在基督教昌盛的時代受到猛烈抨擊。此外，古羅馬詩人兼哲學家賀拉斯（Horaz, 65-8BC），在他深深影響後世歷代作家的著作《詩藝》（Ars Poetica）中寫道，作家的任務是提供幫助或帶來樂趣，或者是「說出對生命既有用又好玩的事情」。就連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也強調嬰兒會遵循的享樂原則。這位長期在維也納執業的作家與神經病學家認為人類會避開不快，尋求樂趣。

我們之所以閱讀，當然是出自樂趣了。難以消化的專業書籍不算在內，不過這類書也流傳不廣。但是，即使認知到樂趣為閱讀的原始動機，仍舊幫不了我們。為什麼閱讀很好玩？為什麼會產生彷彿咬下一口甜滋滋巧克力的愉悅感？甚至可比擬美妙的性高潮、激情愛撫？聆聽故事、閱讀故事，甚至是自己講故事，都同樣能夠引起類似的雞皮疙瘩！

敘事具有生物學上的優勢嗎？

我們意外來到了生物學的領域。一般來說，科學家和業餘研究者不會試圖從生物學的角度，來尋找樂趣問題或美學問題的答案。文學歸屬於文化範疇，這樣的分類在我們當今的語言用法中至少是有缺陷的，因為文學是可有可無的；若有必要，可以拋開，資金要用在遺傳學的研究上。文學是種奢侈品，在貧困時代並非必要的享受。不過，這種觀念徹徹底底是種迷思，其歷史大概比文藝復興還要久遠。

正如同上一章所述，去報導或描述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不僅是人類最古老的行為模式，也是人之所以為之人的原因。即使在最無助、最絕望的黑暗時代，人也沒有放棄敘事。敘事不是多餘的累贅，也不是隨便可以放棄的，頂多是看似如此罷了，因為它始終自然而然地存在我們周圍，就像呼吸的空氣一樣。回顧歷史，我們甚至反而會發現，在最險峻的年代述說的故事最多、也最富有創造力。況且，人特別愛聽的不外就是艱困的故事了。

在早期，語言──基本上指的就是敘事──是群體生活的產物，否則語言除了用來交換同伴的性格特徵、意圖與心情，還能有什麼好處？當然，糧食的訊息也十分重要，或者哪裡有水源，哪兒預期會出現野馬，哪種捕馬的策略最有效等等。但是，以往和現在，敘事的首要功用是調節群體中的複雜關係，如誰下命令，誰執行他人決定之事，誰看顧營地，誰一同外出，誰的情緒如何，以及誰有攻擊性必須小心翼翼對待？

敘事能削弱攻擊性，能像八卦閒聊一樣建立連結，就如同猩猩彼此間的理毛動作，只是效果更大。因為人可同時對許多同伴說話，但是猩猩一次只能幫另一個猩猩抓虱子。

敘事能凝聚群體，不管是在營火旁或走在前往水邊的路途上都可以。誰的故事比較好聽，或說得比較出神入化，就愈有能力組織更大的群體，建立眾多社群與各類工具傳統，甚至能夠傳承千年的重要文明。霍皮印地安人（Hopi-Indianer）的諺語說道：「說書人即治世者。」敘事能夠娛樂人心、讓人快樂，其實只是額外的效果而已，人之所以喜歡敘事，其實是在做一件生理上重要且有益我們的事，至少在數百萬年前曾經如此。如果我們連對生存具有重要性的事都沒興趣做，那可就不妙了。

當然，這種敘事是數百萬年來的長期傾向，以及在這段漫長時間內顯露的行為模式，而非個體的行為。人或許可以拒當父母；決定不再進食，例如出於政治考量進行絕食抗議；甚至是看不見生命有何意義時，選擇自我了結。

但是他們也能放棄敘事嗎？或者說，有人自願放棄過嗎？若有人反駁，認為僧侶有時不也禁語不言，甚或長久不語，那麼他應該知道：僧侶只是不與同胞言語，卻非拒絕與自己或神溝通。

因此，在敘事這個版本的編年史上，所謂的書蟲或說書人，並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缺乏堅韌毅力逃離獅子的弱者，而是懂得察言觀色的專家。他們多年來浸淫在人我共存的問題之中，苦心思索，然後將自己的觀察與知識說給同族人聽，或者記錄下來傳給後代子孫，使其從中受益。因為數百萬年來，人類的重要環境並非惡劣粗暴的大自然，而是自己的氏族，所以人類需要懂得設身處地，多方考慮不同的動機與性格，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此外，還要認清自己在錯綜複雜的組織中的位置，最好還要掌握自己未來的計畫。